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青：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2021年办过一个画展，展览设在院内专门开辟出的一个偏僻长廊，创作者是院里的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当时展出了很多画作，每一幅画边上有画家的自述，内容大概是创作心情和创作感想。以前我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创作大多会表现他们的难过、愤怒和悲伤，用色会比较阴暗。我在参观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们会用星星、蝴蝶、鱼这些五彩斑斓的意象进行绘画。这个画展一直很受欢迎，600号后来把那个空间开辟出来专门给大家做艺术展。
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宛平南路600号”，这里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总院院址。实际上，全国各地的人们使用精神病院的号牌进行调侃甚至谩骂的现象并不鲜见。但是最近几年，“600号”慢慢变成了一个文创热地，最出圈的应该是它推出的文创月饼。每年中秋节都会有“600号月饼”在市场上流通，其中很多只是对内供应，外面没有办法买到，闲鱼上有很多人想买，拿到之后会发朋友圈说我拿到了“600号”的月饼。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推出的600号月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董子琪：
“600号”这个词还没有完全摆脱污名化的倾向，网络上依旧有人用这个词对别人进行攻击谩骂。所以精神病院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林子人：
每座城市都有精神卫生中心，杭州的精神卫生中心是第七人民医院，在我小时候它的位置属于比较市郊的地方。大家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都有一种神神秘秘的语气，潜台词可能是“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去那个地方”。
在杭州，“你去精神病院”也是一种骂人的话，这种针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刚才鲁青提到，202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第一次举办画展，在我的认知里，精神疾病的重视以及去污名化差不多也是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后。
在新冠疫情之后大家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有所提升，背后有相关社会基础。各种数据统计显示，新冠大流行确实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精神疾病案例的飙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2019年，全球约有3亿人患有焦虑障碍，大概是占全球人口的4%。根据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2020年全球焦虑障碍患者较之前增加了26%，这个比例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是更高的。在2020年到2021年，全球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有1/ 5正在经历临床焦虑，达到了疫情前的两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在不断增加。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接诊的18岁以下的焦虑障碍症患者人数，在2019-2021年分别是2.23万、2.93万、3.98万，2020年和2021年分别比2019年增加了约31%和78%，这个增长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些数据也能说明为什么年轻人反而对“600号”有更强的亲切感甚至认同感，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会以文创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推广它的理念。
上海博物馆天猫店销售的600号帆布袋
董子琪：
精神疾病与疫情的关系我也深有体会，之前去西林禅寺时关注了它的公众号，在后来疫情封控期间我收到了公众号的一条推送，提醒大家西林禅寺提供线上“心灵点化所”服务，可以线上加禅师的微信去倾吐内心的问题和不快。禅师将结合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以及佛法进行心灵点化，原话是“运用佛法与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为大众答疑解惑，提高大众心理健康意识，共同打赢疫情防疫战”，将佛法心灵疗愈和疫情防疫紧密联合结合在一起，既有科学上的、心理上的也有宗教上的抚慰。
过去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如果不听话就会被送去“那里”，北京的回龙观医院、杭州七院还有上海600号大概都是类似的。不过在今天，精神病院变成了一种自嘲和标榜，“精神状态美丽”也成为了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
尹清露：
精神病从被污名化变成了一种自嘲和标榜，这种现象让我想到一个梗——如果你对东亚人说“nobody loves you”（没有人爱你），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这句话只能伤害到白女和f人。f人听到这句话会崩溃大哭，但与之相对的t人只会淡淡一笑说“不要犯病”，或者“不要发神经”。
同理，“你疯了吧”这句话也伤害不到年轻人。像刚刚子人说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得了抑郁和躁郁症了，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对他们来说“疯了”可能就是自己的日常，对于那些原生家庭不太好、本身没有受到很多关爱的人，“没有人爱你”也是他们的日常。这些话无法造成伤害的原因是年轻人们把自己主动放在了第一位，比任何人都更早看透了身边的一切，从而夺得了一种话语权。我觉得这些梗以及背后对精神病的情感态度的转变，暗含着一种区分敌友的方式——我们这些能够理解精神问题是什么的人，已经看透了世间所有黑暗的真相，而“你们”还没有。
我之前在
《2023年亚文化盘点》
的文章中提到了“抽象文化”火起来这件事。现在“抽象”这个词被大家用得越来越多了，在很多场合都能听到类似“这也太抽象了”的表达。我觉得“抽象”是类似于黑话的东西，充满了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表达。
“抽象”这个梗在最开始也是和精神状态不太好的人相关的。比如说有些贴吧老哥觉得自己生活很不如意，就会说很多抽象内部黑话。其实这也是一种区分敌友的方式，如果你不理解我的抽象，那你可能太单纯了，或者你的生活太舒服了，我们理解抽象话的人则是掌握了某种黑暗世界的真理。通过这些梗的流行可以看出来大家精神状态的变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潘文捷：
福柯谈到，精神病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所谓的文明社会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一定会排斥所谓不正常的、异质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也就是疯狂。精神病患者一直都是被观察和被嘲弄的对象，被排斥为他者和边缘人。但这样的宏大叙事当下已经不再流行了，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是边缘人，放在《西游记》这样的故事里面，自己不是孙悟空，而是小妖怪。
