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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運好主編《曹操研究文存》出版

中古史 · 公众号 · · 2024-12-30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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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刘运好主编：《曹操研究文存》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2024年12月12日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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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运好教授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安徽文化强省建设，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策划并组织编纂了《安徽诗人研究文存》丛书。该丛书业已出版十种，分别为《曹操研究文存》（刘运好教授主编）、《曹植研究文存》（郑虹霓教授主编）、《嵇康研究文存》（童强教授、陈晓旭老师主编）、《刘长卿研究文存》（蒋寅教授主编）、《张籍研究文存》（徐礼节教授主编）、《梅尧臣研究文存》（程杰教授、涂序南副教授主编）、《吕本中研究文存》（巩本栋教授主编）、《张孝祥研究文存》（彭国忠教授、任群副教授主编）、《方回研究文存》（査洪德教授、李雪老师主编）、《钱澄之研究文存》（潘务正教授主编）。现将刘运好教授主编《曹操研究文存》相关内容予以推送，以飨读者。

《曹操研究文存》书影

前言：在历史研究中重新发现历史

引论：重新发现历史

我们没有办法重新置身于过去的历史风云中去体验历史。历史，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帝子降兮北渚”的缥缈而真实的存在——充满生命活力，却又难以一睹真容。假如你真能“穿越”时空，置身过去，又能如何呢？白云苍狗的时空变幻、偶然必然的事件叠加、多元组合的人物性格、乍悲欲喜的人生经历、浮云遮眼的认知局限等等，使你仍然无法真切地体验到正在你身边飘然而去的“历史”真实。从历史的形成过程上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劳动创造、人生阅历，都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未来而言，我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你真能深刻地认知正在发生的“历史”真相和“历史”意义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必须经历时间积淀、认知累积、“误读”纠正的发展过程，才能逐步认知的对象存在。因此，历史也是一个必须经历智者发现、挖掘、整合、描述、阐释的对象存在。我们所阅读的历史，就是一个经过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文化学者二度甚或数度研究所提供的文化蓝本。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又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对这个文化蓝本进行再度阐释而已。如果就学术研究而言，读史使人明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接近历史发展的真实，使我们庶几走进先民经历过的人生画卷；二是在过往的历史研究中，也可能发现历史研究者千虑中存在的认知误区，力图求证历史描摹中存在的事实偏差，从而寻绎到新的历史研究的生长点。

文学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当然必须遵循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在文学原典、金石考古的文学史料中，发掘文学史可能存在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又在历代文学史研究中，汲取研究成果，揣摩研究方法，培育研究直觉。历代文学研究的得失，既可以作攻玉之石，又可能是立此存照。要言之，原典研究和学术史研究是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两条基本路径。纵观百年的曹操文学研究史，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民国时期（1912—1949）、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新时期（1977—2021）。回顾这一段百年学术研究史，对于进一步深化曹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一、作家研究与历史评价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准则。我们的文学研究除了无名氏作品之外，很少将一部作品纯粹地作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即便是无名氏作品，如《诗经》《古诗十九首》，我们也仍然努力考证作品的产生年代，揭示作者的身份之谜。殚精竭虑地还原作者的历史原貌，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与一般文学家不同，曹操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创作只是军国大事之余“抒情言志”的涟漪而已。所以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研究曹操的文学创作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作为政治家，曹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的争议也几乎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政治人物。而且由于《三国志演义》的流行，中国国粹——京剧也以曹操为题材的剧目最为丰富，因此曹操就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按时髦的话，说曹操是一位“流量”政治明星一点也不算夸张。

曹操生前死后都一直饱有争议。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始终纠缠在人品道德、政治伦理之中。简言之，曹操人生可以分为三段：

