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许小年
来源
| 硅谷趋势
后一阶段——“凯恩斯模式”
如前所述，在前一段的“亚当斯密模式”下，从1978年到1993年，国家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最初的40%不断下降。这一政府收缩，民间扩张的走向从1993年起逐渐停滞并最终转到了相反的方向，即突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模式”。
90年代初期，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日增和中央财政的捉襟见肘，在1993年，政府出台了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财税分配中地方政府占大头，中央政府占小头的格局，从此大多数财税收入归中央政府所有，中央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大大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物质基础。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政府为救市施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此，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举动越来越大。2008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的下降和资金链短缺的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著名的“四万亿”。 凭借这庞大投资的刺激，经济的下滑趋势一度得到遏制。
这种做法，靠的是(政府)投入资源来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之前的“亚当斯密模式”转化为“凯恩斯模式”。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活动范围被大大挤压，经济增长对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经济学上的凯恩斯主义也在中国大行其道。由于经济危机里中国的表现举世瞩目，所以这种凯恩斯模式比早年的斯密模式获得了更大的关注，许多西方论者也很自然地从它出发来理解和论说中国模式。
从此开始，“凯恩斯模式”固有的不良特性也进入了中国经济的肌体，其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现在我们遭遇的很多经济问题都肇始于此。
首先，以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具有不可持续性。再大再强势的政府，它的资源投入能力也是有极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也不能无止境地借债。
其次，即便政府可以无限投入资源，也会碰到一堵无形之墙，即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越多，收益率会逐渐降低，最终降至零。现在中国企业普遍遇到的问题是，之前投的太多，收益率已经低到再投资也驱动不了发展的境地。
过度投资还引发或者加剧了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即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一方面市场绝对价格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成本刚性”(比如受劳动法约束不能降低职员工资)，企业成本又无法相应地较少，这导致企业利润率降低和亏损，最终只能选择减产甚至停产。
现在大家只要在企业密集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走走，就能看到大量企业闭门停业或者干脆倒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政府投资即便短期内能取得刺激经济的效果，但在一定时段后，也会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逐渐丧失作用。
由于这个原因，“凯恩斯模式”注定是难以持续的。
“四万亿”的另一后遗症是政府的高负债。“四万亿”只是一个名称，实际数额其实不止四万亿，如果加上银行信贷，规模约有十万亿。这么一笔巨额投资，政府自己也拿不出来。钱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就在于2008年左右兴起的“土地财政”，即政府主要通过变现土地资源来增加财政收入。
这又包括两种方法。其一是直接卖地，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集体将土地买来，再在市场上以高价卖出；其二是用土地作为抵押物，向银行借债。 从05年以来，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份额逐年攀升，2010年已高达70%。
在地方政府如此依赖土地收入和房地产市场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社会上呼声震天，国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上却始终畏首畏尾，动作有限，原因就在于，一旦房地产市场变冷，地方政府就有断炊关门的现实危险。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三个主要风险点。
首先，土地是有限的，政府卖地换钱的做法无异于“寅吃卯粮”。现在可用的土地资源已经大大减少，靠地生财的做法难以为继。所以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风险点。
其次，政府大量欠债而又还不上，同时意味着银行将有大笔坏账。银行坏账积累是中国经济的第二个风险点。
第三，大量土地和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导致过度开发。现在全国各地，除北上广等地之外，普遍出现了房地产的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泡沫是中国经济的第三个风险点。
上述三者其实是绑在一起的，他们的源头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如果不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三种风险是无法根除的。
结束语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经济的严峻现实有准确的认识。在这方面，“克强指数”比官方提供的GDP数字更能反映真实情况。而在“克强指数”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近段时间“耗电量”和“铁路货运总量”的数据表现都不容乐观。
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中国经济的潜能依然不可小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在危机中发现转机。歌舞升平人人饱足的时候，没人想改革。而一旦经济恶化了，大家的好日子过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识和动力也就逐步积聚，我们离危机的出口和新经济增长期的入口也就更近了。
要实现经济复苏，第一步，需要化解在“凯恩斯模式”下所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需要不短的一段时间。其次，必须调治根本，也就是回归改革开放前半段的“中国模式”——“亚当斯密模式”。
收回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解放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充分信任和有效释放民间潜能，让民间多出力，让社会多发挥力量。同时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适当的范围内以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行动，朝着完善市场机制和明确产权保护的方向不断改革。 只要这样，我相信，中国经济列车重回高速轨道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最后，谈谈读书问题。当今世界瞬息万变，资讯信息珠沙混杂，置身于其中，很容易不知何去何从，迷惑彷徨。
我劝各位利用好在德求学的宝贵时光，抽身自流俗言行，潜心于经典著作，练成思想上的分析能力，铸就心灵中的“定海神针”。有了这份积累，以后出来任事，自然会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定力和智慧，任尔世间东西南北潮，都能为自己打造一片安身立命的稳固基地。
关于作者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