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论《红猪》丨弱者的抵抗

弱者的抵抗

文｜王升远

二〇二三年是黑色幽默文学的开山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 （ Catch-22 ） 作者约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 百年诞辰。该小说之所以被世人铭记，是因为其呈示出一系列悖论式的寓言。比如，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任务，但这一特权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一旦提出申请，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理性的正常人，结果还是在劫难逃。同时，军规还规定，飞行员飞满二十五次任务即可退役回国；却又强调，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否则就不能回国。据此，上级可以不断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次数，而部下却不得违抗。最终，小说主角约塞连决计逃亡到中立国瑞典，以摆脱这一反复而无休止的死循环，逃离这个变相强制、拒绝异议的制度化疯狂。

《第二十二条军规》初版书影

海勒将故事的舞台设定在“二战”背景下驻扎于地中海皮阿诺萨岛上的一支空军部队；而在宫崎骏的笔下，就在十几年前距此地不算远的某处，“一战”意大利空军退役王牌飞行员马克·帕哥特 （Marco Pagot） 则以告别人身的方式跳脱了战争的圈套——既然不能改变丑恶、暴戾的外部世界，索性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高观亭春望》） 。他通过诅咒将自己变成了一只猪，易名波鲁克·罗梭 （Porco Rosso，意为“红色的猪”） ，揖别人间之意甚绝。倾心于他的吉娜保留着其常人时代的照片会使誓不为人的波鲁克感到不快，前同事菲拉林邀请其重返空军之时，也被他断然拒绝：“要我变成法西斯，我宁愿当只猪。”他不愿为民族、国家而只想为赏金去飞，只想在亚得里亚海过自由放浪的生活。这种逸出了民族-国家框架、“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显然无法见容于当局，以猪面示人的他终因叛国不合作罪、偷渡罪、思想颓废罪、无耻懒惰罪、陈列猥亵物品罪遭到跟踪、通缉。这还不算，在还完了飞行艇的贷款后，银行职员劝诱道：“要不要买点爱国债券，为民族做点贡献？”波鲁克回了句：“这些都是你们人类的事儿。”至此，则非但民族、国家早已不在虑中，那种吊儿郎当、冷眼旁观的态度简直是在讽刺对方，“生而为人，你很抱歉”。如果我们能明白，只要还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思与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因彼此冲突而导致的巨大灾难就不会终结，那么你就会理解这位“个猪主义者”超然孑立之决绝，及其保有说“不”之自由的坚定。

人们常将《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红猪》都视为代表性反战作品，可每个人心中的“反战”似乎也会略有不同。作为被侵略一方，你的反战可能是因为受到了生命财产的直接侵害或民族尊严的损害；而若作为侵略一方，战争导致的统制加剧、物资匮乏、自由受限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境况也会让你不堪生活之苦、道德之问。但身份认同、民族情感、生活实感都会让我们的认知和判断难以从执拗的敌我之辨、加害-受害的二元关系中超脱而出，即便对于涉战双方的后来者而言，对于战争的沉思中也总有些难以驱除、磨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常会妨碍有关战争实质的原理化思考。

《红猪》（1992）

同样是在意大利，逻辑学家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以嘲讽的口吻警示我们：“愚蠢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有，其中之一应该就是相信战争有什么崇高的动机：种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甚至道德。如果没有这些动机，就很难说服傻瓜和自以为不是傻瓜的人心甘情愿且热情地参与战争。” （《人类愚蠢辞典：揭穿人类社会自欺欺人的263种愚蠢现象》）

