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百年前，他们这样预言中国

曾经对中国做出过预言的中外思想家很多，虽应者聊聊，但毕竟也有一些，这些年读的各种书里见到近世知识分子中预言中国的人里，我觉得西方可能最准确具体的是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中国则是王国维，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准确地预言了百年中国的趋势。

其实，写出来的预言远不如行为本身更能准确地反映人的真实想法。而终日缠身于事务并无著述的普通人远见，也常常远高于所谓知识分子。李爽自传《爽》写过一件事，"一九四九年姥爷的弟弟来找他，‘哥哥我去南洋，你也得走，否则我敢保证你长不了。’"李爽的姥爷最初颇为犹豫，后来被太太劝阻留下，从此兄弟俩再未相见，紧接着，1951年他们家房产和古董就被抄，生意被封（李爽的姥爷是个成功的古董商），"文革"时李爽的姥爷被迫害致死，只剩下她姥姥孤独而艰苦地继续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曾经为了走还是留问题闹出十分严重的矛盾，唐筼女士一定要去台湾，甚至曾出走，但他们依然按照陈寅恪的意见留在大陆；巫宁坤自传《一滴泪》里写到，1951年7月巫宁坤回大陆时，李政道送他上船，巫问李为何不回大陆，李说自己不想被洗脑，而巫宁坤当时根本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

这里摘抄的都是已经历史验证的预言，并且有明确的出版物支持，当然量很少——这至少不完全是我阅读量不够的缘故，更因为知识分子虽然往往喜欢预测，但其实最不擅长，比如当年罗素预测中国可谓典型例证。不过，我相信还有无数精彩的预言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它们大多并不来自于知识分子，下面的数字或能证明这一点：

香港人口，1945年是50万，1950年是220万。

闲话莫多，抄书开始。

国产先知

一．严复

1905年1月6日，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讨论时局，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但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孙应祥：《严复年谱》

二．郑孝胥

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

——《郑孝胥日记》，1925年11月16日

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有这么一段："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

三．王国维

1.1917年11月，王国维给友人、史学家柯邵愍的信中说："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这里的共产含义当时是指国民党）

——罗振玉：《王忠悫公遗书序》

2.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

——王国维：《论政学疏》，1924年

四．左舜生

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

——《记"民主政团同盟"与延安之游》，1945年

进口先知

一．【法】托克维尔

1.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么，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9世纪50年代），董果良译

2.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期以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国家里（比如像在欧洲大陆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的时候，民族的古老习惯就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新信念结合起来，以致所有的权力都好像自动趋向中央。这些权力以惊人速度集聚于中央，国家立刻达到其强大的极限，而个人随即被推到其弱小的最后限界。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9世纪50年代），董果良译

二．【法】古斯塔夫.勒庞

几位到欧洲留过学的中国学者，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起来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但对于这个制度，中国人却毫无概念。这个共和必然不得长久，因为推动共和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运动。

对于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和"就等于"摆脱长期以来一切限制、法律、规则的桎梏"。他们剪辫子、戴鸭舌帽、自诩共和党人，认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这与一部分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共和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样的。 中国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失去了其日积月累搭建起来的骨架后所变成的样子。经过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后，中国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暴虐必然要远胜被推翻的旧体制。科学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根能让一个无纪律的社会存在下去的魔棒。当然如果有这样一根可以代代相传的魔棒，也就无须苦苦相求而不得了。在人们宣泄着原始的本能，摧毁祖先苦心构筑起来的堤坝之后，也唯有通过一种暴政才能恢复这些堤坝。

——《革命心理学》，1912年

作者：萧瀚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