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毕业季，学术酒吧突然在好几座城市兴起，似乎成了一种崭新的城市青年文化现象。学术酒吧都是谁来讲、谁来听？它提供了有别于学校的讨论问题的环境吗？它们火了是因为社交热度，还是真的有需求？华清商务会馆地处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和中关村东路的交叉路口，是所谓“五道口”的核心区域：马路对面是清华大学南门，旁边是华清嘉园和中关村第二小学。这里还是北京大学学生前往五道口地铁站的必经之路，同时也辐射到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这是一座看上去破破旧旧的商务楼，只有17层，却似乎能够满足你所有的需求。1层大堂内永远有排队等电梯的人。3层有祛痘店和正装店，很多大学生的第一套西服就是在这里买的。6层有制作香皂和陶艺的工作室，有围棋馆。8层有理发厅和烘焙坊。12层有几乎总处于约满状态的成都按摩店，还有剧本杀、桌游吧、网吧和游戏店。整栋楼内一共有27家酒吧，我要去的是第16层。
观众们在独立书店里认真听学术分享（黄宇 摄）出了电梯口，正对走廊的是一家录像厅主题酒吧，老板是一位电影行业从业者，墙上满是电影海报。它的旁边是一家魔术酒吧，每点一杯酒，老板就会为你变一个魔术。沿着走廊再往里，地板越走越黏，先是路过一家教外国人中文的培训机构，也是这层此时唯一已经下班关门的商户，然后是一家不接待男生的美甲店，以及一家在大众点评上号称全北京酒水销量排名第一的酒吧，年轻人坐满了，在驻场乐队的音乐中聊天喝酒。
我去的酒吧在走廊尽头，叫“宇宙客厅”。“学术性”从进门的第一刻就能感受到，满墙贴的都是最近各个高校举办的学术讲座海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讲辽上京遗址考古实践与探索，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讲东亚的世界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讲海德格尔思想中具体的和可能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讲封土封臣制再认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讲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的社会生活。
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散落着书。坐下来，随手就能从沙发里摸出一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中国佛教造像》，或者《羌族刺绣图像学》《化作红宝石的心血：哈梅内伊回忆录》。就连卫生间的马桶正上方，都有专门的书架，上面摆着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他是第一个提出“科学革命”说法的科学哲学家。
这是一个周日傍晚，第二天就要开学了，有的学生在写论文，有的在改简历、听网课。夕阳落下，室内光线调暗，这里就从咖啡馆变成酒吧。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场学校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在书店、咖啡馆办的学术讲座，但这里的氛围与那些都不一样。座位被打散重新布置，并非传统讲座那种一排排相互挤着的椅子，而是零散地散布在各处。每位观众都会领到一张纸，抬头上印着本次讲座的主题，下面是大片空白的横线，让听众做笔记。
听众也不受身份限制，买一杯酒就相当于门票。讲座还没开场，酒吧就满了。店员不断向空隙里摆椅子，后来没有椅子了很多人只能站在后面，于是店员干脆在人群的最后方反向立了一块投影屏幕，用来播放主讲人的幻灯片。
学术酒吧活动通常先由主讲人进行宣讲，再进行观众讨论（于楚众 摄）人们拿着酒杯来来往往，大多数是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传统讲座那般正襟危坐。在酒精的作用下，学校讲座问答环节那种鸦雀无声的气氛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场讨论不断，甚至问答环节也被观众间的直接对话讨论所取代。主讲人通常名校博士起步，清华、北大，也有外国名校，大部分讲的是自己的研究项目，涉猎范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各种。
这也是我参加的第一场学术酒吧活动，它看起来试图打破人们对学术讲座的固有印象，将学术讨论带入轻松的酒吧环境。这类学术酒吧有多火？他们在小红书上发活动招募，控制在六七十人左右，通常放出来三四分钟就报满了。
最近出现的这类学术酒吧的模式是从上海乌鲁木齐北路上一家十几平方米的小酒吧开始的。今年5月，还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刘思琪在结束了一个春季学期后，成为这家名为“街垒”的小酒吧的临时主理人，开启了一系列学术讲座活动。很快，举办这样活动的场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被人们称为“学术酒吧”。
观众讨论被认为是这类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于楚众 摄）这种模式随后被多个城市模仿、复制，在北京、长沙、西安、武汉、广州等地陆续出现，并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了一种被不断讨论的城市青年文化现象。
当人们讨论它时，有人会将它看作非正式学术研讨会，是学术祛魅，是一种校外的学术交流方式，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刻板印象。也有人认为这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尝试，因为做学术本身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来自同行的提问和建议，很多时候能够缓和这种孤独感。还有的人仅仅将它归类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或者是酒吧新找的商业噱头。
