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改革？不触动制度，就不叫改革。以这个标准，清末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谈不上是改革，用李鸿章的话来说，顶多是裱糊，修修补补。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修补，后来的改革，也就没了基础。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应该是最保守的一个。墨守成规，是这个王朝的个性。对于它来说，即使是修补，小修小补，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它也不会做。嘉道年间，由于河道的淤塞，大运河系统的漕运，变得少慢差费，成本逐年增高。一些地方督抚，提出漕运改海（运）的方案。这种在元代已经实行的成例，就当时的技术水准看，已经相当成熟了。在道光年间，由两江总督陶澍试行之后，大获成功。可结果道光却否决了这项小小的改革，河运依旧。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切断了漕路之后，才不得已实行海运，但河运的漕运体系依旧保留。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朝廷的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土崩瓦解，王朝摇摇欲坠，新兴的军事力量湘淮军才得到朝廷的特许。待到剿灭了太平军之后，朝廷最急不可耐想要做的，居然是裁撤湘淮军。曾系湘军还真的就裁了，淮军和左系湘军是因为国内尚有叛乱的存在，才得以保存。
这个保守的王朝，即使到了末世，也是一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架势。所以，所谓的洋务运动，只能是一场地方导向的变革。而变革，也只能是物质层面的引进。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制度变革的话，只有工厂和海军制度，因为要建工厂，不引进工厂制度不行，没有海军制度，则海军无法成型。就这点变革，还是交了大量的学费，多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为之。至于中央政府的总理衙门，不过是在外人的压力下成立的“临时机构”，理论上根本不算制度的变革。
当然，尽管是地方导向的洋务运动，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大体赞同的。虽然在此期间，任何一点触动旧制度的变动，都不会发生。漕运已经改海，但河运的漕运体系如旧。连小偷都无奈的绿营，也照旧保留，每年空耗上千万的军饷。只要洋务这个补丁，能够让这个王朝的破旧的老房子还能立在那里，王朝就不会改革。李鸿章们，也就只能做裱糊匠，而没有受过教育的西太后，权术玩得精熟，对国家未来的命运，却一无所知。
在此期间，除了俄国之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是以逼清廷开放为主，对把中国拉入它们的世界体系，开放市场更感兴趣。这样做，显然成本更低，更为合算。这也给清廷一个错觉，觉得洋人无非贪利，只要给它们一点利益，就可以打发，不至于危及统治。
这个王朝真正的改革冲动，来自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由于这个惨败，引发的列强瓜分的征兆。日本的逻辑跟西方不同，这个新兴的军国，要踩着朝鲜和中国做垫脚石，才能脱亚入欧。打败中国，并吞下辽东和台湾的日本，令西方相当恐慌，它们遏制日本野心的方式，居然是瓜分中国。于是，有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毛泽东后来抱怨，中国是西方的学生，但老师为何总是打学生。其实，中国不像日本，不挨打，根本没有人想学。
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当然不会对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无动于衷。甲午战败，最伤最痛的，其实就是这母子二人。亡国之君不好做，亡国之太后未必就不惨。这一点，没怎么读过书的西太后，也是知道的。
但是，问题在于，尽管朝野明白人，包括太后和皇帝都知道大清非改革不可。但是，由于甲午之败，实际统治这个国家三十几年的西太后，却不好像过去一样操控朝政了。女主专权的道德魔咒，使得日后的改革，只能由此前作为傀儡的光绪皇帝来打理。而且原先一直被罩在母后阴影下的皇帝，此番受到亡国危机的刺激，也跃跃欲试，打算一展身手。原本，由于有强势的西太后在，朝廷是形不成二元结构的，但是，由于甲午之败，西太后的威信低落，光绪皇帝走到前台，二元结构成型了。直接打理朝政的光绪帝，处在第一线，而退居颐和园的西太后，则在第二线。身居二线的西太后，不直接负责变法，但却依然握有最后决定权。
