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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与民众信任——美国公众如何看待公共卫生治理者？｜JHPPL

PoIiticaI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5-04-07 10:07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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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荐语 ：

每年的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的当下，尤其是世界各国民众在过去几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浩劫，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及其推行的政策如何才能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获取公众的信任，以更好地维护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政治极化日益显著的美国，政党与公共卫生治理有何关联，党派分歧如何影响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公众的实证调查以及对十年前实证调研的复现来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并最终揭示了公众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多元态度和对卫生治理表现评价背后的政治因素。本文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政治极化、卫生系统的运作及其与公意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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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与民众信任——美国公众如何看待公共卫生治理者

摘要:

当前，美国公众对卫生系统参与者表现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但尚不清楚哪些参与者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获得最高或最低信任度，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影响了人们对个人医生的看法，以及医生是否仍具备影响公众对于政策议题看法的能力。作者于2022年和2023年开展了两项全国性调查以探究这些问题。研究发现，民主党人对医学研究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疫情期间表现的评分高于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约三成共和党人表示疫情降低了其对私人医生的信任度。尽管如此，多数美国人对医生仍保持信心。作者通过复现格伯（Gerber）及其同事2014年的研究结果证实：受访者对医生的正面评价仍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公众意见对医生团体的信号传递保持响应。研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焦点并非医学科学家与公共卫生专家是否具备专业能力，而在于这些参与者提供的建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并应指导政策制定。民主党人强烈认同这两个问题的肯定答案，而共和党人则持怀疑态度。

作者简介:

Alessandro Del Ponte，阿拉巴马大学

Alan Gerber，耶鲁大学

Eric Patashnik，布朗大学

文献来源:

Del Ponte, A., Gerber, A. S., & Patashnik, E. M. (2024). Polarization, the Pandemic, and Public Trust in Health System Actors.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 49(3), 375 – 401.

本文作者： Alessandro Del Ponte

本文作者： Alan Gerber

本文作者： Eric Patashnik

一、引言

随着专家们思考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加强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公众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与机构的信心下降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1年，仅有34%的美国人对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给予积极评价，低于2009年的43%。公众信心的流失不仅因为普遍存在的不信任，还因为对许多卫生系统参与者与机构的态度高度极化，这对国家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构成关切。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对接种疫苗的态度更加犹豫，且对公共卫生领导者建议的许多政策（如疫苗强制接种、保持社交距离和口罩要求等非药物干预措施）支持度显著更低。2009年至2021年间，公共卫生系统公众支持度的下降几乎全部发生在共和党人中，民主党人的观点在此期间变化甚微。当然，党派并非唯一与信任差异相关的因素，教育、宗教、种族和地域（城市与农村）也是公众意见的重要分化点。但党派分歧尤为突出，承认这一分歧对设计有效的公共卫生沟通策略至关重要——既要将议题去政治化以触及不同群体，也要促使科学与医学界领导者反思如何确保其机构“值得公众信任”。

为探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紧急阶段结束后公众态度的极化程度，我们于2022年和2023年开展了两项全国性调查，研究公众对医生、公共卫生领导者和医学研究科学家等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尽管大部分分析聚焦于共和党人和其他群体（包括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横向比较，但2023年的调查重复了十年前本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的两个实验，为关键项目的历时比较提供了机会。Gerber等人（2014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前的研究发现，与教师、律师或国会议员等其他享有盛誉的职业群体相比，美国公众对医生的信任度更高。具体而言，该研究表明，美国人认为医生更勤奋、更可信且更具关怀性。此外，Gerber等人（2014年）通过调查实验比较了医生与政治人物（如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说服力，发现医生对某一泛健康议题的背书比政客更能影响公众意见。综合来看，Gerber等人（2014年）的研究为“医生最懂行”这一普遍观念提供了实证基础。然而，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的争议是否削弱了特定人群对医生的信任或降低了医生影响公众意见的能力，目前尚不清楚。

总体而言，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疫情是否削弱了公众对各类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心与信任？为回答这一研究问题，我们探讨了五大主题：（1）美国人对卫生系统参与者能力及政策建议的信心；（2）对卫生系统参与者可信度及其疫情表现认知的党派差异；（3）新冠疫情对公众对于私人医生信任度的影响；（4）公众对医生动机的评价（相较于其他职业），以及此类评价是否比十年前更消极；（5）医生说服公众支持公共卫生政策议题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自Gerber等人（2014年）研究以来是否发生变化。