差异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我们这期封面故事在采访中更想了解的是，在做这些事情的年轻人，他们是谁，有怎样的经历，在想什么问题，并且为什么是现在，他们被大家“看见”？
实际上这种以促进公共讨论为目的文化活动一直存在，比如校外的沙龙、讲座和读书会。几年前，我采访过当时担任于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主任的刘震，他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印度学博士学位，有段时间，他曾与一群研究历史语言学的学者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旁边的鹿鸣书店举办过“印度学与印度研究系列讲座”。印度学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小众的学科，但它是20世纪语文学的重要代表。刘震等人的系列讲座从佛教与摩尼教文化交流，讲到内亚佛教哲学研究，再讲到《摩诃僧祇律》中的环保思想与文学故事，尽管并非大受欢迎，最后无疾而终，然而在这12场包含勇气、执着和失败的讲座背后，是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与外界交流的真实尝试。“学术酒吧”的热度，让我重新想到刘震和他这些朋友们的实践及其意义。
酒吧里的学术话题分享，PPT和酒杯是标配（黄宇 摄）本次报道，我们的记者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广州等地，深入观察并采访了学术酒吧、读书会、讨论会等正在发生中的非正式学术空间的各种尝试。流行中的学术酒吧是人为热度，还是真实需求？这些实践是否是硕博研究生走出象牙塔、进行更开放交流的好方式？青年学者又如何将自己所学、所研究的内容与外界产生联结？
我采访了北京十分活跃的学术酒吧主办人张家宁，他和同伴们以大学云集的五道口临校空间为基础，利用附近的高校资源，吸引了优质的主讲人和听众，并在选题和激发观众讨论上做出尝试。
段弄玉去了上海，和刘思琪聊了聊今年这个夏天，他的学术酒吧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当活动逐渐火爆之后，他对随后到来的商业邀约和网络批评主动做了反思。
孙雅兰去了杭州，参加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梁永佳主持的一场内容足够严肃，却又以相当轻松自由的方式进行的读书会，这样的读书会尽管在校内进行，但没有准入条件，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同时面向不同领域的社会人士开放。尽管梁永佳的日常事务很多，他仍会抽出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组织共同读书会，每两周举行两到三次。
陈璐在哈尔滨采访了哈尔滨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他与两位年轻同事一起，实验性地在校园外办了6场学术讲座，并感受到校内校外巨大的反差。在学校里，尽管他们常常请来一些校外很有名的学者，但参与讲座的学生寥寥，还需要辅导员要求学生去凑人数，学生们不是在看手机，就是神游天外，等到提问环节更是一片沉默。但他们在校外青年旅舍、书店、咖啡馆办讲座时，每次都爆满，气氛热烈。他们也在反思，校内的学术讲座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是否脱节太远。
刘敏前往广州，在那里的一个独立空间里，36岁的青年教师章玉萍支起投影幕布播放自己拍摄的聋人群体田野调查纪录片，忐忑地观察播放时观众们的反应。像她这样的年轻社科学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研究要让人学会认识、理解、表达自己和社会的疼痛。面对面的交流打破学术圈层的壁垒，正是眼下稀缺的公共实践。
在广州，青年教师章玉萍正在播放自己拍摄的聋人群体田野调查纪录片（张雷 摄）当然，在这些采访中，我们不仅去观察这些非正式学术讨论的空间，采访主办人和观众，也试图深入了解每位主讲人，他们往往是博士在读，或者刚刚进入教职的青年学者，他们讲的往往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与校外观众的交流过程中，他们的收获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十几平方米的小酒吧里，高校助理教授讲“酒精社交、信任与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法学博士、辩护律师讲“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则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当代社会科学是怎么运作的。在几乎全是大学生观众的场地里，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牛津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讲《不自制与失败：心理冲突亦或伦理无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讲《批判与自我批判：左翼视角下的宫崎骏现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门做马克思主义女性研究的博士生则分享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的私有制、平等等角度来讲女性主义。
在大学的办公室里，教授为学生们在课外详细讲解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在线上Zoom会议室里，博士生领读国内刚出版的新书《人类新史》，讨论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反思以欧洲为中心的人类文明史叙事……深入到每位主讲人的故事，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形式的空间里，年轻群体都在搭造面对面的交流空间，寻求共享、讨论、回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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