（一）早期（169—190）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 ^[1] 。据万绳楠先生考证，曹操十四岁入太学，时人对曹操产生这一印象应该是在入太学后，所以我们姑且以十四岁作为他的人生起点。所谓“机警”“权数”，虽然不能说是贬抑，却也不能算是褒奖。特别是《曹瞒传》记载他佯装中风，诓骗叔叔，反而在父亲面前诬陷叔叔因“失爱”而冤枉自己的行为，更是背离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做人品质。历史没有提供更为详细的记载，然而据此推断，少年曹操就是一个人品道德极具争议的人。成年后，初入仕途就锋芒毕露，这既表现出超凡出众的治政才能，也显露其峻刻严苛的执法原则。才略过人、善于识鉴的桥玄就看出其乱世英雄的一面。《后汉书·乔玄传》载：“初，曹操微时，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2] 以月旦评著称于世的许劭又评价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3] 。在走向政治舞台的过程中，他任济南相时，整顿吏制，惩罚奸宄，禁断淫祀；拒绝王芬谋废灵帝，反对何进矫诏董卓进京；后来又拒绝与董卓合作，谋刺不成，就变易姓名，逃归故乡；最后募集义兵、讨伐董卓。然而，曹操在逃归故乡途中，又发生误杀吕伯奢一家之事，且恨恨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时期，曹操已经展露出超出常人的胆识、治世能臣的才能以及谋兴汉室的政治理想。但是，道德的瑕疵也十分显眼，“雄”中之“奸”也初显端倪。然而，《曹瞒传》是三国吴人所作，说出自政敌之手，恐怕也不算臆测。误杀吕伯奢之事，诸家记载并不相同，是否可信，至少存疑。

（二）中期（190—209） 。初平元年（190），曹操起义兵讨伐董卓之后，先邀击乱贼眭固于濮阳，平定匈奴於夫罗于内黄，破黄巾军于青州，甘冒矢石箭雨，折冲陷阵，终于在逐鹿中原的军阀中脱颖而出。建安元年（196），迎天子，都许昌，走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路，终于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自此之后，战张绣，定袁术，擒吕布，大败袁绍，北征乌桓，最终平定了中国北部，成为一枝独秀的北方统治者。如若不是挥师南征，遭遇赤壁之败，或许曹操就成为统一天下的霸主。当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逐步形成，吴、蜀羽翼逐渐丰满，曹操虽仍然东征西讨，终也没有建立一统天下的辉煌勋业。曹操的这一段历史本无多少争议，但是中间又发生几件事引发后人争议。一是初平三年（192），破黄巾军；二是建安元年（196），曹操招集流民，设屯田制；三是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三郡。传统的历史学家，站在维护中央集权的立场上，对这三件历史事件并无诟病，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政治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破黄巾、设屯田、征乌桓，也引得争议蜂起。

（三）后期（209—220） 。三国鼎立的地域格局正式形成后，虽然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版图上，曹操都占有绝对优势，但是与以往军阀割据大不相同的是，吴、蜀辖地也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内部稳定，经济繁荣，军力资源相对丰富。尤其是吴、蜀政治集团内部也已形成完整的国家政治框架和上下同心的区域性国家认同意识。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方要吞并对方都会遭到对方上下同心的抵抗，企图在短暂时间内完成国家统一已不可能。建安十四年（209），曹操于芍陂屯田，就是一个标志。说明此时曹操已经非常清楚，吞并东吴已不可能，故屯田芍陂以作久长之计。刘备占领益州后，实力大增，后来曹操在对西蜀用兵过程中，屡遭挫折，形成双方以汉中为核心的拉锯态势。所以，这一时期，曹操虽也戎马倥偬，重心却移向操控汉室。早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以汉献帝名义，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结束了三权分立，自此独断朝纲。所以建安十五年（210）所下《求贤令》就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的身份自居。终于在十八年（213）封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且“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二十一年（216）封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其仪仗、官制一如天子。曹操后期，不仅实质上操控朝政，形式上也位同天子，所以才遭到传统的历史学家所谓“名为汉臣，实为汉贼”的愤怒指责。恰恰又是在这一时期，曹操又罗列罪名，杀戮名士孔融、杨修，更招致后人的批评。

综观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从少年佯装“中风”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再到莫须有而杀戮孔融、杨修，成为曹操道德品质上难以洗刷的污点；第二，从“少机警，有权数”到“乱世之奸雄”，再到“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又成为曹操政治伦理上难以洗刷的污点。后来，经过小说、戏剧的渲染夸张，曹操白脸奸雄的形象也就家喻户晓了。

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制后，学界普遍摆脱了“君主本位”陈腐观念的束缚，传统历史学家咬牙切齿所指责的政治伦理问题，普遍被弱化了；再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发掘曹操的历史贡献也提到了研究日程上。所以，近百年来的曹操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翻案”的问题上。

