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到吴三桂，《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对人性以及管理的启示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了明朝最具代表性的七个人。作者张宏杰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写作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不仅仅娓娓道来，行文生动多彩，最最难得的是，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人性，对历史事件，对文化剖析背后的原因，背后形成的机制和动机，张宏杰以他深入的见解，让历史人物和故事读起来有趣味，有深度，发人思考。

社会才是结结实实，刻骨铭心的百科全书。朱元璋十多岁的时候父母俱亡，兄弟失散，最后连赖以栖身的寺庙也破败凋零无法容生，他开始走上社会，四处乞讨为生。书中这样描述：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向西走到河南。随后几年里，他相继流浪到信阳、汝阳，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豪县，又向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川。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乞讨的路上品尝到多少常人无法体会的饥饿、孤独和艰辛。好几次他差点命丧虎狼之口。在许多城镇他和乞丐打过架，有时候他也加入当地的丐帮一起设局骗人，在实在饥饿的时候，他还做过小偷，还有更恶劣的行径，抢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甚至盗过墓。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世相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各种人打交道，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说，“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知人的本事，相当程度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江湖奖励勇敢和果断，淘汰懦弱和被动。随着一次次与死亡擦肩，主动冒险成了朱重八性格的一部分。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朱元璋从小的经历让任何一个正常之人都不免生出恻隐之心，虽然坐上皇位之后其人杀戮无常，心狠手辣。但是年少的经历可以想象生活如一块滚烫的烙铁把他炙烤得体无完肤。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徒步穿越成千上万里的行程，其中遇到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惊心动魄，一般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但是，如作者所言，江湖奖励胜利的生存者，在残酷的苦难和磨砺之下生存下来的人，才有可能蜕变和升华。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苦难和伟大的成功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历经苦难不一定成功，但是要成功却一定要尝遍苦难。就像歌词唱的一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对一般普通人来说，苦难可能是灾难，一个巨浪打过来，你没坚持住，一下就一蹶不振了。但是对坚韧顽强的人来说，苦难却是他人生旅途上的财富，在苦难之中生存下来，活下去，往下走，甚至最后再崛起，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强大。冯仑在《伟大是熬出来》当中有一段妙论：一个男人，经历了四堂课会变得成熟。但是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能设计的。比如说，无罪被抓坐牢一年，知道了什么叫是非；离异无子知道什么叫爱恨；癌症误诊知道什么叫生死；被疑似非典知道什么叫委屈。你知道了生死，爱恨，委屈，是非，你这个男人就丰富了，经历的痛苦越多，这个男人就变得越宽容，坚强，睿智，勇敢，幽默。

朱元璋的经历还告诉我们，社会一定是残酷的，更是个大熔炉。它能让懦弱者变得坚强，让幼稚者变得老成。在那个贫乏落后的年代，人们的基本需求甚至就是生存，要想生存下去，就要竞争，要冷酷，坚强，勇敢。在今天的社会，人们的需求是生存得更好，有财富，有尊严，同样，这也需要去竞争。朱元璋通过三年的流浪让自己从一个单纯善良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坚韧顽强的野兽，为他后来赢得万里江山打下了人性上的基础。

透过社会这本大书，需要我们要学会看透世态，看透人心，如果知恶而不为恶，是有大定力大智慧。但是，一个人如果固执己见，不会变通融入社会，反而走向极端让自己处处制肘，寸步难行。同样是张宏杰写到的两个人物，形成一正一反的对比。第一个是海瑞，一生刚正，在他那个时代几乎与整个官场为敌，与身边的所有人为敌，结果坎坎坷坷，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大抱负和大理想。但另一个例子则是曾国藩。张宏杰在《曾国藩：意志力的化身》一文中指出，曾国藩开始为官的时候也是自视清高，看不起各地官员，结果把自己搞得非常被动，军饷都得不到保障。经过几次重大打击，被皇帝削权三年之后他再次出山的时候彻底醒悟，“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大明王朝的皇帝基本上个个堪称变态，朱元璋暴戾无度，杀人如麻。为了确保他的子孙顺利接班，老皇帝几乎杀光了所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老，一场屠戮动辄成百上千人。但是最后他没想到的是，祸起萧墙，自己的儿子跟孙子争起皇位。朱允炆是个仁义皇帝，朱元璋寿终正寝，大臣们都暗自高兴，老皇帝的残暴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是天下之幸。仁义是仁义，但是少了魄力和睿智，刚上位搞削藩，却又拖泥带水不能一击致命，反而给了对手口舌和机会，最后功亏一篑，让叔叔燕王夺了权力的宝座。

