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书信变迁——曾经的地摊货如今的收藏热

民国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见证，家书也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家书作者既有民国先驱、政府官员、议员、教授、地下党员、军校学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国民党抗战官兵，也有晋商、徽商、留学生、教师、商人、学生等，多阶层、多视角映照出民国时期五光十色、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书时代色彩较重，往往谈及当时的政治形势，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人民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语言表述充满激情，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1960-1970年代
　　书信往往透露出人性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家书内容也是大讲革命形势、内容空洞的比较多。短缺经济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家庭日用开支普遍捉襟见肘，有的家书用纸粗糙不堪。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的家书，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和落日余晖的特征。家书中关于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裁军、出国潮、下海潮、反腐败、返乡探亲、两岸三通、炒股、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等内容记载较多，也较为详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书信的价值，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也有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

从收藏变化看到信札价值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有拍卖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书札作为书画的一部分收藏，那时的书信还属书画、小品范畴。张丁告诉记者，当时的市场来源主要在古董书店、邮票市场、还有民间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什刹海、双龙、月坛、亮马桥等地都会出现。

　　能够意识到信札手稿收藏价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价格不高。偶有拍卖，关注者也不多。张丁回忆说：“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有一册15通的徐悲鸿行书信札，估价约10万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但是流拍了。这一时期也常有成批的有研究价值的信札手稿被抛到市场上，价格更低，如同废品。”

1995—2010

　　1993年内地第一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诞生，信札被纳入拍卖品行列。2004年春拍，徐悲鸿写给好友郭有守的两封信只有两页，估价6万元—8万元，结果以23.1万元成交。2009年春拍，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震惊收藏界。西泠拍卖在2009年秋拍创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适《尝试集第二集手稿》212.8万元，当时创了近现代名人单件稿本最高纪录。

　　然而在张丁的眼中，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之前书信市场没有太大的变动，原因是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书信的稀有性仍一般。“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拍卖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兴起了新一轮收藏热，信札手稿的收藏热度也随之不断上升，收藏人群也逐渐扩大。

2010—今

　　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大社交软件的火爆，书信的稀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百万级的成交“蜂拥而来”。

　　以2011年为例，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荟萃孙文、谭延  、李烈钧、胡汉民等众多国民党元老手迹的《先忧后乐》册页以345万元成交；另一件以孙中山《天下为公》领衔的民国要员墨迹册页276万元成交；蒋中正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从18万元起拍，最终成交414万元。到了秋拍，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册149.5万元成交；同治、光绪年间陈介祺致吴云书札册25万起拍，218.5万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价成交，其中《秉烛后谈》手稿100万元起拍，345万元成交；《药堂杂文》手稿80万起拍，230万元成交。西泠拍卖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书简230封，最终以2415万元高价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