事实上，政治家们常用理想主义的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方式行事。时代的堕落往往就是从语言的腐败开始的，战争宣传中也总会伴随着一些鼓吹己方正义性和道德性、渲染敌方邪恶性和非法性的煽动口号，更少不了面向本国内部强调为国捐躯之道德义务和伦理价值的标语。然而，就像一九三一年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人，而人的生存不是为了国家……我认为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是国家的最高使命”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二〇〇五年德国政府将此言镌刻在政府大楼上） 。在激进的仇外氛围中，人们常常忘记，自己只是棋子而非执子之人，为赢得战争，自己常常只能被牺牲掉性命。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约塞连便是战友中的先觉者，他跟同事查普林抱怨，不断被增加飞行任务后，如若反对，卡斯卡特 （自己的上司——引者） 就会以真正的爱国者都会自豪地去执行任务为由对其进行道德绑架。在奔赴轰炸任务的路上，期待赢下战争同时保住性命的他还不忘提醒亲密战友克莱文杰，他们之所以还在飞并非出自什么高尚理由，只是因为卡斯卡特不断增加其任务量，而会害死自己的就是敌人，不管他来自哪个阵营，甚至包括自己人。这一领悟发人深省。无论是曾为法西斯效力的意大利飞行员波鲁克，还是与法西斯作战的美国兵约塞连，他们都在战争中看破了政治权力以民族之名和爱国之义压抑、损害“人”的本质，从而从积极抑或被动的战争卷入者转变为不被理解的己方阵营批判者甚至背叛者。

《爱因斯坦自述》，富强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在与劲敌美国人卡迪士决斗前夜，波鲁克向爱慕他的菲尔讲述了自己变身为猪前的一次惨烈的空战。在这次和刚与吉娜完婚的老战友贝尔里尼并肩出战的任务中，双方遭遇后旋即猛烈交火，波鲁克被三个驾驶技术高超的敌军飞行员围困，难以顾及队友安危。在队友全部阵亡而他亦处于生死线边缘时产生的幻觉中，波鲁克看到双方阵亡者不分敌我皆在各自战机上默然升腾远去，蔚为银河之状，而战友贝尔里尼亦在其列。情急之下，他冲着战友大喊：“贝尔里尼，不要去啊，吉娜一个人该怎么办，让我替你去！”逝者难追，醒来时，波鲁克发现自己已是己方唯一幸存者。听了这个故事，菲尔与波鲁克之间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菲尔：天上的神明还不想带你走吧？

波鲁克：我当时还以为神明就想这样让我一个人继续在空中漂流呢。

菲尔：才不是呢，因为波鲁克你是好人！

波鲁克：好人是那些死了的家伙。再说，谁知道那儿是不是地狱？

这让人想到了雅斯贝尔斯“二战”后出版的重要作品——《罪责问题》。此书中，雅斯贝尔斯将罪责问题区分为四类：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的罪责 （一译“灵魂罪责”） 。在他看来，刑事与政治罪责的主管机关分别是法庭和胜者暴力 （意志） 。而在战后的战争责任追究中，最为棘手的实为后两者。雅氏认为，“对于我一直作为个人所行之事，对于我的所有行为，包括我执行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我都负有道德责任。‘命令就是命令’一说根本无效。相反，正如犯罪始终是犯罪，即便是奉命行事（尽管根据危险、胁迫以及恐怖程度的不同会相应从轻考虑），每一个行为也仍然受制于道德评判”；而其“主管机关”是“自己的良知” （雅斯贝尔斯：《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安尼译）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讲授“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时的情景。(《纽约时报》拍摄。图片收录于《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事实上，服从命令只是战时军政人员须面临的伦理困境；而常人却常以自己被骗作为作恶的口实。以日本为例，战后不少知识人都声称协力战争之行乃是因判断力不足而被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所蒙蔽的结果。朋霍费尔说：“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般意义上，以愚昧与受骗为由推卸道德罪责是难以成立的，更何况是那些以智识获得世人敬重甚至特权的知识人。

