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 | 城市传播的研究进路及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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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传播的研究进路及理论创新

孙玮

摘要： 通过四个关键概念“城市”“技术”“媒介”“传播”的梳理与阐发，描绘了城市传播的理论要义及学术旨趣: 从本土化的历史与经验出发，在席卷世界的城市化、新技术、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当前新传播技术的丰富实践及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转型，致力于进行传播学研究进路与理论的反思与创新。城市传播，是以重新建立传播与人之存在、传播与社会进步、传播与人类文明之关系为着眼点，力争在人类迈入“城市世界”的历史性时刻，做出中国传播学的响应。

关键词： 城市传播、新技术、传播研究、城市世界

一、引言

著名城市研究学者芒福德在半个世纪前说，“这个 世界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人类社 会正在成为城市世界。 联合国专家预测，2030 年世界 城市化率将达到60%，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70%，城市化进程已经无法逆转。中国城市化率在 2011 年达到50%，实现里程碑式的突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断言，21 世纪有两件大事影响世 界: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世界”已经成为我们描述当前人类生存状 况的常用词，它意味着，城市，这种人类创造的独特生 存方式，正在变为世界的主导状态。回溯人类原初阶 段，在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讨论城市的形成机制及 主要的特点是国际学界最为关心的课题。 这些研究 证实，城市起源于人类文明肇始阶段。这个论断是否 可能、如何解释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社会 的性质，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是沿用费孝通的“乡土 中国”论，认为中国社会的传统性即是乡土性。这种观 点遭遇越来越多当代社会学者的质疑。费孝通所谓的 乡土中国，依照他本人的表述，是借“乡村社会学”来 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 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 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 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 用。 他“总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于农村 和农民生活所发生的作用很大” 。社会学者陈映芳 就此认为，在费孝通看来，“乡土社会并不是自洽的，它 存在于与城镇社会的有机联结之中”。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传统中国都市史、城乡关 系等的研究，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都市形态、城镇化进 程、城市社会结构、城(市) － (市)镇－ 乡(村) 关系等， 做出过多方面、多视角的描述和分析。“乡村”与“城 市”在不同的社会、在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有内 部结构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城乡关系) 亦会 有种种差异。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占主导地位 的传统社会中，乡村往往是社会的主体部分，而在产业 化的现代社会中，城市会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但无 论如何，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我们都不难从社会中 发现乡土性和城市性。 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 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 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及传统的 城市性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 性化，而且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 之木。这既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 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中国社会传统性的辨析给予 我们重要启发，中国社会的传统性不是单一的，城市性 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是自古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即使是乡村占主导的农业社会，也从未脱离过城市性。 长期以来，将中国社会的传统性归结为“乡土性”，遮 蔽了城市性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面对当 前中国社会卷入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新形势下， 这种论调极大地限制了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的解 释力。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并 不仅仅在于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超过乡村，更重要的是， 城市成为社会网络的中心，在社会机制、生活方式方面 占据了整合、带动乡村的优势位置。近年来，“一种日 益强烈的感觉是，历史发展的路线已经偏离国家和建 立在国家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系，超国家和次 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排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1 世纪 被称为“城市的世纪”，因为世界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 数人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的局面。” 在许多研究者看 来，城市提供了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 种观点被称为“城市的胜利”。甚至在城市化渊源的 考查中，有研究者依据亚洲西南部距今15000 年的城 市卡塔胡悠考古发现，提出“城市在前”的论断，打破 了“我们传统认定的演化顺序———从狩猎到采集到驯 化家养，到农耕村落的形成，再到农业革命的全面完 成，到此才出现城市化革命。”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 提出一个新的假设，至少在亚洲西南适用———“城市在 前”，即城市的源头在农业革命之前。这个考古学发现 提出，城市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农村、乡村 生活、田园主义、大规模灌溉系统、文字、阶级和国家出 现的基础。

以上事实及相关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呈现 出城市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及重要意义，但这一 切并不必然可以推断出城市理论研究的价值。空间理 论学者索亚就“城市在前”的考古学研究发问，“城市 和城市空间是否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具体对象; 或者它只是某种更广泛的社会进程的结果和反映” 索亚的问题是，如果城市仅仅被看作外力( 社会的、生 态的、历史的)而成的固定空间形式，城市空间便成了 能接受一切的收容箱，事物发生于其间、作用于其身， 但其本身并不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索亚的质疑不 无道理，我们看到，众多的所谓城市研究，只不过是研 究城市中发生的事情，城市只是一个容器，承载着社会 各个领域发生的内容而已。在这样的城市研究中，城 市只是一个空虚外壳，其本身并未作为一个具有理论 和实践意义的概念予以分析。索亚说，如此，城市只是 理论解释的对象，而不能来解释其本身。当前城市研 究的一个新动向，正是致力于建立跨学科的城市理论， 既关注人类实践中所有涉及城市面向的经验，又在理 论上挖掘城市本身作为理论概念以及解释因素的潜 质，将城市理解为人类文明的行动者。