张宏杰在《权力的奥秘：朱棣》一文中把永乐皇帝对权力的运用之术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朱棣比他老子还残忍，诛十族就是他的发明。对于臣下的管理，朱棣和朱允炆完全不一样，张宏杰有这样一段论述，堪称如秉烛夜照，照亮了人性的幽暗面：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正面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天地，造福于民。结果，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正如马氏所说，人民宁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

好一句“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人类社会，几千几万年形成群居的共生关系，从部落到国家，大大小小的组织，社群，不断构建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让一群人对另一群人臣服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战争，杀戮让人类社会从混乱走向和平，再由和平又变得混乱。朱棣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对人性的了解洞若观火。暴政与仁慈两相比，我们几乎可以窥探到人性当中的丑陋面：惩处比恩德具有更强大的压服力，更易于管理和统治，更好地让他人产生想要的行为。在管理领域，1960年，心理学家麦格雷格提出X理论和Y理论，认证有人性善恶之别所带来的管理不同。由历史的例子延展开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断：X理论更站得住脚，大棒比胡萝卜要使用的更多。

再来剖析人性。任何人的本能是自利的，马斯洛指出，人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生存，当人的生存面临威胁和挑战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恐惧，而恐惧感能让人爆发出巨大的行动力。在古代，生存需求可能是活着，在今天的时代，生存需求则是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生存条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为生活所迫，感觉到自己无法在社会立足的时候，他同样会产生巨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进而激发出巨大的行动力来改变现场，消除危机。

生在职场，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如果一个人始终深深地害怕自己失业，始终深深地害怕因为工作做不好而被惩罚，他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甚至能把事业做到辉煌。作为一个普通员工，要有焦灼感，焦灼感是恐惧感的延伸，焦灼会让人坐立不安，会时刻让人备受煎熬，让你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快速给出最后的答案和真相。焦灼感之下，行动力就来了。所以，难怪那些大人物企业家一天到晚叫喊，我们的企业离倒闭只有一个月。任正非始终思考的问题是《华为的红旗还能抗多久》，《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马云，比尔盖茨，李彦宏，张瑞敏等等时刻不忘给企业的每一个员工灌输危机意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曾国藩讲过一个名段子，领导人的管理风格有三种：不忍欺，不敢欺，不能欺。善良仁义的领导人，下属不忍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下属不能欺；而威严的领导人，下属不敢欺。哪一种管理者更有效率？既仁义，又精明，还威严，当然最好，能带好整个团队。如果三者当中让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个人以为，作为领导人，“不能欺”似乎应该是必备项，至少要懂，让下属欺瞒不了你。但是，领导人也不是千里眼顺风耳，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一清二楚，尤其当企业做大之后。当不懂不明白的时候，管理还是威严一点更好。

海瑞的一辈子，让人敬畏，让人心酸，还觉得有些戏谑。这个人，基本上可以认定，他的生命里已经彻底抹杀了自己，抹杀了一个正常人对世俗所有的欲望，不为钱财，也不为权势，在他的生命里只剩下自己服务的帝国，效忠的君王，只有道义。最有名的莫过于那一段：海瑞做好棺材，上书骂皇帝说，天下人认为陛下你不是个东西已经很久了。这成为海瑞忠义、刚直最具代表性的壮举，是他对皇帝陛下恨铁不成的极端表现，也是他对帝国胆大包天的责任心。无论如何，为国为民不为己，不为恶，虽然一辈子没有做出扭转乾坤、定国安邦的大业绩，同样值得后人敬畏。