二、数据与结果

我们报告了两项由YouGov（成立于英国的一家国际在线数据研究与分析集团）受托于耶鲁大学开展、经耶鲁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全国代表性网络调查数据。第一项调查于2022年1月28日至2月2日进行，第二项于2023年7月6日至18日进行。YouGov通过将2022年调查受访者与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ACS）的目标样本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地区、政党归属和收入水平等维度匹配，确保样本代表美国成年人口总体。最终样本量为750人。2023年调查中，YouGov使用ACS、2020年当前人口调查（CPS）投票与注册补充数据、2020年国家选举池（NEP）出口民调和2020年合作选举调查构建全国代表性样本，最终样本量为800人。

本文其余部分分析了以下内容：对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公众对这些参与者疫情期间表现的看法；公众是否认为医学研究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以公共利益行事；疫情对公众个人医生信任度的自我评估影响；对医生动机与态度的信念；以及医生协会和其他行为体背书如何影响公众对于健康政策提案的支持度。

（一）对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

我们首先考察了美国公众对九类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度：医生、护士、医学研究科学家、制药公司、医疗保险公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联邦政府公共卫生专家和州公共卫生机构。这些参与者的职能和工作场景存在部分重叠。例如，“医学研究科学家”既受雇于制药公司，也服务于公共卫生机构；他们可能承担公共卫生任务（如发布疾病风险通告）。我们通过完整列表检验公众意见是否对术语差异敏感，九类参与者的顺序随机排列，结果见图1。

图 1 公众对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度

我们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 Blendon 和 Benson 2022 ； Findling et al 2022 ）， 公众对护士 （ M=7.17 ； SE=0.10 ） 和医生 （ M=6.91 ； SE=0.10 ） 的信任度最高 （十分制）。医学研究科学家位列第三（ M=6.60 ； SE=0.20 ）。 最不受信任的是制药公司 （ M=3.99 ； SE=0.13 ） 和医疗保险公司 （ M=4.31 ； SE=0.16 ）。制药公司评分显著低于医学研究科学家（ p<.001> ），这意味着公众可能更多将制药公司与高药价而非科研关联，尽管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政府机构（ FDA 、 CDC 、联邦公共卫生专家、州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度居中。其中，州公共卫生机构最受信任（ M=5.32 ； SE=0.11 ），联邦公共卫生专家受信任度最低（ M=4.97 ； SE=0.13 ）。

图 A1 公众对卫生系统参与者信任程度的党派差异

接下来，我们探讨了公众对卫生系统参与者信任程度的党派差异（图A1）。民主党人对九类参与者普遍表现出中等或高度信任（均值从制药公司的4.71至护士的峰值7.61），而共和党人的信任度显著更低（均值从联邦公共卫生专家的3.73至护士的6.87）。尽管民主党人对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度更高，但两党在医生、护士和医学研究科学家上的信任共识值得注意（均高于6.2分）。同时，两党受访者均对制药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信任度较低。总而言之，主要党派差异在于民主党人对公共卫生参与者的信任远高于共和党人。对医生、护士和医学研究科学家的党派信任差距（p<.001>

对公共卫生参与者信任度的极化与公众对主要国家机构的信心存在巨大的党派分歧是一致的。在我们的2023年调查中，民主党人对公立学校系统（47% D vs 18% R）、报纸（34% D vs 12% R）和工会（37% D vs 16% R）表达“高度/较多”信心的比例远高于共和党人。相比之下，共和党人对小企业（59% R vs 43% D）、军队（62% R vs 46% D）、警察（65% R vs 31% D）、教会（49% R vs 23% D）和最高法院（53% R vs 20% D）的信任度更高。所有这些差异均在p<.001 d vs r and krupnikov textstyle="" style="font-style: italic;">Independent Politics ）。

我们还分析了未接种新冠疫苗人群的信任度评价，未接种者对九类参与者的信任度普遍低于接种者。例如，联邦公共卫生专家在接种者中信任度均值为5.8，在未接种者中则为2.7；未接种者对医学研究科学家的评分为4.6（接种者7.4），对医生的评分为5.4（接种者7.5）。所有这些差异均在p<.001>