结果，清朝第一次主动性的改革，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掉入了权力斗争的陷阱。执掌国家大权36年的西太后，早已成为政治动物，当然不甘心做一个无所事事，只能画画、喂鸟的尊贵老太婆。而处在变法第一线光绪帝，所缺的，只是一点事功和政绩。一旦变法有了进展，所缺就可以得到弥补，就可以做一个有权威的皇帝。那么，西太后也就真的要归政退休了。这一点，是这场改革的巨大隐患，而这个隐患，在百日维新尚未开始之时，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百日维新的改革，除了科举内容废八股，设置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还都属于旧式王朝范围内的调整。无非裁撤阑尾衙门，淘汰冗员。裁掉了督抚同城的一个巡抚，关掉了早就没用的漕运衙门，同时，让从明朝开始就是阑尾的几个中央级的监寺关门。即使是科举改革，也不过就是让士子改习一点新学而已，考试依旧存在，波动并不大。而那个京师大学堂，就当时而言，也不过是同文馆的升级版。
真正大力度的变革主张，实际上是在康梁，尤其是梁启超的舆论宣传中，在梁启超的时务学堂的师生互动过程中。特别刺激西太后神经的，是康有为一次次传递给光绪皇帝变法参考书，强调要光绪帝乾纲独断，学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以霹雳手段推行变法。这让属“坤”的西太后，情何以堪。
能将变法有所推进的，是一些地方开明的官员。比如湖北的张之洞和湖南的陈宝箴。特别是湖南，是戊戌维新期间，变法在中国走得最快的地方。不仅兴办新式工矿有起色，而且整顿吏治，办学，办报，设立城市保卫局，都见了一点成效。
然而，即使这样可怜的变法，受到损害和感觉将要受损的满人权贵，已经感到非常惊恐而且不满了。他们利用维新派宣传中的一些内容，制造谣言，直接攻击光绪皇帝。而且，利用接近西太后的特权，包围这个权力欲极强的老太婆，拼命说光绪帝的坏话，说是变法搞砸了。潜意识里不乐意丧失权力的西太后，对这样的话，是越来越听得进去了。随着变法的深入，帝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到了礼部的王照事件发生，光绪皇帝一怒之下，因阻塞言路而撤了礼部六堂官的职，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破坏了原来的权力约定，非常愤怒，双方已经接近摊派了。
戊戌政变，起因虽然是作为光绪变法助手、四小军机之一的谭嗣同策划的军事冒险。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冒险，光绪皇帝的权力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西太后从后台杀出来，是迟早的事儿。谭嗣同的冒险，只不过是给了西太后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把不孝的屎盆子扣在光绪帝头上的借口，让西太后的愤怒以及训政显得名正言顺而已。
在顽固派拥戴下重新出山的西太后，虽然内心深处未必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则出师无名，而且拥戴她的人也不会答应。清朝第一次自主性变法，因权力之争的缘故，以流血的方式突然中断，无疑是灾难性的。
原本为挽救救亡国危机的变法，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被强行逆转。在西太后重新全面掌权之后，她发现她自己和拥戴她的人们，并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亡国危机。在变法中止之后，西方包括日本对清政府的态度，不仅没有变好，而且变得更加恶劣。西方公使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西太后想要废掉光绪帝的图谋，几次遭受挫败。西太后对自身权力的担忧，不仅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重了。
顽固派对于如何应付西方，半筹莫展。没有当年倭仁的勇气，用儒家道德来抵御西方的侵略，只好乞灵于民间反洋情绪和巫术神怪。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对于现代化的反弹，本来就是强烈的。这种反弹在得到官方的默许甚至纵容之后，就变成疯狂了。一向明智的西太后，就是在自身权力的焦虑之中，意乱神迷，迭出昏招，最终演成庚子拳乱的大祸。
经过逃难的颠沛之苦，西太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中国的土法子跟西方列强对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列强也并非像顽固派忽悠她的那样，非要光绪掌权不可。她也明白了戊戌维新期间，一直感到困惑的事儿，对于满人皇室来说，保大清和保中国，其实是一回事。中国不保，大清也就没法存在了。因此，重启变法，势在必行。
然而，此时的中国，其处境，比之戊戌时分，要恶劣得多了。甲午败于日本，中国只是让人看不起，觉得你百事不如人。但经过庚子之变，朝廷纵容义和团毫无道理地屠杀教民和传教士，大街上把人剁成肉酱，不由分说地盲目排外，扒铁路，砍电杆，带点洋货的人，就有可能被杀。这样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人，则被视为野蛮的国度和野蛮人。那时候，手持大刀，脑后辫子飞舞，张口大叫的义和拳形象，在欧美各大报纸头版流传。中国的形象，因此大坏。