在城市实践高涨、城市理论繁荣的当今时代，传播 学所面临的局面不免有点尴尬。一方面，“城市研究具 有包罗万象的特点，即在广泛的学科基础上汇集了与 城市研究相关的知识”。但在中外城市研究者历数 的城市理论所涉学科中，几乎很少看到传播学的身影。 传播学者所熟悉的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常常 被标定为“城市社会学”;另一方面，传播确实以各种 面貌(交换、交易、交往、交流) 长久、深远、广泛地出现 在各类城市实践和研究中，以至于人们不禁疑惑，传播 与城市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城市研究中为何难觅传播 学的踪迹。

在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传播与城市都构成了内 在性的勾连。就实践层面看，传播是城市最重要的命 题，或者说是城市的本质。众多的城市研究者将城市 最基本的特点指向传播。“城市从本质上说是构建和 促进人际沟通的手段。城市在社会政治日趋复杂化和 人口分散的区域中成为维系社会网络的中心，它们在 诸如防卫、祭祀和经济等因素的刺激下显示出社会交 往的信息流通上的便利和重要价值”。一位城市史 研究者如是说。就城市发展的进程看，城市越来越趋 向于交换、交易、交往、交流等多重传播网络的中心，裹 挟着传播的力量，城市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因。 报纸等大众媒介的产生，便是为了应对城市大规模陌 生人之间的沟通( 传播) 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 成与发展中，城市、大众传播展现了现代性框架下的同 构关系。移动网络等新型传播技术更是创造了智慧城 市、智能城市，激发了当代城市的传播能量，塑造了新 型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在理论层面看，许多传播学理 论不但扎根于历史场景中的城市实践，更是将城市本 身视为一种重要的动力因素。帕克关于新闻、报纸、舆 论的传播学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帕克看来， 现代城市环境，致使人类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将 城市视为一种心理状态，而交通和通信、电车和电话、 报纸和广告，这些囊括了人的移动、物品的交换、信息 的交流、社会的交往、文化意义的共享等传播实践，都 帕克看作是构成城市生态组织的首要因素。在帕克 的叙事中，新闻、舆论是城市生活中街谈巷议的延续， 报纸是应对大都市异质人群相处的整合性手段，总体 而言，大众传播是建立不同于乡村与小城镇的城市关 系的必要手段。展望未来，当前新传播技术的变化， 以重新塑造城市的方式，掀起了波及整个社会各个领 域的传播革命。智慧城市、智能城市重塑了城市整体 框架与社会关系，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制度层面的 城市治理方式，都由此而改变了。凭借移动互联网的 传播技术，城市构成全球网络的中心节点，交织了多重 时空网络正在成为塑造人类未来的主导型力量。

近年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以“城市传 播”为核心概念，尝试从中国本土化的传播实践出发， 在席卷世界的城市化、全球化、新技术浪潮的背景下， 从传播学的视角，回应中国当前新传播技术的丰富实 践以及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转型，致力于进行传播学研 究进路与理论的反思与创新。城市传播“是一个领域， 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经验场域中，立足中国实际，重新 理解传播，从而对新媒体及其传播实践，做出学术回 应，并努力创造本土传播研究的范式和理论。”正如 索亚所言，在城市研究中，城市不能仅仅被视为理论研 究的经验对象，它应当而且可能被看作一个塑造社会 的行动者，能够推动社会和个人的进步与发展。城市 传播，是以重新建立传播与人之存在、传播与社会进 步、传播与人类文明之关系为着眼点，力争在人类迈入 城市世界的时代，做出传播学的回应。

本文试图以关键概念的方式，展示城市传播的基 本理念、轮廓与宗旨。关键概念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 一个宏大、丰富、重要的命题。众多学者对此都有过专 门的论述。大致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创造新概念，提出 新的理论;二是赋予旧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三是考察 概念在现实中的运用;四是通过概念群之间的勾连与 回应，展示理论体系。关键词也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 研究方法，如威廉斯通过梳理词语涵义之变迁，展示人 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性演化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 义。 本文并非采用关键词研究方法，只是因单篇论文 的篇幅所限，试图用四个关键概念:城市、技术、媒介、 传播，简明扼要地展现城市传播的基本内涵及议题。 这四个关键概念，既是并置关系的空间展开，也在概念 间形成一定的逻辑勾连。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概 念在不同的学科及其研究场域中有丰富的意涵，本文 旨在突出它们在我们理解的城市传播中的意义，及其 在当前传播实践中涉及的现实议题。在四个概念的展 开中，会涉及其他一些关键词，如网络、空间、时间、身 体、实践、节点、主体等。本文仅从城市传播学术共同 体成员的个体认知出发，阐明作者本人对城市传播之 要义及学术旨趣的理解。