我们还发现，未接种者对几乎所有国家机构均缺乏信心。与我们的样本中共和党人的整体观点不同，仅37%的未接种者对军队、38%的未接种者对警察、26%的未接种者对最高法院表示“高度/较多”信心。近半数（49%）未接种者对小企业表示信任，这是该群体唯一较高评分的机构。疫情期间，尽管尝试过多种策略（如强调个人与社会健康风险、利用同党派信源暗示、行为干预和稀缺心理策略）鼓励未接种者接种，但早期有效的说服策略在后续研究中失效，这表明随时间推移重新测试干预措施的重要性。如何提高政治与社会多元社区的接种率，仍是研究者与公共卫生界的重大挑战。

（二）卫生系统参与者的疫情表现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导致超百万美国人死亡、扰乱经济并对个人、家庭和社区造成巨大困难的全球卫生紧急事件。疫情也是对卫生系统表现的应激测试。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的调查中，我们要求受访者以五分量表（“差”至“优”）评价卫生系统关键参与者的疫情表现。 2023 年调查涵盖上述九类参与者（ 2022 年未包含联邦公共卫生专家），参与者的顺序在每次调查中都是随机的。

图 2 卫生系统参与者疫情表现被认定“优秀”的比例

总体而言， 公众对卫生系统参与者的信任度与对其疫情表现的评分高度相关 （见图 2 ）。 2022 年 1-2 月（奥密克戎流行期间）， 73% 的受访者对护士表现评价为“优”或“非常好”，显著高于医生（ 60% ， p<.001> ）和医学研究科学家（ 52% ， p<.001> ）。公众对制药公司（尽管疫苗研发迅速）和医疗保险公司评分最低，仅约四分之一受访者给予了高评价。在 2023 年 7 月的追踪调查中（ 64% 美国人认为美国疫情已结束），医生和护士的总体评分下降（均 p<.05> ），医学研究科学家的评分持平（ p=.29 ），但仍显著高于其他参与者。制药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仍垫底，仅约五分之一受访者给予高评价。

图 A2 公众对卫生系统主要参与者疫情表现的评价

公众对卫生系统主要行为体疫情表现的评分高度极化（图 A2 ）。民主党人普遍比共和党人给予更高评价。 2022 年， CDC 和医学研究科学家的党派差距最大： 59% 的民主党人认为 CDC 表现“优”或“非常好”，共和党人仅 15% （差距 44 个百分点）；医学研究科学家的党派差距为 40 个百分点（ 73% Demo crat vs 33% R epublican ，均 p<.001> ）。受访者对其他行为体的评价虽然差距较小但仍存在显著党派差距，如医疗保险公司（ 31% D vs 22% R ，差距 9 个百分点， p<.01> ）、护士（ 80% D vs 71% R ，差距 11 个百分点， p<.01> ）和医生（ 72% D vs 49% R ，差距 23 个百分点， p<.001> ）。

我们在 2023 年的调查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果（表 1 ）。护士是唯一获得超半数共和党人（ 66% ）高评价的行为体，医生（ 44% ）和医学研究科学家（ 35% ）均未获多数共和党人认可。有证据表明，公众对部分行为体疫情表现评价的两极分化在 2022 至 2023 年间有所缓和（如 CDC 的党派差距缩小 12 个百分点，但仍显著）。例外是公众对州公共卫生机构的评分： 2022 年党派差距为 10 个百分点（ 42% D vs 32% R ， p<.001> ）， 2023 年扩大至 21 个百分点（ 48% D vs 27% R ， p<.001> ）。

表 1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表现评价

表 1 还显示 不同人群对疫情表现的评分存在显著差异 。高学历者普遍对卫生系统行为体评价更高；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满意卫生系统行为体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接种者与未接种者的观点差异显著，后者对除护士外的所有行为体评分极低。

（三）对医学研究科学家与公共卫生专家的看法

我们进一步分析公众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医学研究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看法。在2023年的调查中，我们针对这两类行为体向受访者各询问三个问题：（1）对其能力的信心；（2）对其政策建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信心（四分量表）；（3）是否同意政策制定者应采纳其建议。