此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降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最低点。北京的使馆区，由列强的军队来负责保护，因此，北京有了外国兵营。从大沽炮台被拆毁，天津不许中国军队驻扎。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辛丑条约签约国的军队，可以合法驻扎。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由关税也盐税做抵押，逐年扣除。一直到1943年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庚子赔款本息尚未付完。由于关税和盐税，占了当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也就意味着，此后的清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没了。应该说，经过庚子之变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象征，已经所剩无几。
当时的国家状况，也非常不堪。北方数省经过战乱，已经残破，有些省份，在庚子赔款之外，还需支付地方性赔款，不堪重负。北京经过拳民和八国联军的破坏，破烂不堪。被烧毁的前门商业区，一直到朝廷回銮，都没有恢复旧观。被烧毁的前门楼子，在回銮前夕，才匆忙由袁世凯和陈夔龙等人凑钱草草修复。整个国家，由于戊戌政变后的朝政混乱，吏治的腐败与秩序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最坏的境地。
更加严峻的是，原来蓄意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一直都没有国内的市场，经过庚子之变，也开始有人同情了。原来，在变法的时候的众多倾向康党的士人，越来越多地对清朝感到绝望，开始另寻出路。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各地不乏造反者，但没有哪个可以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相比。推翻满清的新式革命，一旦有了号召力，对于这个王朝，显然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没过多久，各路主张革命的组织，在东京联合起来，组织了同盟会。随着革命的声势日涨，原本主张保皇和改良的康党，也有人逐渐被革命吸引，连梁启超都一度动摇，差点被革命党拉动。如果朝廷不赶紧变法，康党估计都会变成革命党。至于国内那些在洋务运动以及戊戌维新运动中，主张改良的人们，或早或晚，也都会变的。
事实上，尚在逃难途中，西太后就已经乖巧地知道，变法必须重启了。她也知道，此前的种种，是她错了，而非光绪犯了错。所以，一旦议和大局告成，知道西方列强并不想拿她治罪，还没有回北京，变法就再度启动了。
就情势而言，西太后就是不想变法，也不可能了。此时的朝野上下，但有人心之人，都知道非变不可，不变，必亡国，变成印度和朝鲜。西太后从来都是一个聪明人，非常识时务，非常知道利害之所在。因权力之争铸成大错之后，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好在，经过拳乱已经西狩的折腾，光绪皇帝此时也没有了跟他的母后争胜之心，原来帝后二元的结构，在悄然之间消失了。
尽管如此，戊戌的阴影，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始于1903年的清廷新政，事实上就是戊戌维新的重启。但是，当家的西太后却无论如何都不允许那些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回来。这个老太婆，依旧固执地认为，康党都是些坏人。她要把自己犯错的原因，归咎于康党的挑拨。西太后的这种心态，给了那些仍然不肯变法，或者担心变法会伤及他们既得利益的人，一个破坏捣乱的机会。作为变法的第一步，1903年招徕变法人才的经济特科考试，事实上就是有人利用西太后对康党的嫌恶，造谣说参试和录取的人中，混进了康党，还说，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是当年的维新党人余孽。于是，竟然将这场朝野上下精心准备的考试，事实上给废了。幸好，其中的一些顶尖人才，都被袁世凯收入帐下，否则，后果更加不堪。