二、城市

城市的定义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如何理解 城市，是所有城市研究必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城市 理论对于城市的理解至少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学科 背景、理论脉络及其切入点，二是针对的城市议题。以 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与帕克的城市社会学为例。段义 孚说，“我们如何看待城市最初的性质，会影响到我们 如何评价城市作为一种理想的重要性。” 他开创的人 文地理学，特别关注城市的两个元素，一是地理，二是 文化意义。他将城市的布局、形式等地理元素与人们 的宇宙观结合在一起，认为城市必须从宇宙观在大地 上的象征符号这个视角予以解释 ， 即探讨城市地理 的人文意义 。段义孚指出，人文地理学要应对的是工 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危机，“在过去人类把城市打造成仪 式活动的中心，用宇宙的永恒和秩序对抗自身的脆弱 性。古希腊城邦就让人超越了自身的生物局限性，成就 了自由人不朽的思想与行动。” 但进入工业革命以来， 作为人类伟大成就和人类理想的城市，却出现危机，甚 至遭到贬抑。对此，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赋予地理以 人类的超越性意义，以此扭转城市之现代性危机。帕克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理解为密度高、规模 大、异质性强、流动频繁的新型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因 此必须采用大众媒介作为整合工具，才能维持社会的有 机体秩序。帕克们以此回应20世纪初期美国大规模的 城市化转型，特别是扎根于正在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芝加 哥的历史语境，将承载新闻、舆论、广告的报纸作为美国 城市化进程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针对当前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 传播革命激发的传播研究理论创新的需要，城市传播 将城市理解为交流系统，这个交流系统涵盖物品的交 换、人的移动、信息的交流、人的交往、意义的分享等多 个层面。城市作为交流系统，它的核心价值是“可沟 通”，城市传播推崇的理想城市是“可沟通城市”——— 由传播创造打破各种区隔、障碍，化解分歧、冲突的良 性生存状态。交流系统将城市的不同侧面经由传播勾 连起来。这种勾连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实体城市与虚 拟城市的连接。实体空间的城市，包括物品的交换与 人的流动，交通就是最重要的交流系统，建筑设计、城 市规划、街道布局等，都涉及便利、顺畅等可沟通性。 虚拟空间的城市，涉及信息流通的通信系统，还有意义 分享的观念系统，是所谓想象的城市。传统的大众媒 介常常运作在虚拟交流系统中，如新闻媒介的信息传 递，电影、文学的城市再现与想象，城市政策的宣传与 实施，等等。城市传播将原来彼此分割的实体城市系 统与虚拟城市系统勾连在一起，这种勾连为我们重新 认识城市与传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实 体空间的城市，建筑设计、街道布局、肌理景观，等等， 既涉及人的流动与交往的可能性与便利性，也蕴含城 市公共交往的社会文化意义，体现了实体空间向虚拟 空间的延伸。反过来，大众媒介构筑的虚拟空间，也常 常要与实体空间发生关联，影响现实的观念与行动。 城市传播致力于破除在单一的交流系统中讨论传播的 问题，而是以融合了多重交流系统的城市作为基本场 域。这种想法不但受到城市特性的启发，更是来自于 当前新技术贯穿实体与虚拟多个交流系统的传播实践 的强烈刺激。

将城市理解为多个交流系统融合与交织的想法， 已经出现在一些跨学科的城市研究中。有学者针对欧 洲167 个城市的213 个虚拟城市进行了调查，试图探 讨在城市化与网络社会之间的积极联系。这个调查以 “‘有基’虚拟城市”为核心概念，指出有基的虚拟城 市，“象征着市政革新的抱负，它们渴望融入因特网为 中心的高科技现代化世界中。”研究者认为，这种理解 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当代城市化的许多关键问题在本 质上可以归结为交流、信息和交易问题。因而，构建虚 拟城市的企图必然要涉及社会分化、公民权、市民文 化、城市政策和规划等许多关键问题。”所谓有基，是 指“虚拟城市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与实体城市之间的 积极关系，而非仅仅作为另一个供全球用户使用的网 址。整个虚拟城市运动的主要理念是将公共网络空间 和相对应的地点/社区连接起来，将是实现社会、经济 重建，以及社会平等的巨大机遇。”研究者特别强调， 突出有基的虚拟城市，旨在抵抗虚拟城市化运作中可 能存在的危险，不能以牺牲城市是意义、表现、政治、互 动和体验之地的“本地”理念为代价。在这个研究个 案中，有基虚拟城市绝非局限于虚拟交流系统，而是在 实体与虚拟，全球与地方，政治、文化、经济、治理、体 验、日常生活等多个交流中实现了融合。信息与传播 研究中心近三年来进行的全国城市媒体融合调研，立 足于将城市视为多重交流系统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城 市的不同交流系统之间建立通道，将传统的新闻传播 业从原来的专业化壁垒中解放出来，在自媒体风起云 涌的背景下，重新调整新闻传播业与城市系统之间的 关系。我们认为，所谓媒介融合，不仅仅是媒介技术形 态的融合，更是新闻传播系统与城市其他社会系统的 融合，这种融合带动经济、产业、治理、文化等城市多个 系统的交流与重组。根据这个思路，在一般意义上媒 介融合的举措———在建设大众媒体内部的中央厨房以 整合不同媒介形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要将新闻传播 业建设成城市的中央厨房———沟通城市社会各个系统 的交流、整合平台，即城市交流系统的中枢。媒介融 合，可以理解为是新闻传播业与城市各种交流系统的 融合与重组。在这个层面理解媒介融合，才能从移动 网络时代的人与城市生活之关系的视角，回应专业新 闻媒介的衰落现状，并实现新闻传播业的整体转型。