之所以称之为“翻案”，因为正统的史书如《三国志》中，曹操是正面形象；从唐太宗《祭魏太祖文》到宋真宗《亳州魏武帝帐庙记》，曹操也还是正面形象。但是到了宋代萧常和元代郝经的两部《续后汉书》，曹操就成为了“假大义以欺世盗国”，“此其大奸，以一死欺天下后世者也”的形象。曹操的形象在史书中被一步步污名化了。

民国著名学者章太炎大约是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其《魏武帝颂》对曹操推崇备至：“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师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加之以恭俭，申之以廉谨。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警。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故民繁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 ^[4] 且在《近思》《菿汉昌言·区言一》文中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及政治才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甚么分别。” ^[5] 后来，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又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6] 此后，出现了文载道（金性尧）《谈曹操》、王璞《认识曹操》、王明《曹操论》等系列翻案文章。虽然这一时期对曹操的研究并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那么热闹，但是也终于使曹操抖落了历史骂名，部分恢复了历史原貌，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曹操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11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袁良义《曹操论》；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王仲荦《曹操》，大约可以看作是新中国后第一批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但是应者寥寥。从1952到1958年这一段时间，毛泽东主席多次谈到关于曹操的问题，充分肯定了曹操的历史贡献，并且明确地说，“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 ^[7] 。由于领袖崇高地位的影响，这一问题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向，形成了1959年“为曹操翻案”的热潮。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45期发表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的问题。文章核心论点有三：第一，曹操攻打黄巾，却继承了黄巾运动，并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第二，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第三，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曹操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一言以蔽之，“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1959年2月19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152号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实际上是对郭沫若翻案文章的一个响应。后来郭沫若又在3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替曹操翻案》，对曹操镇压黄巾、平定乌桓、滥杀无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结论是“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复旦大学谭其骧先后发表《论曹操》《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读郭著〈蔡文姬〉后》系列文章商榷郭沫若的观点，认为“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不存在所谓“翻案”问题。这次讨论席卷全国，不仅是学术界，几乎各个行业都参与了讨论。其意义就在于：自此之后，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结论，已经深入人心。

“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研究文章虽然不少，但是将曹操塑造成“尊法反儒的典型”则是产生了不小的历史误差，其中梁效《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项罗《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正是这一时代的特殊产物。尤其是前者，完全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所以“四人帮”倒台后，即刻受到学界的清算。张金光《论曹操》(《文史哲》1977年第4期)、柯友根《试析曹操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兼驳梁效的“中小地主进步论”》(《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论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都为曹操研究的正本清源做出了相应贡献。后来沈祖祥、高希中分别撰文，深刻反思这一段曹操研究史 ^[8] 。自此之后，曹操研究，其整体评价以及对镇压黄巾、屯田制度、北征乌桓、残忍好杀、用人政策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虽然也有热烈争论，但已回归于真正意义的学术争鸣上。刘运好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一个基本维度：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点，而不是以道德评判为准绳。”正是以此为评价维度而得出结论：“曹操是‘命世之才，超世之杰’，也滥杀无辜、清除异己；‘揽申、韩之术’，也崇尚经传儒学；重构‘汉官威仪’，也权欲膨胀，阴怀‘不逊之志’。” ^[9] “其文学成就集中于诗歌和文章，其中，浪漫与理性、温情与残酷、坦率与阴鸷，错综交织，更立体地刻画出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多元复合性格。” ^[10] 应该说，这是具有总结意义的研究成果。

纵观历代对曹操的评价，抑扬云泥，就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即近百年来的曹操研究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在脱去“君主本位”的传统观念和“阶级本位”的现代桎梏之后，逐渐从脸谱化、符号化思维认知方式中回归于历史语境，“庶几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曹操的基本特征。” ^[11]

二、文献整理与文学比较研究

“外定武功，内定文学”是曹操辉煌人生的两个方面。作为文学研究，文献整理和文物考古是一切历史与文学研究的基础。有关曹操的文物考古，莫过于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向新闻媒体公布的一项重大考古成果，即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得到考古确认。然而，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引起轩然大波，致使由学术争论演化为公共事件，似乎至今也难以定论。本人对于考古是外行，故对此难以置喙。不过有一点，我是赞成的，即将“魏武王常用”作为是曹操墓的直接证据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史籍记载曹操皆称“魏公”“魏王”，并无“魏武王”的称谓。读者诸君要了解争论详情，可以参阅《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曹操墓真伪之辨》。