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父权社会，我们处理关系的时候总有一个区分，听话的人和不听话的人、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区分之后再对大家进行一些规训、惩罚或者奖励。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自己就是不受控的、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就像子琪刚才说的，好像一切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消费，比如说狂躁症或者抑郁症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大家说“我抑郁了”似乎把很严肃的事情娱乐化了，在娱乐化之后又可以变成一种消费品。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跟上海交响乐团联名推出了挂耳咖啡，包装设计对应了10种不同情绪症状，分别是狂热爱好、狂躁发作、表演型人格、优越感、自卑感、职场PUA、失眠症、焦虑症、情绪化、恋爱脑，我感觉这些其实不算是病症，而是日常的一种感觉。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x上海交响乐团联名挂耳咖啡（图片来源：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买这些东西一方面是玩梗，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彼此体认，表达的意思类似于“作为一个社畜，我的精神状态很自由，我很骄傲”，这种身份通过购买行为得到了相互的肯定和加强。除了去年盘点的那些流行文化，今年流行的“上班恶心穿搭”，“老板一看就不能委以重任的头像”，都有一点犬儒的意味。虽然我看得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我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觉得很恶心。
我举两个“精神状态很美”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个老外穿了一件很别致的T恤到中国玩，前面写着“老外来了”，等他走过去之后，大家发现衣服的背后写着“老外走了”，评论区都说他的精神状态很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填空题，题干是你和老公、婆婆、孩子四个人去游乐场玩，结束以后打算回家，但是孩子不听话，哭着赖在地上不走，你说这样不听话，妈妈要生气了，这时候婆婆跑过来，______——这个空要填的是婆婆做的事情。评论区最高赞的答案是“婆婆跑过去”，连起来就是“婆婆跑过来，婆婆跑过去”。这种无厘头的填空在很多社交平台都得到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种无厘头本身就有一种解压作用，可以把前面攒的压力完全释放。现在网络上写的爽文也是这样，前面要虐两把，先压一压，让弹簧压到最下面，然后再一下子爽一把，这样的节奏是很解压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很美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释放、解压，让大家心中的某种情绪得到一种宣泄。
林子人：
刚才文捷援引了福柯的观点，说精神病是指疯癫，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发明。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化，精神病的状况也会越来越严峻。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作者发现在英国，抑郁症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治疗最多的一种疾病。费舍还援引了《自私的资本主义者》，那本书认为精神痛苦的增长率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发现，相比于1946年出生的人，1970年出生的这代人的痛苦率几乎翻了一倍。1982年，在满32岁的女性当中，16%的人声称自己有神经问题、感到低落、抑郁或者悲伤。而在2000年，年满30岁的女性当中有29%的人表示有情绪低落的情况，男性的对应比例分别是8%和13%。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英]马克·费舍 著 王立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3
这种心理痛苦的增加，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是非常普遍的。马克·费舍在书中写道，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能接受那么多的人——尤其是那么多的年轻人——都生病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健康瘟疫”将表明资本主义不是唯一奏效的社会系统，它天生就功能失调，而且它看似奏效却代价极其高昂。这个代价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人们的精神健康。
董子琪：
上面说到了生产与社会组织形态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我想补充另一个角度。荣格的《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把人分为原始人和现代人，两种人的区别是信仰不同，原始人更加信仰巫术、神秘和宗教，现代人信仰的是科学以及逻辑思维的判断，凡事都要科学的证明，忽视了心灵的力量，令个性萎缩。譬如原始人会天真地把自己的心灵当作事物本身，认为天打雷是自己做了什么导致老天生气了；现代人正好相反，他们朝向的不是自己，而是世界，把自己当成客体搁置在一边，把个性献祭给客观精神。
我最近重新看《诗经》，《诗经》中“我”的感受非常强烈，《卷耳》《柏舟》等篇的女性叙事者尤其显示出了个性：“我”心多悲伤，“我”多么不愿意屈服，但后来这个“我”去哪儿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稿子出现“我”会显得不客观，“我”是不应该存在的。在荣格看来，这会造成心灵的萎缩，这是他在综合很多患者病历之后得出的结论。
《现代人的心灵问题》
[瑞]荣格 著 温泽元 等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6
徐鲁青：
我觉得很多病症是随着医疗基础设施慢慢发展才开始出现的。比如成人多动症，我一个朋友在英国读书，他的很多同学得了这种病，学校给他们配备一对一的tutor来做咨询。但我另一个朋友在中国的经历是，他去看精神科，医生说除了脑检查、填量表之外，还要检查发育史，而这部分需要打电话和父母确认。他和父母说他过几天要去精神科，他父母就不想接医生的电话。他问父母他小时候有没有一些坐不住、爱插嘴的表现，他父母说有，但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病。如果你问他们孩子有没有多动症，他们是不承认的，但如果去确认一些比较具体的行为的话，他们觉得是有的。
有医学报道认为，游牧民族的很多人都有“多动症”的症状，因为这种状态很容易对外界的刺激保持警惕，能更快速地做出反应。但这个状态不适合长期去做一件事情。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游牧部落以及相应的生活习惯变得越来越少，这种状态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