城市传播深入挖掘城市本身的特质、动力，建立传 播与城市历史的、理论的、现实的内在勾连。摈弃将城 市仅仅视为传播实践发生的容器、城市仅仅作为传播 学一个具体经验对象的做法，力图开掘城市性中的传 播要素。力争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城市世界时，探究 传播与人的存在、与社会发展之根本性关系。以公共 性议题为例，城市传播的关注点是现代性城市是公共 领域产生的历史场景与预设条件，公共领域是镶嵌在 现代性城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脱离这个历 史场景与理论前提，讨论传播、大众媒介与公共性之关 系，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结构－ 功能主义对于传播的工 具性理解，大众媒介只能被解释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信 息功能系统，社会( 城市) 在先，传播与大众媒介只是 被社会决定并且服务于社会整合目标的工具。如此便 遮蔽了传播实践与现代性城市、公共领域之间动态互 动的历史过程与积极关系。许多从不同视角讨论公共 性的研究者都挖掘了现代城市性的特点，建立了传播 与公共性的多样化关系。西美尔剖析现代大都市的公 共生活，指出货币成为社会中介，夷平了所有事物的个 性。“货币以它那无色彩和中立性而变成了所有价值 的共同单位;它不可避免地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个性、 特殊价值和不可比性。”西美尔对于货币作为大都市 社会中介的观点，不可简单理解为对货币经济的道德 批判，他旨在揭示以货币作为媒介的大都市的公共生 活，如何建立了个体主体与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这 种陌生人相遇的大都市公共生活，蕴藏着现代社会最 深刻的矛盾，即，“个人在面对巨大社会压力、历史遗 产、外来文化和生活技能时，如何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 存在。”在西美尔的视阈里，货币就是现代性社会的 媒介。据此，西美尔在大都市、中介形式( 货币媒介)、 现代社会及其根本性矛盾这三者之间建立了内在关 联。哈贝马斯在阐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重点探讨 了公共领域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城市在其中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 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 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 馆、沙龙及宴会等。……由于‘城市’将其文化功能承 担了过来，不仅公共领域的基础，甚至整个公共领域本 身都发生了变化。……一系列新的机构加强了‘城 市’的核心地位。……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 治批评中心，在批评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 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 了。”这个历史性的论述，彰显了现代性城市对于公 共领域生成发展的多重意义。城市孕育了市场经济与 市民阶层，形成了与宫廷贵族的抗衡关系;城市创造了 独立个体为主体的私人领域，私人文学阅读熏陶的内 在理性主体成为具有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公众;城市公 共空间的公共阅读与交流，打破了阶层区隔，促进了公 共参与意识与实践的出现。简而言之，公共领域产生 于市民社会，城市的主体、社会机制、公共空间不但是 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之条件，更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 部分。脱离城市谈论公共领域是无法想象的。哈贝马 斯在论及报纸的产生时，重点关注报纸与城市公共空 间(咖啡馆)的内在联系，报纸不但扩大了公共交流的 范围，而且与咖啡馆的公共生活产生密切的互动，报纸 阅读与咖啡馆的对话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桑 内特在其名作《公共人的衰落》中，“以大城市这种特 殊环境为背景，来理解日常行为及其社会交往模 式”，他指出在当代城市生活中，人们佩戴理性面具， 以非人格化的方式投身于陌生人的交往，以至于丧失 了社会生活的公共价值。“导致我们低估了陌生人之 间(特别是城市的陌生人之间) 的共同体关系的价 值。”概而言之，这些公共性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 理论产生的历史场景与社会条件，即理论产生的语境。 相比之下，主流传播学探讨此一议题的缺憾是，公共 性、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大多只是一个抽象的、脱离了 语境的普遍性概念。而城市性，在这种抽象过程中被 遮蔽、遗忘了，传播与城市的丰富内在关联，也就这样 被一笔勾销。正如阿伯特对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评析 所言，芝加哥学派经典的语境主义范式( contextualist paradigm)，即从作为时间或空间语境的20 世纪都市经 验出发，讨论传播、新闻、大众媒介与社会结构之关系 的宗旨，在日后很多的继承者那里都失落了，拉扎斯菲 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传播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 此，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渐渐地脱离芝加哥学派经典城 市研究高度重视的时间或者空间语境，演变成用统计 方法不断给予证实的普遍性论断。

新传播技术激发网络社会崛起，使得城市交流系 统扩展到了全球范围。网络及其关系成为城市交流系 统的实质，城市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去中心化、节点性、 流动性等特征。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乡 村、国家、社区连接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网络。早在 近百年前，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斯 就指出，现代传播业将人类编织进了城市化关系网络 中，“城市化不再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叫城市的 地方，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城市化也 指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不断增强的 过程。最后它指人们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而在他们中 间出现的显著变化。不管生活在何处，他们都受到城 市的机构和人的力量通过通信与交通给他们带来的影 响。”沃斯揭示了传播( 交通、通信) 与人类世界城市 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网络时代被大大地增强、 转化。卡斯特基于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传播与城市 之关系指出，我们生活的地球正在成为都市星球，城市 是网络社会中最重要的节点，与乡村、国家、社区呈 现出一种网络化的勾连、互动关系。传播技术的发展 重塑了传播与城市、社会之关系。