有关曹操的文献整理，主要涉及文集整理校释、作品编年考辨、研究资料汇编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又是曹操研究的基础。

第一，文集整理是文学研究的第一步。曹操集整理一直都受到学界重视。1911年丁福保刊印《汉魏六朝名家集·魏武帝集》，对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又重加董理和补充；1916年又出版《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其中对曹操诗再加整理校勘。1925年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黄侃《魏武帝诗注》，作者将训诂与章句结合，前人评述悉加征引，举凡作品疑义处皆加考证。这是第一部关于曹操诗集的经典注本。新中国成立后，曹操文集整理获得突破性进展。1974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曹操集》，不仅全部收录曹操诗文，而且将曹操《孙子注》也收录集中，且附录江耦《曹操年表》及《曹操著作考》，为曹操研究提供一个完整读本，成为后来曹操集整理的范本。亳县（今安徽省亳州市）集体编撰《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刘运好《曹操集（解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基本上都以此为参考底本。其中《曹操集（解读）》汲取众家之长，不仅有详细的文本编年，而且每篇皆有简略的史实考证以及诗艺文心的解读。书首的“导读”钩稽史料，力图还原曹操的历史原貌，既详尽分析了祢衡、孔融、杨修被杀的深层原因，也细致分析了曹操的思想特点、历史贡献、文学成就诸多方面。

第二，年谱编撰。20世纪40年代，陆侃如相继发表《建安（曹操）诗谱初稿》（《语言文学专刊》1942年卷二）、《建安文学系年(196-219)》（《清华学报》1941年卷十三）。在这期间，陆侃如花费十年时间编撰《中古文学系年》，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反复修改，直至去世后，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曹操诗谱的内容基本保留在本书之中。1959年，江耦发表《曹操年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曹操年谱，且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资治通鉴》《三国志集解》所载的互相歧异之处，略加辨正。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张可礼《三曹年谱》，该书材料丰富，考证精审，是曹操研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第三，资料汇编。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河北师范学院编撰《三曹研究资料》，辑录了从魏晋到清末有关三曹作品评述及其文学活动的资料，省却研究者的翻检之劳。200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其中“本事编”也可供研究曹操时参阅。

补充说明的是，中华书局整理本《曹操集》、刘运好《曹操集（解读）》都收录了曹操《孙子注》，而且后者通过对曹操《孙子注》与《孙子兵法》的比较性阐释，将曹操的军事思想、军事谋略及用兵特点充分揭示出来，在曹操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人物年谱的编撰，除了《曹操年表》之外，比较《中古文学系年》和《三曹年谱》，也可以明了相关历史事件和作品系年。特别是刘运好《曹操集（解读）》，在目录中已经标明作品系年外，每一篇解读都有作品生成背景考证，即使难以系年的作品也通过文本内容与作者思想及相关史料的辨析，确定其大致编年。

随着对曹操人物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关系研究”和“比较研究”，即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以及三曹文学特点的比较。这两种研究直接涉及曹操文学史的定位问题。

第一，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第一次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引起后人注意。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就已经注意到这一文学史现象。刘勰影响尤大，其《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显然，曹操是开风气的人物。黄侃《诗品讲疏》说：“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不过关于究竟是谁属于“魏响”的振发者，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钟嵘《诗品下》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诚有两汉之遗风。显然蕴含“汉音”的意味。严羽《沧浪诗话》以“汉魏”含糊言之，胡应麟《诗薮·内编》则批驳之，认为至子桓兄弟才开魏代文学新的风气。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则下断语：“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民国时期，汪长锐《曹氏父子研究》说：“孟德所赋诗，皆沉雄俊爽，时露霸气，纯为汉音，绝不类建安文体。子桓的诗，以便娟婉约为主，变乃父悲壮的气概。” ^[12] 此论直接接受了陈氏的观点。新时期以来，王鹏廷《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以折中的态度，认为曹操诗文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实际上是黄侃观点的再度阐释。其实，曹诗多是乐府，然主体色彩鲜明。从乐府发展史上说，是汉音的终结者；从抒情主体性上说，又是魏响的引领者。以乐府写时事，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曹操的确是第一人；且如鲁迅所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个性色彩十分浓郁。就后一点而言，则是“魏响”。