图3 公众对科学家和专家的能力、建议以及政策制定者遵循其指导的适当性的评价

结果如图3所示，多数公众对医学研究科学家（78%）和公共卫生专家（69%）的能力至少持有“一定信心”（差异显著，p<.001>

表A1 党派视野下公众对科学家和专家的能力、建议以及政策制定者遵循其指导的适当性的评价

然而，这些结果掩盖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些行为体评价背后显著的党派差异（见表A1）。尽管多数共和党人对医学研究科学家（68%）和公共卫生专家（55%）的能力持有相当程度的信心，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医学研究科学家（48%）和公共卫生专家（45%）的建议符合公共利益。民主党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绝大多数民主党人不仅相信这些行为者有能力（医学研究科学家92%，公共卫生专家90%），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建议符合公众的最佳利益（分别为83%和85%），政策制定者应该遵循它（分别为79%和81%）。无党派人士在所有指标上都介于两者之间，但立场更接近共和党人。这些发现表明，两党不仅在政策内容上，更在“谁应主导政策制定和实施”上日益极化。

（四）新冠疫情对个人医生信任度的影响

如图1所示，民主党人（M=7.6）和共和党人（M=6.8）均对医生有高度的信任。美国人对他们的私人医生的信任高于医疗系统整体（Goidel et al. 2023），因此医生常被视为卫生政策沟通与实施的关键影响者。尽管医生具有专业知识，但其接收的医疗信息可能受日益极化的党派环境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新闻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保守派媒体与主流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差异显著。政治可能渗入医患互动，医生的政治身份会影响他们对健康问题和公共政策的看法，共和党医生更倾向讨论大麻的健康风险，民主党医生更建议患者勿在家中存放枪支。

虽然医学界曾经是一个以保守为主的职业，但近几十年来，医生们也已经两极分化，医学专业正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因为女性从业者越来越多，而且医疗队列中的男性和女性都趋于自由化。根据2021年盖洛普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对医生建议准确性的信心从2002年的70%降至60%，民主党人则从62%升至71%。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围绕疫苗接种、口罩接种和社交距离等突出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中，医生的立场是否导致了公众对医生信任的两极分化。根据一项实验证据表明，通过阅读一篇指责安东尼·福奇医生与民主党有关联的新闻文章，让受访者从党派的角度思考新冠肺炎疫情，降低了特朗普选民对私人医生的信任，而拜登选民表达了更高的信任。

在2023年的调查中，我们通过询问受访者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影响受访者对最常就诊医生的信任，探讨了在疫苗接种等问题上的党派冲突在多大程度上蔓延到美国人对自己医生的信任（见表2）。61.5%的受访者表示无影响，18%的人认为对他们的信任增加，20.5%的人信任下降。这背后也有显著的党派差异：共和党人（28.8%）比民主党人（9.3%）更有可能说疫情降低了他们对私人医生的信任，民主党受访者（28%）比共和党受访者（14%）更有可能表示疫情增加了他们对私人医生的信任。84%的民主党人表示医生支持疫苗接种及防疫措施（共和党人70%，p<.001 r>

表2 COVID-19对公众对私人医生信任度和对医生意见的认同的影响

（五）对医生动机与能力的信心

为探究对疫情反应的极化是否重塑公众对医生的认知，我们重复了Gerber等人（2014年）的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比较公众对医生与律师、教师等职业的动机的看法。该调查实验要求受访者对一系列六项陈述的同意程度进行评分，这些陈述是关于从业人员的职业动机。例如，那些处于“医生”状况的人被问及他们对“变得更富有对医生很重要”的说法有多同意。回答采用五分制衡量，范围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结果显示，十年来公众对医生“更勤奋、更具关怀性、更可信”的认知未显著变化（见图4）。教师评价接近医生，但医生仍被认为更勤奋和关怀（p<.001>

图4 公众对除医生外其他职业的动机和能力的看法

（六）医生背书的调查实验

我们也重复了Gerber等人的第二个调查实验（2014年），该实验提供了一种评估医生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如何影响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看法的方法。在这项调查实验中，受访者被要求表明他们对“帮助减少我们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的提案的支持程度。实验从两个维度进行：第一个维度改变了医生团体美国医学会（AMA）的立场。三分之一的样本被告知AMA支持该提案；另有三分之一被告知AMA反对该提案；其余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没有被告知AMA对该提案的立场。实验的第二个维度考察了政治背书的影响。每个受访者都看到了一份声明，其中将该提案描述为（a）“得到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但遭到国会共和党人的反对”，（b）“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但遭到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c）“得到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支持”，或（d）“得到两党赤字削减委员会的支持”。另有一组没有接受任何政治暗示，以上这5种情况是随机分配的。实验最终测量的是受访者对特定群体背书如何影响他们自己对提案的支持率的评估，并使用从“不太可能支持”（-2）到“更有可能支持”（2）的五分制进行衡量。