三、技术

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交流系统，技术无疑构成了 城市的基础要素与发展动力，这绝不仅仅表现在当前 新传播技术创造了智慧城市，并进一步发展到了智能 城市，更是指在城市产生发展的整体性进程中，技术发 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技术引发的城市变革，改变了人 类社会的基本状况。理解技术、城市、社会之相关关 系，要从认识技术开始。城市传播的技术观首先要打 破技术的工具论(这常常构成了主流实证传播研究的 理论前提)，从海德格尔对于雅斯贝斯“技术是人的手 段”的工具论批判出发，将对技术的认知，从工具论拓 展至技术哲学、媒介学的环境说、存在论、技术自主性 等视阈，以观照技术对于传播与城市的多侧面影响。 伊德从后现象学的技术论出发，突出了技术在人类社 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 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伊德认为，海德格尔可看 作是当代技术哲学的奠基人，他从实践角度观察了技 术对于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影响。伊德援引海德 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一段话:“就像我们已经表明 的那样，最切近我们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 的认识，而是操作事物和使用事物的操劳，操劳有它自 己的‘知识’。”进而解释，隐含在这种技术情境论中的 是对世界的看法，意味着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人所用 的“资源井”。伊德认为，也可以说这种使用“揭示”了 世界。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进一步阐释了这 个想法，即“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和手段，而是真理的一 种解蔽方式，是世界向我们敞开的方式”。但长久以 来，我们对待技术采取的是“不思”态度，斯蒂格勒认 为，“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人 类一直认为，“技术物体自身不具备任何赋予其活力的 因果性，技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支配下，一直被 放在目的和方法的范畴中来分析的。换言之，技术物 体没有任何自身的动力”。这种技术“不思”论遭遇 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斯蒂格勒历数从马克思、恩格斯、 卡普、埃斯比那思等对于技术的卓越思考，指出，越来 越多的学科开始关注技术问题，比如“历史学家们在工 业革命的领域开始注视新技术所起的作用”。终于， 技术在哲学研究的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这个变化是 在“工业发展打乱了知识和社会组织的秩序”时发生 的。斯蒂格勒将技术概括为“在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 物学的有机物之间的第三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 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斯蒂格勒的技术观启发我 们，技术不能仅仅理解为人的手段和工具，它具有自身 的动力。技术是与社会发展互嵌的，工业革命技术范围 不断扩大，“科学本身受其调动，和器具领域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它被迫服从于经济和战争冲突的需要，所以改 变了它原有的知识范畴的意义，显得越来越依附于技 术。”技术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技术化 就是丧失记忆，这一点在柏拉图的《斐德罗斯篇》中已有 所指:哲学家们在和诡辩家的争论中，指责文字记载的 记忆威胁着只是回忆的回忆，记载记忆有玷污回忆记忆 的危险，以至将它毁灭;计算决定了现代化本质，随之而 来的是人们对最初记忆———这个一切毋庸置疑的推理 和意义的基石———的丧失。计算带来的技术化使西方 的知识走上一条遗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遗忘自身真理性 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欧洲科学的危机’。” 这类关 于技术化的阐释，不能理解为人文主义对于科学的道德 批判(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而是揭示了技术对人之 存在历史性、基础性的影响。

激发斯蒂格勒发出当代技术哲学之问的动因为 何? 他说，“由技术的强大动力在我们时代的舞台上造 成的巨变引来了一系列的反应。无论这些反应是直接 的还是间接的或是媒体化的，无论它们是‘肤浅的’还 是深思熟虑的，都必须给予超越” 。城市传播认为当 前技术本身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大致可概括为三个 方面:其一，传播技术的重要性突显。传播的技术超越 生产的技术，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在这个全球信息秩 序中，全球性都市正在成为全球关系的关键节点。 新 技术传播造就的“全球信息秩序”颠覆了旧有的社会 形态，它“抹灭并吞噬了一切先验/超验的事物” 。 “在国家的制造业社会里的主要行为者是国家、制度与 组织，而在信息秩序中，关键性的比较关系不是在一个 个国家之内，而是在坐落于不同国家的全球性都市之 间。” 拉什称这种信息秩序为“传媒社会”，传媒社会 的文化标准单位就是“传播”，由于它具有简洁、快速 及短暂的性质，正在取代叙事及论述成为文化的核心 原则。 其二，复合空间的出现。移动网络、虚拟现实 等传播技术，使得人类生存世界出现两个平行又交织 的空间。城市空间作为当前人类生活最典型的空间形 式，分化成无数个复合空间———实体与虚拟交织互嵌 的空间。米切尔的比特之城，在互联网(彼时还称之为 信息高速公路)出现之初，就敏锐地展现了新型信息传 播技术造就的这种空间变化。比特之城“将是一个不 依附于地球上任一确定地点而存在的城市”。空间形 式的转变，带来的是城市及其社会生活多个方面的变 化，“数字化时代新兴的城市结构和空间组合将会深刻 地影响我们享受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公共对 话的性质和内容、文化活动的形式、权力的实施，以及 由表及里的日常生活体验。” 米切尔比特之城的深刻 之处在于，在互联网早期阶段，揭示了传播技术创造新 型城市空间从而改变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可以概括 为，虚拟之城具有惊人的现实力量。但米切尔认为，网 络将致使城市脱离实体空间、消解地理，并且为之欢 呼，未免陷入另一个极端。米切尔说，网吧一举“摧毁 了地理代码这一法宝”，在传统城市中被强调的“位 置、位置、位置”，无关紧要了。 他没有预料到，移动网 络时代，位置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位置本身也变成了信 息 ，虚实交融的空间形式引发了城市生活及社会关 系的巨大变化。其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技术最 终指向人本身，智能技术正在塑造新型传播主体——— 技术与人的组合“赛博人”。这是一个技术具身、为数 据浸透的传播主体。赛博人成为传播主体，媒介便不 再只是外在于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机构，而是转为身体 本身。身体成为了一个界面。赛博人造就的界面，打 破了原本隔绝很深、很久的众多社会系统。它创造的 连接力，实现的不仅仅是专业传媒机构内部的连接或 者传媒机构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而是人类基本生存方 式的各种系统的打破与重组。