作为一位空军飞行员，拒绝为意大利法西斯效力甚至化为猪身、誓不回头的波鲁克之选择，显然难以单纯用道德维度考量来作为实践指针。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人类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责任层面—形而上的罪责，这是所有人的罪责。他指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休戚与共，这使得每个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与不义都难辞其咎，特别是对他在场或知情的情况下犯下的罪行。如果我没能竭尽所能去阻止那些罪行，我就是共犯。……发生了这样的事，而我还活了下来，我身上就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罪”，而“形而上的罪责”主管机关是上帝。鲁迅所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这也是生活”……》） 所试图传递的恐怕正是这样一种来自灵魂的、形而上的罪责意识。如果说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都指向了具体责任人之“已然”，那么雅氏罪责论述中最为深刻者恰在于对形而上的罪责这一非我的未然状况之自觉与敬畏。恶能否从一念变成现实，常常取决于人们面对恶行、暴行的态度与行动。即便感到无能为力，依然无法免除我们灵魂上的罪责感，而非责不在我，“哪管他洪水滔天”。事实上，“战争最后一年的夏天”发生的惨烈空战便出现了波鲁克一人独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终虽始终关心但后来却拒与战友之妻、众人垂涎的吉娜相结合恐怕不仅是因为—像一些评论者所言那般—二人处于敌国立场，因为变身为猪、远离战事的波鲁克早已超越敌我；但即便如此，他始终要面对逝去的战友之灵魂与神明的审视。

在战后日本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讨论中，《近代文学》同人将托马斯·曼与罗曼·罗兰推为战争中值得敬重、无需承担战争责任的抵抗者。在埴谷看来，此二人之抵抗所以成为可能乃根源于“欧洲有欧洲式的一致权威—例如到上个世纪为止，是神的存在，而且在观念里，神是全人类的神。人常常不得不站在法院的审判庭上，必须经常通过反省自己到底在神的面前做了什么而生活下去”；并反思说：“不断地被置于法庭上，其内心中有着个人作为‘人’须当如何的思考义务，那是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那些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而我们欠缺的正是那种人性的自觉、要过不屈辱的生活之自觉。” （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々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謙、本多秋五：《文学者の責務》）

托马斯·曼（左）   罗曼·罗兰（右）

在《罪责问题》尚未译介到日本的一九四六年，《近代文学》同人 （例如荒正人和埴谷雄高） 基于其基督教信仰而提出的反思以及对神的敬畏，恰与雅氏之论不谋而合。较之于法律和政治罪责之大以及道德罪责的切身性，雅斯贝尔斯所显示出的超越时代之深刻，正在于形而上的罪责所提示的人类超越原子化生存，在面对非“我”者时的同理心、共情心，并召唤抗拒不公不义之自觉与行动。不过，这也为那些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课题——在法律、政治和道德之外的灵魂层面，没有了对神的敬畏，普遍的罪责感何以可能。

《红猪》是以两位传奇飞行员波鲁克与卡迪士的决斗结束的。原本绕到对手战机后制造了几次绝佳射击机会的波鲁克却并未开枪。旁边观战的曼马由特队空贼头目告诉菲尔，“红猪是不杀人的。……红猪肯定想打到卡迪士的引擎就结束比赛”。事实上，反战，在个人良知与行动的底线层面上或许就是如此朴素的三个字—不杀人。一九六六年，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曾在其参与领导的反越战市民运动团体“越平联” （全称“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四年） 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不去杀人’是我反战的根本原则。”战争末期从美国回到日本加入帝国海军的鹤见，“身处应是‘敌国’的美国时战争爆发了，但回到日本后却发现，其实对自己而言日本才是‘敌人的国家’。因为不相信日本的战争目的，我不想跟敌人战斗、不想去杀人”。战后的鹤见用了很长时间逐渐建立起一种信念：“不论有什么样的恐怖、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被迷惑，能一口气地、一下子地去说‘我杀过人。杀人是不好的’。”话虽如此，但面对小熊英二的提问，鹤见也坦承“（不）杀人”的问题“战后也一直困扰着我。我会想，那当时如果对我下达了‘杀敌’的命令，我会怎么做呢？虽然是想要拒绝服从命令决心自杀，但在战争中每天都在恐惧度日，说不定会屈服于这种恐怖、听从命令呢” （鹤见俊辅、小熊英二、上野千鹤子：《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