但是他固执，苛刻，偏执的方式让人觉得心酸又滑稽。他的清廉、刚正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容得下他，没有人能与他合得来。几乎所有的官僚们都害怕他，之于官场和他那个时代，海瑞似乎成了个符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皇帝既不敢杀他，也不敢废牍他，却又很难重用他。杀了他要落下个杀清官的骂名，重用他又会不断地接到各种各样的弹劾。所以海瑞就成了刺猬，成了被供着的神，皮球一样被官僚组织组织踢来踢去。海瑞一辈子就在极端的孤独，起伏不定中度过。悲哀的是，海瑞的家庭生活，张宏杰在《偏执症患者：海瑞》一文的末尾写到：

海瑞是单纯的，透明的，然而他的姿态太单调了，因而缺乏美感。海瑞前后娶妻多次。他对妻子和女儿感情冷淡，令人难以忍受。海瑞早年娶妻许氏，生了两个女儿，被海瑞休了。第二个妻子潘氏进门不到一个月，又被赶出了家门。第三个妻子亦在盛年之时在情况暧昧下暴死，而此前，他的一个妾自杀。海瑞的妾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其“九娶”的原因，是出于孝道，为了生一个儿子，可惜到死，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海瑞对孩子教育严厉。他对自己的女儿从小就进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一天，他见到五岁的女儿在吃饼，就问是谁给的。女儿回答是小童。海瑞大怒，“女孩子怎么能吃男仆的饼，你饿死吧，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女儿！”这个小女孩竟也如此倔强，竟然真的从那天起不吃东西，家人百般劝解也不管用，终于在七天之后活活饿死。

最后一段戛然而止，作者不置一词，以海瑞五岁女儿之死作为通篇文章的结局。张宏杰别有用心，他似乎是想用最后这个故事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和解读，海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个正面的神，还是个心理扭曲的妖。反正我读到最后这一段，无限震惊。海瑞为自己之名，因一个无足轻重得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让自己五岁的女儿活活饿死，堪称恶毒。虽然家人百般劝解，但我想，以海瑞的“刚”，一如他的“刚峰”之号一样，我相信作为父亲的他肯定没有亲自去安抚和劝慰一下自己这个五岁的小丫头，以致其死。由此也足见海瑞为人，偏执得近乎变态，为官处世已经很难友善人缘。

说海瑞无情却也不尽然。海瑞骂嘉靖皇帝不是个东西之后，被投进牢狱，日夜等死。一天，狱卒给海瑞送上一席丰盛的酒席，海瑞以为明天要行刑了，神态自若，大吃一顿。狱卒问他，知道为什么送你酒席吗？海瑞说，想让我当饱死鬼吧。狱卒说，NO，皇上今日驾崩，先生要出狱了，而且早晚会被大用。海瑞听闻，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海瑞既然大骂皇帝不是个东西，为什么听到皇帝驾崩又如此伤心，痛哭不止呢？张宏杰写到：

以海瑞六品之微，可能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哪里来的深厚感情？以至于哭昏在地。随着对中国士人心理理解的加深，我理解了海瑞。君为政本，君臣重于父子。旧时代士人对皇帝真有一种如父的感觉。忠君观念的进一步演化，变成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恋君情节。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海瑞怒皇帝的无道是真实的，哀皇帝的崩也是真实的。在海瑞心理，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标，他无条件尽忠的对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对待臣子，从伦理上讲，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欢喜承受，不应有丝毫怨言。

是什么机制养成了海瑞这样神一样的存在？自然是儒家文化。时至今日，儒家文化对人类的发展是精华还是糟粕，依旧争论不休。就像海瑞，他既忍心让自己的小女儿去死，又对皇帝的驾崩恸哭，有其忠义亦有其残忍的两面。儒家文化也有正反的两方面。它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净化了社会伦理，引导人如何养成忠孝节义的社会价值，却又禁锢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真实、人性的一方面。