由存在技术论出发，城市传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观照新技术时代传播与城市发生的革命，也就是 说，要以城市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场景，观照新传播技 术如何重构了人们的时空观。之所以要从时间、空间 的维度讨论传播，是因为时空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维度。 康德说，时间、空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个最基本的维 度。 也正基于此，卡斯特在研究网络社会时，将“流动 的空间”与“无时间的时间”作为全书最后两个议题。 卡斯特写道，“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物质向 度，”他之所以要“分析空间与时间的社会意义”，是因 为网络社会重组了时间与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 空感。他创造了“流动的空间”“无时间的时间”这样 的概念，旨在描绘网络社会空间和时间的新型状态。 新技术对于时间、空间的改变，因观察视角的不同，议 题和观点千差万别，但大致涉及如下方面:或是在原有 面向上的变化，比如时间的加速，空间的延伸;或是添 加新的面向，比如虚拟时间、虚拟空间的出现;再或是 叠加、融合、转化原有与新型的多重面向，进而创造出 一种崭新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原有的认知中是无法想 象，甚至是冲突矛盾的，比如“虚拟实在”。要强调的 是，我们关注的不仅止于新传播技术带来的时空变化， 更要进一步挖掘这种变化的社会意义。

智慧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智慧城市” (smart city)这一概念的提出，与IBM 在全球推出的信 息建设战略理念“智慧星球”(smart planet)有关。2009 年以来在中文语境中流行的“智慧城市”说法，是由此 引申过来的。这里所理解的智慧，具有明显的IBM 色 彩，即从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维度来探讨智慧。 后来，IBM 提出新型智慧城市( smarter city)，超越了偏 重于信息化的单一维度想象，将对智慧的理解深化为 认知计算的层面，强调智慧城市以前沿分析方式突破 社会问题，建设数据驱动的认知性( cognitive) 政府，向 智能化建筑理念转型。 从城市传播的视角出发，技术 与城市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讨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 设可能造就一个虚拟的城市空间，而是必须进一步追 问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虚拟城市空间的主导技术是 什么? 这个技术逻辑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人类的时空 感? 二是，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它为哪些社会主体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行动带来了可能 性? 三是，城市技术的更迭如何创造了传播与人的新 型关系? 这给现有传播理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我们 认为，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 对于真实的理解，仿真技术的传播改变了人的存在方 式。智慧城市及新型智慧城市，包含了两种维度的仿 真，“我将它们称为‘计算式仿真’与‘融合式仿真’。 这两个‘仿真’概念，有其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对‘再 现’与‘客观真实’的颠覆。”“计算式仿真”的观点以基 特勒为代表，其中的“仿”，是编程语言为核心的计算 实践;所实现的“真”，则是数据云端的程序真实。海 勒的论述则可以被理解为“融合式仿真”。她所理解 的“仿”，是知觉关系的全面构建;其中所见的“真”，是 人机融合的后人类仿真。”从智慧城市到智能城市的 变化，意味着当代城市语境的仿真实践从技术生产转 向囊括人机互动体验等多样实践方式的融合传播实 践。在关于城市政府双微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上 海市政府官微“上海发布”的空间实践，在政府组织内 部建立了与其他部门值得信赖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 关系网络覆盖了整个政府系统，在维持系统稳定的前 提下，重新设置了市政府机制运作的时空秩序。