自上而下的改革，领导者们，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乐意变法的西太后，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变革意味着什么。所以，就在变法启动的1903年，当她听说上海的苏报在骂她，另一个在西方通讯社做事的康党疯子沈荩被拿获的时候，她发了雷霆之怒。沈荩未经审讯就被在刑部杖毙了，只是，缉拿苏报一干“乱党”之时，有了麻烦。多数人在办案人员明确的暗示下溜走，执拗的书呆子的章炳麟和邹容投案。但是，租界当局，却不肯按照西太后的意思交出人犯。这在以前，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租界当局没有司法权，所谓的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一般只适用于外国人，对于租界内的中国人，并无管辖权。但是，庚子之后，列强在中国的存在更为强势。所以，对于苏报案，租界当局只肯按西方的法律来办，清政府只能作为原告，指控章炳麟和邹容。
原先觉得理所当然的西太后，突然发现，她因为这两个案子，变得非常的孤立。来她这里做客的西方公使夫人，纷纷指责她。西方的舆论，更是对她抨击有加，一点面子都不给。同时，也令正在准备向西方学习，推行变法的清政府，变得非常的被动。到了这个地步，西太后才明白，原来向西方学习的变法，也包括学习西方的做派。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对舆论的容忍。
更大的学习机会，出现在第二年。这一年，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大打出手。显然，老旧的沙俄，虽然勉强也是欧洲列强，但却在战前丢尽天时地利人和。开战之后，笨拙的国家机器，又暴露出无数的破绽。所以，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都吃了大亏。虽然清政府对日俄战争表示中立，但实际上却偏向日本一方。对于日本的战胜，中国的舆论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毕竟，这是近代以来，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作为“同文同种”的国人，对此也感到与有荣焉。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媒体，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的沙俄。日本的胜利，是立宪的果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媒体这样说，在野的士绅这样说，连朝中的实力派大臣，如张之洞和袁世凯，满人开明的权贵端方、载泽他们，也这样说。于是，国中因日俄战争的缘故，掀起了一场立宪的风潮。一时间，好像人人都在说，中国也应该立宪，而且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
人人都这样说，宫里的西太后也坐不住了。于是她请来从日本学法政回国，而且表现优异的曹汝霖，进宫为她讲课，讲什么是宪法，什么叫立宪，日本的立宪，德国的立宪以及英国的立宪。西太后对立宪后皇权的地位很不放心，曹汝霖向她保证，立宪之后，皇权有了宪法的保证，肯定是皇权永固。尽管如此，西太后还是不能全然放心。于是派出以满人开明派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的宪政。让她信得过的人，出去眼见为实，她的一颗心才能落地。
然而，对于朝廷将要立宪的消息，革命党人却感到十分的焦虑。显然他们知道，如果真的立宪了，国家状况变好了，他们的机会也就不多了。所以，五大臣出国，受到了革命的狙击，幸好刺杀行动没有造成大的伤亡，五大臣最终还是出去了。五大臣周游世界，考察的报告，却是交给杨度和梁启超写的。西太后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口头汇报，尤其关心皇权在立宪之后的地位。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正式启动。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主张立宪的人们，其实心目中的立宪，是各不相同的。海外和国内的立宪派，希望的是英国的模式，而朝中的人物，想的则是日本和德国的立宪。至于西太后想的立宪，则比日本还要日本。但是，只要预备立宪启动，各省的准议会被选出来，中央的准国会也问世了，中国的立宪，就一定不会是西太后心目的样式，有人一定会把它往英国道路上拉。
按道理，20世纪初年启动的清廷改革，如果依照朝廷当年的官僚机构，是绝无可能搞得起来的。整个官僚体系，不仅贪腐横行，而且因循守旧，人浮于事。甚至可以说，都烂透了。但是，碰巧的是，改革是朝廷为了挽救危机的自救行动，太平天国战争时，朝廷求助士绅，结果危机被克服。路径依赖，此番朝廷依旧求助于士绅，更为深度地发动士绅参与。这种近乎下意识的动作，使得这场原本没有希望的改革，被注入了非常大的可能性。
自北宋以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士绅导向的社会。几乎每个社区，士绅都是民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他们主导着民众的礼俗活动，也承担的社区的公益，甚至负责提供某些必须的公共产品。而朝廷则通过对宗族权力的默许，承认士绅的自治领袖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虽说中国社会几经动荡，但士绅自治的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有些士绅，变成了绅商。朝廷求助士绅，实际上是给了士绅和绅商更大的权力，去参与政事。参与的途径，一是通过建立新型的社团，比如商会、学会。二是通过地方自治改革，建立地方自治机构，直接合法地掌控地方。三是通过预备立宪的选举，进入各级准议会。当然，自打苏报案之后，愈发自由，也愈发发达的媒体，也给士绅和绅商提供了更为方便和广阔的舞台。