所谓“魏响”就是指不同于汉末文学的建安文学。也就是说，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因此研究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也成为民国时期的一个热门话题。钱振东较早注意这一问题，先后发表《建安诸子文学的通性》《魏晋文学之时代背景》两篇论文，明确指出：“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文学环境，于是散文的辞藻，就变为清峻了。” ^[13] 紧随其后的是关健南。其《建安文学底时代背景》说：“曹操以‘一世之雄’，当‘朝野崩离，纪纲文章荡然’之际，因缘时会，取得最高政权。于是治棼理丝，大发挥其政治铁腕，重刑名，用法治，以振颓风，结果法家思想大盛，而儒家之经术思想就衰。法家思想务在深文，文学受其影响，自然也就厚重谨严而为深刻了。……法家思想既经把拘束人心底经术思想打破，于是社会思想便由谨严而趋于旷达，这种旷达的思想表现在文学上自然通脱驰聘不循故常了。” ^[14] 当然，他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曹操文学风格形成的时代和主体原因，但是他把法家思想作为乱世中的一种文化思潮，不独曹操一人所宗尚，这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此后，李家瑞《曹家文学》明确指出：“时代之思想环境，攸关于文学者，至深且巨。”建安之际，战祸频仍，百姓流离，人命危浅，“是以当时文学之士，咸有人生如寄，为欢几何之感。发为诗文，则为慷慨，为唏嘘。情深音怨，气充辞沛”，“此皆时代环境之影响于文学，而使之不得不然者也” ^[15] 。

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争鸣中，今果《曹操与建安文学》是为数不多的专论曹操文学的论文。论文细致论述了建安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建安文学就它的总倾向和主导方面来说，它比较深刻地批判了汉末腐朽政权和豪强权贵统治的罪恶，相当充分地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疾苦和声音，可以说，建安文学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了这个充满了变动和灾难的年代。”曹操诗歌正是“ 一针见血地击中当时社会生活的要害 ”，而且“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以邺都文士集团为骨干的建安文学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曹操培植起来的 ” ^[16] 。虽然文章难免浸染特定的时代特点，但是比较系统论述了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肯定了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指出：“曹操对建安文学繁荣与发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上为之提供了一个稳定良好并不算太祥和的外部环境。其次是他身体力行带头为建安诗文注塑新气象，开创新传统，建立特定时代的文采风骨使之放射异彩而作出的不朽努力。” ^[17] 另外，曹操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但是其领袖群伦的政治地位、文学作品所浸润的审美风貌，也影响了建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形成。早期张道仁《建安诗的批评》（《大夏月刊》1929年第2期），虽然言之不详，却有开创之功。近年来，宋亚莉、郑杰文《曹操与汉末士人的交往及建安文学批评的形成》（《理论学刊》2015年第3期），熊建军、顾兴德《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即弥补了张氏研究的缺失。

第二，三曹文学特点比较。三曹（操、丕、植）是建安文学的中流砥柱。所以钟嵘《诗品序》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三曹父子血脉相连，文化同根，其文学审美趣尚也必然同宗。故《文心雕龙·乐府》又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所言之“三祖”乃指操、丕、睿，因魏明帝立“三祖庙”而连带称之。钟嵘《诗品》下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睿不如丕，亦称三祖。”刘勰虽批评操、丕作品情感放荡，言辞慷慨，背离了“清商三调”的雅正，犹如《韶》《夏》之于郑声，实际上恰恰揭示了操、丕父子的乐府创新性。而这一点在曹植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批评相对偏颇，后来研究，不断纠偏。民国时期的学者，既注意其共性，如陈登原对曹操乐府评价尤高，认为丕、植乐府受其直接影响，“曹公乐府诸作，真能启迪二儿者矣” ^[18] ；也注意其差异性，如曾毅《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孟德如猛将，子桓如美媛，子建如贵宾” ^[19] ，明确指出三曹的差异。其实，从折中的态度看，三人同异互见。李家瑞《曹家文学》在论述建安文学的特点及其成因之后，特别点明：“遍观曹氏三代之诗文，咏叹慷慨之作，实逾其半。”其共同处，“文意相生，辞气并逐”，不同处在于曹操“风格苍劲，气色古朴” ^[20] 。对这一问题，杨剑花阐释最为周详：“魏晋文风之嬗变，曹氏三父子实为其枢纽。子桓为文，便娟宛约，一变其父沉鸷雄粲之作风，而为徘徊俯仰，是能深于情者。子建郁郁不自得，虽为贵胄，而一生坎坷，为文慷慨隽逸，无乃兄柔娟之态，父兄多才，渠尤独步。可知曹氏三父子，各有所长，而文笔亦各自成一体，风格殊不相类，以大体论之：曹操著作少，陈思王最丰富，学问则相若，而天才则以陈思王为冠。” ^[21] 他认为，曹操为文“奇伟、古劲，具两汉之遗风”；曹丕为文“娟媚如处子”；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三人各有所长，自成一体。评价三人长短，成为一时热点，如汪长锐《曹氏父子研究》（《惊蛰》1935年第1卷第1期）、关健南《建安文学底时代背景》（《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29、130期）、徐百康《三曹文学管规》（《桃坞》1946年刊）等等，且又引起三曹孰优孰劣的争论以及在文学史的定位问题。