在传播、城市与时空关系中，城市传播尤其突出空 间元素，这是基于如下原因，其一，人类社会迈入空间 时代，学术界正在实践“空间转向”。后现代主义者称 我们这个时代是空间的时代，20 世纪70 年代席卷学术 界的“空间转向”，正是回应时代变迁的学术新动向。 网络社会突出了空间的力量，正如卡斯特所说，尽管 “空间和时间在自然与社会里都互相纠缠，”但“在网 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这个假设，“不同于大 部分古典社会理论时间支配了空间的假定”;其二， 城市研究中，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城市在很 大程度上首先被视为一种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空间形 式。实体的城市与抽象的城市并置，构成了城市研究 的对象及出发点。对传播与城市的关系，主流传播学 主要集中在抽象的层面，如城市的社会结构、组织机 制、心理状态等，忽略了实体城市蕴含的传播之丰富意 义，比如城市实体空间的交通、交往、交流(不同侧面的 传播)的多样性涵义，亦忽视实体城市与抽象城市的勾 连;其三，较多基于大众传播的主流传播学研究，沿袭 古典社会理论，突出时间、遮蔽空间，甚至长久以来将 空间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将跨越空间看作大众传播 的突出特征，体现了现代性征服空间的典型欲望。我 们看到，在移动网络时代，地理非但没有终结，反而以 另一种方式回归了，现时代的“地理媒介”，不但强调 媒介的位置、空间、景观、地理属性，而且将实体城市、 抽象城市融为一体，特别关注媒介在两种空间的来回 穿梭中创造的新型社会关系。概而言之，城市传播 对于技术的理解，是打破工具论、从存在论视角出发 的。而主体对于时空的感受，最终是通过身体的感官 来实现的，当我们试图在城市场景中把时空维度纳入 传播研究的视阈中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体 的主体是如何在不同的感觉器官中整合这些信息并产 生反应的? 彼得斯早已指出，主流传播学对于身体的 遮蔽由来已久。而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社会”，正是 观察这种感官的最佳场域。这里所谓开放，不但指城 市的人口和社会关系的高度流动与异质性，也意味着 现代城市空间环境中，主体遭遇到的感官撞击。西美 尔的大都市分析就是以强烈、快速、异质的感官刺激作 为基础的。本雅明对于城市研究的巨大贡献，是提出 了与社会结构抽象分析不同的路径———体验城市的研 究方法。本雅明认为，对于城市与文化，应该“通过可 感知的存在来直接展开”，只有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 巷，以身体遭遇行人、建筑物、事件，才能捕捉19 世纪 的首都巴黎的历史文化意象。以身体感官体验城市 的方法，在移动网络时代必得增加新鲜的元素，那就 是，在智慧城市这样被信息网络全覆盖的复合空间中， 身体体验的不仅仅是实体空间，还要叠加上虚拟城市 的网络世界。

在移动网络时代，人成为了最初和最终的媒介。

四、媒介

自报纸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间，当人们提及媒介这 个词的时候，一般意识中浮现的都是大众媒介———现 代社会中的职业化专业机构。新传播技术时代，倏忽 一夜之间，人人都有了自媒体，传播机构急急忙忙寻找 五花八门的场景。几年前传播学界还在为“泛媒介 化”争论不休，突然间“万物皆媒”成了业界、学界毋庸 置疑之共识。我们对于媒介的认识在这十年间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万物皆媒”的说法简洁有力，精妙 地描绘了新媒体时代“连接一切”的传播实践。但是 媒介的意涵究竟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社 会生活与人类文明，传播学界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与 剖析。当我们将手机、建筑、二维码、城市这些看起来 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都视为媒介时，我们到底赋 予了媒介怎样的意义? 在媒介意涵的问题浮现之时， 众多传播学议题接踵而至。比如，在万物皆媒的时代， 专业大众媒介机构的社会定位是什么? 传播实践是否 将渗透乃至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实践中? 媒介在何 种意义上成为传播研究的对象? 这些议题不但是新媒 体实践提出的急迫现实问题，也是传播学研究面临的 根本性命题。我们常常说，新技术引发了传播革命，这 不但指向实践层面，也包括理论研究的层面。城市传 播立足于城市场景中的新媒体实践，力图拓展主流传 播学将媒介主要地落实于大众媒介机构的传统思路， 这就需要梳理媒介内涵在不同历史场景的传播实践中 的变化，并把握各种媒介的共同特点，或者说本质。依 照帕克的观点，报纸就是城市的媒介。当报纸和城市 都发生了变化，必然要追问，媒介如何改变了?