无疑，这样的改革，是一场放权的改革，把原来集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部分地放给了士绅和绅商，让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合法地分享这些权力。这不能说是西太后设计好的，但却无意之中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格局。这是的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督抚专权的地方分权，进一步深化。极大地调动了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在一个不可能的条件下，推动了改革。反过来，也使吏治的改善成为可能，官场之外活跃的士绅和舆论，使得体制外的监督，第一次成为现实。在新政期间，很多地方的吏治状况迅速好转，以至于辛亥鼎革，多数地方官并没有被杀掉，而是留任或者轻松地离开。
对于新政，还必须提到两个人物。在李鸿章死后，朝廷恰是由于有了这样两个能干的大人物，新政才能如此富有成效。这两个人，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的作用要更大一些。新政期间，凡诸行政、军事、法律和司法、地方自治、警政、以及非科举办学堂，即教育改革，和宪政改革，都有他们两人的份儿，其中袁世凯还是直接的领导者和设计者。湖北和直隶这两个地方，在新政时期，成为各项改革的先锋和标板，几乎每项改革，都走在前列。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接下的北洋系，在新政期间，成为改革的领头羊。袁世凯的智囊班底，收罗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一班儿最顶尖的人才。北洋在辛亥后能够得天下，跟北洋系在新政时期的杰出表现和他们的实力，实在不无关系。
所以，新政在不到8年里，获得了非凡的成绩。国家经济状况持续好转，国内外投资，翻着翻地增加，几乎每年都有大量的企业在兴办。GDP的增幅，达到了两位数。社会秩序，迅速得到改善。在新政后半段，各项大的改革，迭次推出，但都没有引起大的动荡。辛亥前一年，只有清查户口和土地，才引起了一些骚动，不多的几次流血的事件，也只发生禁烟铲烟苗过程中。庚子以后，国家糟糕透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原本每年不到四千万两的收入，到了1911年，已经翻为两亿四千万，在资政院的监督下，财政收支实现了平衡。而且，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财政结余。这些结余，后来都成了各省革命的本钱。
然而，新政最终还是被中断了。有人说，新政时期，是革命跟改良在赛跑，最后革命跑在了前面。其实，多数情形下，改良是跑在前面的。革命党人的起义和暗杀，始终是作为一个场外因素存在的。没有一次起义，真正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因为在满清统治者在改革途中，对自身权力的流失，出现了恐慌。这种恐慌，在西太后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西太后还不至于特别莽撞地急于收权。到了西太后和光绪同时死去，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当家的时候，由于少不更事，这种恐慌达到了顶点。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毫无道理地赶走，载沣一步步把权力和资源从地方收到中央，从汉人手里收到旗人手里。这种收权，到了铁路国有（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和皇族内阁问世，达到了士绅和绅商所能忍受的极限。恰好这个时候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于是，相当多的士绅和绅商投奔革命，连资政院的议员都走光了。满清统治，也就只能告终，而新政的改革，则被革命所取代。
改革跟革命一样，都是一个不归路。上路之后，如果逆行，肯定要发生重大的灾难。清朝改革的发生发展以及失败，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经验教训，可惜，百多年来，这样的经验教训连总结都没有好好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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