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蔡厚示极力推崇曹操：“综观曹操的全部诗作，虽不能过誉为‘无篇不奇’，但就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两点而言，确不愧为‘建安风骨’之冠，连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略逊一筹，七子之徒更是望尘莫及了。” ^[22] 后来研究逐渐深入，李洲良细致地比较曹操与曹丕诗风：广而言之，一为阳刚，一为阴柔；狭而言之，一为雄浑苍劲，一为清丽婉约。曹操诗歌意象的特征是大、壮、古、朴，主要采用赋的手法来组合。曹丕诗的意象却是小、弱、柔、丽，主要采用比兴手法来组合 ^[23] 。傅正义又从题材选择、思想内容、总体风格、表现手法、语言色彩、艺术形式六个方面比较了三曹诗歌的异同点 ^[24] 。此外，李南冈《试谈三曹诗歌的审美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2期）、王昌献《论三曹诗“气”及其风格差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沈念慈《“三曹”乐府的音乐特色》（《艺谭》1984年2期）等论文，或论其同，或论其异，但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突破性成果——见仁见智，各有其是。

由上可见，文集整理校释，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取得突破性成就，而对于曹操思想风格、曹操与建安文学关系以及三曹比较，基本上还是盘桓在民国研究的苑囿之中。倒是在曹操作品的实证研究和审美研究等方面，逐步深入，走向辉煌。

三、诗歌与散文创作研究

任何关于一代文学、文学群体以及作家的整体研究，都必须建立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曹操虽然一生戎马倥偬，墨突不黔，但手不释卷的勤奋、横槊赋诗的个性及事必躬亲的案牍写作，使之留下大量的应用文体和诗歌创作。其中诗十五题二十四首，令八十九题九十四首，教八首，表二十四首，上书、奏事六首，策二首，书信二十五首，祭文一首，题识、序三首。除了诗歌之外，所有应用文体都统称为“散文”。

在曹操创作中，诗歌和散文既各有特点，又互相贯通。后人有整体风格研究，也有诗歌和散文分类研究。

风格是作家主体生命的审美性呈现，其中思想个性和审美态度是作家主体生命的主要表征。就思想个性来说，曹操是刑名思想的倡导者，也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傅玄《举清远疏》也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种思想根底和御政方式，加之时世乱离的深刻影响，形成曹操诗文独特的风格。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文壮节，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25] 这种对曹操文学成就及整体风格的认知，历代评价大致趋于一致。随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引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发生了转变。如钱振东《魏晋文学之时代背景》说：“笃行未必见用，放荡未必见摈，于是士风日趋颓放之途。至竹林七贤，遂至颓废之境，浪漫性之文学，乃胚胎于此矣。” ^[26] 认为曹操用人，“唯才是举”，“放荡”之人亦见重于世，导致士风的变化，促进了建安浪漫文风的形成。在“清峻”“通脱”中，又发现“放”“放荡”，并认为这是魏晋浪漫文学的源头——颓废派的浪漫主义。这一说法，立论或可商榷，观点却有启迪性。