相较于传播，媒介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一直沿 用至今。延森在讨论媒介融合时，就追溯了媒介意涵 的历史演变，在古典拉丁文中，媒介意味着一种“中间 的”实体或状态。到了12 世纪的意思是“使得现实世 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 相互关联”。17 世纪中叶开始媒介的现代意义基本定 型了，“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作为大众传播的渠道。” 20 世纪60 年代，指“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 与机构。”从这个简略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一，媒介的 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文化变迁不断转化 的;其二，这个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连接”“中介” “关联”是其核心的意涵;其三，媒介作为一种连接，勾 连的方面异常丰富，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是现实世 界的诸种现象，也可以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或者是 人与人(社会交往);其四，媒介的形式常常是激发媒 介变迁的动因;其五，媒介是两元论常常忽视的第三种 存在，是连接两元的中间状态;其六，媒介渗透在生活 中，只是到了现代，才出现了将媒介专业化、建制化的 现象，即大众媒介的产生。媒介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仍 然是相当广泛的，尽管大众媒介取得霸主地位几百年， 媒介的丰富意义仍然不能被大众媒介垄断。赛尔说， “传媒本来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在光的传媒中 看，我们在声音的传媒中听，我们在语言的传媒中交 往，我们在货币的传媒中交易。”赛尔的这个媒介定 义看似简单，但却揭示了媒介常常遭曲解的一个特征， 那就是，媒介不仅仅是连接，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本 身(及中间状态) 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存在物，一种崭新 的关系。甚至，如果没有媒介，被连接的存在都将失去 意义。德布雷解释了哲学意义上的中介(mediation)， 是“处于中间介入两者之间的、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 者，如果没有这个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克莱 默尔承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媒介 都有两个侧面，所谓“作为器具的媒介”与“作为装置 的媒介”。作为器具的媒介，是手段、工具，它外在于对 象，而作为装置的媒介是事物的中介，它浸透在事物 中。作为器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 技术则生产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 使新的方法得以产生。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 的产生，才是传媒技术的生产意义。克莱默尔说，“任 何把传媒当作信息的外在运输工具和载体来理解的理 论，恰恰都没有抓住传媒的非器具性维度。”总结以 上关于媒介的思想，城市传播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媒 介，一是媒介的涵义包括连接、中介、居间，这是一种打 破两元的存在;二是媒介是生产性的，它并非透明的容 器，即常识意义上的“载体”“渠道”“工具”，媒介参与 意义的生产;三是媒介作为专业化、建制化的大众媒介 机构的意义，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无法垄断媒 介的所有意涵。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媒介 不可能仅仅限于专业机构;四是城市作为交流系统，本 身就是一种媒介，它中介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实 体、虚拟世界的多重关系。

媒介在这个时代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移动网络、虚拟实在等传播技术极大地释放 了媒介的中介性力量，在社会各个领域及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众多连接。当中国互联 网巨头腾讯提出“连接一切”时，“万物皆媒”必然地成 为一个普遍现象。广义的媒介具有多个面向，在大众 传播时代，研究者较多关注媒介的内容———信息，对媒 介的其他维度大多采取忽略态度。尽管麦克卢汉在 1964 年就大声疾呼“理解媒介”，认为媒介的内容不过 是吸引看门狗的“鲜美的肉”，媒介研究一直忽略了实 质，即媒介本身的信息。但麦克卢汉的呼吁基本未能 改变主流传播学只专注于媒介内容的偏向。新传播技 术的崛起不但让研究者，而且使得更多的普通大众意 识到媒介本身的力量，意识到媒介有着不仅止于信息 内容的多个维度。城市传播试图打开媒介更多的面 向。比如，在报刊史研究中，我们试图破除“媒介只是 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的媒介观，提出一种新的 书写方式，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 ……媒介实践所关注的重点，不仅是人们用媒介做什 么，而且也是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何种传播形 态，并由此产生何种改变。就这个角度看过去，媒介就 成为构成、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报刊不是本质 的而是构成式的。如此，突出媒介本身的元素，不但 创造性地解释了报刊与社会互相构成之关系，而且揭 示了，媒介与人类存在的基础性连接。城市传播将城 市空间也视为一种媒介，比如，考察上海外滩这样的地 标性城市空间作为媒介是如何连接历史、现在与未来 的，又是怎样融合实体城市与想象城市以建构城市认 同的;都市景观作为媒介，创造了哪些新型社会关系和 文化意义。当我们说“万物皆媒”时，仅仅指出所有存 在物都可能是媒介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我们还要解释 它在何时何地何以成为媒介，这个媒介通过连接，创造 了怎样的前所未有的传播形态及社会关系。

在移动信息网络全面覆盖、嵌入到各类社会空间 的当下，城市就是一个最典型、最活跃的媒介，城市作 为交流系统，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网络形态，达至媒介 的极致状态。拉什认为，信息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 是卡斯特所说的网络。“当生活形式变得信息化时，生 活形式便甩脱了其‘有机的’性质而采取了网络的形 式。”事实上，社会的网络形态并非自互联网时代开 始，早在现代城市的发生阶段，编织网络的实践与意识 就出现了。以18 世纪的法国为例，铁路、给水、邮政、 电报等系统都被囊括在网络的概念中。在大革命前 40 年，法国出现了“运输革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道 路中心网，以利于快速马车的运行;19 世纪建设了在 巴黎周围、从不同车站出发的法国第一个铁路网;同时 期建立的给水网是一种乔木状的结构。大城市都有若 干个彼此互相独立的网。最早的远距离信息交往方式 电报系统，开始时是“以巴黎作为出发的中心，形成互 相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辐射状”的线路。渐渐的，人们 考虑把这些孤立的线路连接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发 现，一个网不再是作为并列的线路来构思，而是作为一 个协调的整体”。大众媒介是人类对于网络想象及 实践的一次突破。这个网络跨越了物理空间对于时间 和身体的依赖，人类的交流进入一个新境界。互联网 的出现，使得网络概念趋向了一种极致，以至于社会结 构被网络化了，这正是卡斯特所谓的“网络社会的崛 起”，“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 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 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 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卡斯特描 绘的网络社会中，城市，正是全球网络的节点。因此 说，城市是当今网络世界最活跃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