儒家文化的本质，是要教导人们如何形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对待他人，与他人相处，包括与君主、臣下、父亲、子女等等。核心概念“仁”是要爱他人，善待他人。“礼”是要敬畏和尊重他人，不要破坏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于是有的人，认为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了人性，成为禁锢，成为封建教条，成为吃人的礼教。这纯粹是夸大其词，污蔑儒家。没有良好的关系，没有诚信，忠义等等，人类社会岂不成了动物世界。也有人说，儒家的关系只有下对上，卑对尊的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这也不尽然，古时候的君主对臣下，对百姓的态度同样被儒家伦理束缚得很多。所以，儒家的关系，是互相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而企业管理的本质，说到底也是在企业内部如何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员工与员工、员工与上下级的关系。员工的服从和忠诚能给企业带来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企业的管理管理制度是僵化的，并且需要形成较大的监督成本，而深入人心的文化则能让员工自动自发地热爱和忠诚，降低管理成本，放大了管理效能的触及半径。儒家文化在企业内部的落地，能教化员工，建立良性的而且互相对等的关系。控制企业和员工互相不信任，互相犯错的冲动和成本。 

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吴三桂，来自于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周星驰演的《鹿鼎记》，其中吴三桂这个傻王爷被韦小宝狠狠地捉弄。第二个版本可能大家都听说的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因为李自成抢了他的女人陈圆圆，所以调转马头，降了多尔衮。由此，吴三桂叛徒、汉奸的名声让他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实际上，吴三桂此人仪表堂堂，忠勇有加，而且打仗很有头脑，绝非一般人物。据书中记载，十六岁的时候，吴三桂和他老爹都在他舅舅祖大寿的军营里当差。一天，他爹带着一对人马出城例行巡查，不想离城十几里的地方遇到清军伏兵。祖大寿在城墙上眼巴巴看着干着急，却不敢出城营救。十六岁的吴三桂乘着祖大寿不注意，带着二十多名家丁出城，杀入四万多满洲兵的重围之中。多尔衮本想引诱明兵出城，没想到来了支小分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是吴三桂确实勇猛，也许多尔衮想放他们一马，十六岁的吴三桂硬是把他爹救出了重围。此举让少年吴三桂名声大噪。此后，他中武举并一路高升，二十八岁做总兵，三十一岁做辽东提督。

年轻的军官吴三桂，是大明王朝继袁崇焕、洪承畴、祖大寿等人之后的中流砥柱。但当时的明朝已经糜烂而不可救，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在这样的乱世，作为朝廷手握重兵的大臣，是宁死不屈，与国同殉报效皇恩，还是顺应潮流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环境，考验着当事者的智慧和道德。

张宏杰在《无处收留：吴三桂》一文中，这样描述他投降多尔衮之前的心路历程：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松锦陷落之后，大家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洪承畴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他将和苏武、岳飞、文天祥一样享受后代崇敬的眼光。崇祯皇帝甚至在北京已经为洪承畴设立了祠堂、设立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投降了。一夜之间，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快了。还有舅舅祖大寿，他和吴三桂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赫赫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常常会陷入外部形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

人生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确实无比艰难。张宏杰似乎着意剖析吴三桂降清的最深层次动因。明末的朝廷已经是个极度昏聩无能的管理机构。袁崇焕、洪承畴都是军事能人，在辽东抗清颇有成效，无奈朝廷一次次怀疑，不信任，催逼，瞎指挥，直接断送了前线有效的军事战略部署。李自成攻打北京，吴三桂驰援，他深知，即使赶到北京也无法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甚至有可能自取灭亡。所以他磨磨蹭蹭，眼看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煤山自尽。他想投奔李自成，归顺的路上却听说自己的女人被李自成赏赐给了手下刘宗敏。一怒之下调转马头，将山海关让给了满清多尔衮。接下来的岁月，吴三桂替大清朝东征西讨，平定天下。

