按：张铭，山大政治学教授（现已退休），对保守主义思想素有研究。译有《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欧克肖特著），著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等。本文摘自其《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4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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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一般人通俗化的认识中，“传统”大体上是一个“完成时”，是业已发生了的“既成之物”。这样的一种认识，应该说具有自己的认识论基础。毕竟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之上的。在这一世界观中，主、客体是绝然两分的、相互对立的。客体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纯客观”性质，而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对客体只是作一种“摹写”，只是一种“反映”。因而，在这种认识看来，作为我们认识对象的传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外在于认识主体的“既成”客体，它“客观”地、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严格地将主、客体两分的认识论，从“客观存在”这个角度来看待传统，那么，传统的确具有“既成”的特点，而认识传统也只能是对这一客体对象的一种被动性的“反映”。
然而，认识论在今天的发展，已很难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在认识中将主体与客体作如此对立性的两分。相反，今天的认识论所坚持的，是把认识看成为由主客体互动而形成的一种带有稳定性与可重复性特征的耦合过程，认识既有它客体对象性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主体建构性的一面。由此出发，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观：会认识到将主客体相对立、相割裂的做法的局限；会发现，作为“纯客体”的传统，如果不通过人们对它的认识“建构”，它就进入不了人们的认识领域，就不会有任何的“属人特点”，就会成为与我们没有任何认识互动关系的悬置物。因此，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所谈论的传统都只能是进入我们认识中的、一定会带有被“建构”特点的传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说，撇开传统所具有的“属人特征”及其“建构性特征”而去谈论传统的“纯客观”属性的做法，除了为将主客体割裂开来的机械决定论世界观张目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积极意义。
传统所具有的这种“属人特征”与“建构性特征”一经揭示，那么，它显然就不再是一种远离我们现实生活与鲜活生命的“既往性存在”；而是一种必然与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密切联系的“互动的生成性存在”；一种不仅需要不断去“对话”与“诠释”，而且也会因这不会止息的“对话”与“诠释”而直接参与到塑造当下与未来社会的过程之中，成为对于当下与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解释性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与传统的持续性互动中，既形成一种规定发展的“路径依赖”，又不断“推陈出新”，在漫漫征途中生长出摸索的“文化触角”，试探性地前进。以为传统只是一种僵死的过去，只是愚昧与落后的象征，只是一堆人们最好快快丢弃的垃圾，那是启蒙理性留给我们的极为沉重的思想遗产。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正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陷入了对自己的唯一生存基础进行疯狂诋毁与破坏的悲剧之中。这种把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看法，以为现代化必须要以牺牲乃至破坏传统作为前提的看法，使我们这个民族百多年来遭受到了无可挽回且遗患深远的文化“自残”。在这样的一种眼光下，我们也许可以说，真正阻碍中国现代化事业展开的，正是这种把传统与现代化绝对加以对立化的激进的理性主义思潮。
（二）传统的“发现”与生成
认识到“传统”一定会具有自己的“建构性”特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由此才能明白，任何被“描绘”、被“揭示”、被“主张”的传统都具有自己的时代性特征与主体性特征，都会被整合进一个时代特有的“意义世界”之中，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时代建构自己政治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而“传统”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被描绘”、“被揭示”、“被主张”与“被整合”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告别主客体分离论强加给自己的历史尘封，显现出自己鲜活的生命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传统绝不是一个既已发生的历史性存在，而更是一个业经诠释、并有待人们不断去展开对话、解释与“挖掘”的“文本”，是一个存活于并不断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下”。
传统所具有的这种建构性特点决定了，它将在与人们不断的“对话”和解读过程中，把历史、当下与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个时代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体系的建构所具有的历史性和统合性特征充分地体现出来。因此，任何对传统的特定看法，都不过是主体建构的一个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宣布自己的绝对性与终极性，不可能垄断与封闭人们对于传统的不断解读。认为传统会有一个终极式的阐释版本，那是一种武断。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传统的解读与对话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将伴随人类之始终，而传统也必然会在与人们的不断对话与解读中延续、发展与丰富自己。
传统所具有的这一建构性特点还决定了，在对传统的诠释与发展中，诠释者的眼光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如果传统的诠释者不甚了解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能精确加以控制的复杂大系统，不甚了解那些处于“底线伦理”之上的抽象真理的成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背景”而不可能真正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不甚了解传统是我们应对时代性大挑战的唯一凭借，不甚了解传统是根本无法隔断而总会有所传承的，不甚了解激烈的反传统做法其实并不能使人们挣脱传统而只会更深地陷人们于传统的糟粕之中；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意识到传统不仅无法摆脱而且还是人们应对时代新挑战的重要基础，就不可能看到悠久的传统背后必然会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应变弹性，就不可能挖掘与发展出可以用来应对新挑战的本土化形式。
由此看来，传统作为一个“文本”，是一个人们与之展开无尽对话的对象，也是一个通过与不同人们的对话而不断展现自身内涵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生成之物”，而人们也正是在这种延续的“对话”与“解读”过程中，去不断地“发现”传统，并通过自己的“诠释”去推动传统的“生成”，通过与这种“诠释”密切关联的“实践”不断使传统推陈出新，不断显现出传统面对各种挑战所具有的应变活力。
当然，传统的这种“建构性”和“生成性”所反映的只是传统所具有的“应变”或“变异”能力，而这种“应变”或“变异”能力所提供的也只是一个社会不断展开“试错”的可能。因此，传统通过人们的解读与诠释而形成的这种“应变”或“变异”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成功应对时代新挑战，不能用自己的存在来说明自己的合理性。但是，传统正是依靠自己所具有的这种持续“应变”或“变异”能力，为一个社会在面对全新时代挑战时提供进行不断“试错”与“自新”的能力。而传统自身的不断“生成”，也只有在能为成功应对全新时代挑战作出持续贡献时，才会通过历史的严酷筛选而得到历史的最后垂青，才会成为一种新的内涵加入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总库之中。
延伸阅读：
理性主义时代对传统的冲击 | 张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