表3 YouGov 2023实验中公众对医疗成本控制提案的支持程度

结果显示，美国医学会（AMA）的支持能有效提升公众对医疗成本控制提案的支持（见表3）。AMA支持的条件下，公众支持度最高（M=2.63），其他群体背书（包括两党委员会）均未产生净支持（见图5）。党派分析显示，民主党人对共和党背书的提案支持度显著降低，而共和党人在AMA与国会共和党联合背书时支持度最高（M=3.39，p<.01 .05 textstyle="" style="font-weight: bold;">要使卫生政策成本控制提案获得整个美国公众的净支持，医生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信息来源。未接种疫苗的人与医生一样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沟通能力，至少在医疗保健成本控制提案的背景下是这样，尽管未接种疫苗的人仍然对国会共和党人的态度更为敏感。

图5 YouGov 2023实验中公众对医疗成本控制提案的支持程度

（该图显示了具有标准误差的线性回归系数）

三、讨论

我们于2022年和2023年开展了两项全国性调查，旨在评估公众对包括医生、医学研究科学家和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卫生系统关键行为体的可信度及疫情期间表现的看法。同时，我们重复了两项先前的调查实验，以检验公众对医生动机的看法是否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变化，以及医生是否仍能说服公众支持某项卫生政策改革。我们的结果表明，公众在许多方面（但并非所有方面）的观点都存在两极分化。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对护士和医生表现出高度信任，而对制药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则普遍持怀疑态度。新冠肺炎疫情确实降低了约30%的共和党受访者对私人医生的信任度，但对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而言，疫情并未产生影响。关键的党派差异在于，民主党人对公共卫生机构和医学研究科学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评价更为积极。这种党派分歧主要并非源于对这些参与者能力的评估差异，而是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少相信公共卫生专家和医学科学家的建议符合公共利益，也更不认同政策制定者应采纳这些建议。

在美国，对技术专家持怀疑态度并非新现象。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中指出，这种现象根植于一种“始终推崇普通人治理的文化”（Hofstadter 1963，第37页）。正如布鲁尔（Brewer，2016）所言，“美国民粹主义往往对专家‘我们最懂’的姿态极为反感。”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卫生系统参与者对商业、学校、教堂等社会机构的运作提出了深远建议。许多共和党人似乎认为，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政策制定者应倾听广泛的声音，而非仅听取卫生专家的意见。疫情应对引发的政治冲突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党派间对公共卫生职责范围的分歧——公共卫生决策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专家意见或普通民众的观点。

现代共和党对政府干预的反对和对自由企业的长期承诺，使其始终带有一定的反专家倾向。新变化在于美国选民中日益扩大的“学历鸿沟”。过去几十年间，民主党逐渐成为高学历选民支持的政党，而共和党则在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获得了更多支持。如今，许多民主党人认为，从新冠疫情到气候变化等问题，应尊重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的意见；而许多共和党人则对持有学位的专家持怀疑态度，保守媒体常将这些专家描绘为脱离普通民众价值观和信仰的群体。我们的调查结果与政党在专家角色问题上两极分化的观点一致，但表明（至少在医疗领域）党派分歧的关键根源并非共和党人认为专家无能，而是民主党人强烈相信专家的建议符合公共利益且应被采纳，而仅略超半数的共和党人持相反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卫生界必须更加努力地提升在美国广大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可信度和文化能力。无论解决方案是通过积极招募保守派人士加入公共卫生队伍，还是采取其他措施，公共卫生界都必须认识到，相当一部分公众对其政策建议持怀疑态度。在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落后于同类国家之际，为公共卫生倡议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至关重要。鉴于公众对医生和护士的信任仍高于其他参与者，二者将在此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需在未来研究中加以解决。调查开展于新冠肺炎疫情紧急阶段及其刚结束的时期，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公众对卫生系统参与者信任度的长期变化。此外，我们测试医生对公共政策议题说服力的调查实验为受访者呈现了高度简化的情境，可能夸大了实验环境之外的效果。实验中，医疗成本控制提案内容泛泛且缺乏实质性细节，也未让受访者接触反对者的具体反驳论点（如降低成本可能限制患者获得有效治疗或加剧健康不平等）。在一个两极分化的时代，重大医疗改革议题很少不引发激烈的党派争论。正如Gerber等人所言，我们因此不能假定医学协会对提案的支持“在其他信息可供公众获取时会产生相同效果”。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