在曹操创作研究中，诗歌历来最受关注，人们尤其注意其横槊赋诗所形成的诗歌个性风格。如南宋敖陶孙《臞翁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沈德潜《古诗源》说：“孟德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从风格上说，“沉雄”“俊爽”的确得其三昧。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又说：“跌宕悲凉，独臻超越。”在英雄之气中见其“悲凉”，在史诗描述中见其“超越”，确实表现出陈氏独特的艺术眼光。

近代以来，关于曹诗整体风格研究，绝少歧见，唯有所论深浅而已。汪长锐《曹氏父子研究》檃括前人“慷慨”“沉雄”，以之概括曹诗风格 ^[27] 。汪辟疆《汉魏诗注·魏武帝》“按语”阐释更为细致：“惟魏武以雄鸷之才，负匡时之略，鞍马论文，横槊赋诗，于激昂慷慨之中，有规模宏远之意，不拘拘于绳尺，不屑屑于时名，而其辞之横绝瑰丽，傲岸自喜，则诗如其人。宜其高视一时，跨越百代，同时作者，咸莫能及。” ^[28] 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指出：“因为他半世生涯都在戎马仓皇里，耳闻目见，均为伤心的环境和凄怆的材料。所以他的诗歌，遂充满了慷慨悲放之气。” ^[29] 长期征战，所见满目疮痍，“千里无鸡鸣，念之断人肠”，遂形成慷慨悲凉、通脱放达的风格。在“悲”中又拈“放”字，与“规模宏远”构成呼应之势。陈美朴、郑振铎等人持论与汪、郭氏基本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陈飞之《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成就》虽也以“风骨”为核心探讨曹诗风格，然而特别点明曹诗“ 深化了《诗经》以来的忧时悯乱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建安时代社会人生中的种种矛盾能够尽情披露，把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精神推进了一大步 ”；“ 发展了《离骚》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强化了生的意志及其主观能动作用，富有强烈的奋斗不止的鼓舞力量，增强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积极因素。 ” ^[30] 这就将民国所论曹操颓废的消极浪漫主义，又拉到了向上的积极浪漫主义。后来，也有许多专题论文研究曹操诗文的风格，如燕世超《略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学术界》1993年第10期）、霍雅娟《悲凉慷慨，沉雄顿挫──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贾长营《气韵雄浑，慷慨悲凉──浅谈曹操的诗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马志英《论曹操诗歌的悲情色彩及审美体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都难以翻出民国大家研究的手心，曹诗风格研究似乎已经进入瓶颈。事实上，曹操诗文俊爽的一面，至今尚无专论剖析之。而曹操诗文浓郁的儒家人文色彩，虽有专题论文如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吴怀东《经学盛衰与与曹操诗歌革新》（《江淮论坛》1999年第3期）等，但由此而形成不同于“沉雄”的“俊爽”风格似乎也没有深入发掘。

单篇作品和分类研究，是曹诗研究非常热烈的部分。1944年林庚《谈曹操〈短歌行〉》认为：“曹操这一首《短歌行》是古诗的代表，它代表着人生的两面，一方面是人生的忧患；一方面是人生的欢乐。……古诗是《楚辞》与《诗经》的产儿。它一方面不失为楚辞上永恒的追求，一方面不失为一个实在生活的表现。这乃是古辞乐府中最可珍贵的一点。它是一个对于人生认识得更透彻后的丰富的生活。” ^[31] 文章发表后，受到王福民的反驳。其《再谈曹操的〈短歌行〉》说：“我们把这首歌行详细念一遍，便可知道里面没有一点儿欢乐的成分。”“他是有欲望有野心底‘吃肉动物’；‘东方渐高’能使沉溺者转进更深的悲哀，这‘一世之雄者’，经过了‘龙腾虎跃’的生活之后，由‘慨当以慷，幽思难忘’到了‘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再进一步，竟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上找不到一枝可栖；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呢！” ^[32 ^] 所以不厌其烦引用，因为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关注热点。如杨宝林《〈短歌行〉新解》（《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6期）等。另外，民国时期，程会昌《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解》（《国文月刊》1949年第77期），运用乾嘉学派考据的方法，考史论诗，实际上在曹诗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李成蹊《曹操〈短歌行〉旧训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徐州师院学报》1989年4期）、袁传璋《曹操〈短歌行〉剩义拾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算是一个遥远的回应吧。