《无处收留》这个题目用得好，生于乱世，无处收留，何去何从，就像个时代的弃儿。吴三桂是忠是奸，自有历史评说。但是一个微小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潮中被无情地裹挟来回撕裂和碰撞，境遇可谓唏嘘而坎坷。十六岁的时候敢带着几十个家丁冲入重围杀敌救父，中年的时候因为喜欢的女人调转马头，可见吴三桂确实是个热血冲动型性格的人。

任何一件伟大的事情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头，有果必有因。就因为一个女人，满清人轻而易举得到了攻打多年拿不下的山海关，甚至整个大明的江山。对任何人来说，人性都有极其脆弱的一面，再坚强勇猛的人也有他的弱点，有他不可以被触碰的地方。这也可以看做是每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表现。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自我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人，你觉得理所应当，别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此事不值一提，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十分重要。道学家而言，道义和忠孝重于生命，为此可以尽忠去死；但是对情种来说，一个女人却重于所有的名声和江山，脑袋一热可以背上千古骂名。

说吴三桂有错吗，也不尽然。就像《拯救大兵瑞恩》所要表述的主旨一样，一个人的生命是生命，十个人的生命也是生命，为了救一个生命可以牺牲十个生命，没有孰轻孰重。同样，保护不了深爱的女人是枉为男人没有尊严，投敌叛国也是枉为男人没有尊严，哪一个更没有尊严？吴三桂的答案和别人都不一样。

中国历朝历代，成功的帝王之学一定需要娴熟应用两套价值体系：在对他人的人性掌握、管控和竞争之时，少不了“厚黑之道”。而在对整个社会体系的价值构建和驾驭时，少不了儒家思想。无论厚黑之道还是儒家思想，个人认为没有孰优孰劣，孰对孰错的区分。我们所要考量的是，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这两套价值观体系提供了多么重大的理论依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也许有人会对厚黑学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黑暗伎俩，恰恰错了！无论人，草原上的动物还是植物，任何一种生物，只要成群，就一定有竞争，只要有竞争，就一定会有胜负，获胜的一方可能因为能力，可能因为技巧，但取得胜利的本质是对失败者的剥夺，这本质就是一种狠，也就是所谓的黑。所以，在任何的竞争当中，想获胜就要有坚忍不拔的志气（脸皮厚，心态厚）和战胜对手的勇气（心狠，心黑）。

千百年来，哲学家对人性的本质是善还是恶争执不下。人类的“本能”注定了人性之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人，乃至任何一个动物，都是自私的，这就注定一切的出发点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要有杀戮或开采，要剥夺别的人、动物或其他一切生物生存或获取资源的权利。除了自私，人还有贪婪的本能，打个比方说，饿极了人恨不得要买下一座饭店，点上满满一桌子菜最后吃得很撑，这就是贪婪的写照。

既然人性本恶，人类是不是就没救了呢？所幸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除了给人以本能之外，还给了人类另一样东西，那就是“理智”。除了人类，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理智。正是因为理智，让人类后天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辨别善恶，学会了作为一个人要克制本能，去恶从善。理智告诉我们要同情他人，帮助他人、节制自我、公平竞争等等，这些善的行为是后天培养起来的。

儒家文化就是一套后天的教人从善的价值体系。它最本质的教化就是要人们“管住自己”。什么叫管住自己，就是要克制住自己的某些本能冲动。比如我们的本能是看不起别人的，儒家就告诉我们要尊重和友善他人；我们的本能是想偷懒甚至安逸奢靡的，儒家就告诉我们要勤奋自修，克己奉公；我们的本能是看到帅哥美女都想上前搭个讪，但儒家告诉我们要自重不能淫邪；我们的本能是在没别人的时候就想把路上的财物带回家，但儒家告诫我们要慎独。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儒家在两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一，对个人人性的约束；第二是对社会伦理体系的建立和约束。所谓的伦理体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肩负的权利和义务。比如说君臣父子，各自都必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作者系红星美凯龙集团副总裁）

编辑：周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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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杨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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