曹操诗的分类研究，早期多关注于诗歌体裁。民国时期，或认为四言诗成就斐然，代表曹诗最高成就。章太炎就说曹操四言诗：“上不摹拟《诗经》，独具气魄。” ^[33] 需火甚至认为：“曹操的四言乐府，尤其后无来者，独步诗坛。” ^[34] 持这类观点人数众多，如郑振铎、陈美朴、萧涤非、刘大杰等，但是否定曹操四言诗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郭伯恭从文学进化的观念出发，指出建安是四言衰退的时代，即使“以操的大才，也终究挽回不过来已经死去了的四言诗的命运” ^[35] 。沈达材又从艺术层面上历数曹操四言乐府的失败之处：一是有很多无谓的堆砌，二是叙事太烦琐，三是教训（说理）太多。即使如《短歌行》之类的名篇，也不免有蹈袭风雅词意之讥。他极力称赞其五言诗，认为是有生命的文学，最能代表并体现曹操诗歌创作的新倾向，即民俗化色彩 ^[36] 。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很少着眼于曹操作品的体裁。在内容决定形式的另一种思维模式下，题材是否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则成为热点。其中，关于游仙诗讨论最为热烈，如陈飞之《曹操的游仙诗》（《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农作丰《关于曹操游仙诗的评价》(《广西师范大学报》1993年1期)、顾农《曹操游仙诗新论》（《山东师范大学报》1993年3期），这些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曹操游仙诗的积极意义，带有比较浓郁的“翻案”意味。但是张士骢则认为曹诗“走的是一条从现实主义到背离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其后期“诗歌中的社会现实因素愈来愈稀薄，雄心壮志完全被神仙烟霞所包围，为长生久视的欲求所消融，形成了纯粹的游仙诗” ^[37] 。此外，关于曹诗用事、用典研究也成为关注焦点。就对《诗经》引用而言，张振龙认为，曹氏家族浓厚的儒学家学传统，以及曹操已有自觉地用事意识和依经立义书写原则，是其重视《诗经》的主要动因 ^[38] 。李健则从审美表达上阐释曹操将《诗经》比兴引入的诗学意义 ^[39] 。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细化。

曹操散文研究相对寥落。刘勰所谓“观其时文”固然包括曹文，但专门论述唯有《文心雕龙·诏策》“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其他则不多见。连极具个性的诏令也没有进入刘勰的视野，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受人重视。学者特别注意发掘曹操诗文风格与思想个性之间的联系。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明确指出：“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 ^[40]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更为深刻的阐释，简要言之，曹操崇尚刑名，力倡通脱，影响到文章，就形成了“清峻”“通脱”的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操散文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至新时期才有极大改观。张啸虎从“风遒骨劲”“骨气奇高”“雅好慷慨”“文体清峻”四个层面，论述曹操人格、作风与文章风格的内在关联性 ^[41] 。高光复认为曹操散文风格简约严明，抒情真切感人，既有清峻通脱的语言风格，又有严整而不拘于一式的结构体系 ^[42] 。张亚新将曹操散文的艺术特色总结为三点：一是“清峻”，即篇制短小，文意清楚，议论严密尖锐；二是“通脱”，即表意不作假，行文无拘束；三是一些应用文有充沛感情，有人物形象；语言朴直凝炼、生动形象 ^[43] 。刘运好概括说，曹操散文的意义：“从史的角度说，涉及了众多历史大事，是一部真实的汉末风云录；从人的角度说，勾勒了饱满的人物情性，是一部生动的人物写真集；从文的角度说，呈现了多样的文章风格，是一部公文的审美教科书。”曹操散文的风格：“以通脱个性为核心，以气势充沛为内质，以斩截自然为形式，三者之间的交融互生，形成清峻、朗畅、潇散的审美风格。然而通脱而又谨严，鼓荡亦有顿挫，斩截兼有曲折。”并且认为：“这种文章风格的多样性与作者主体性格的复杂性，恰恰构成内在的逻辑关联。” ^[44] 此外，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郑盂彤《建安风流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专著，对曹操散文也详细论述。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如张振龙在论述曹操引用《诗经》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曹操散文的语典和事典的运用。特别指出，所引语典在于明理和抒情，事典也有重新诠释和变化 ^[45] 。安鹏翔通过考察曹操的仕宦经历，对前人判定的时间逐一分析，认定《陈损益表》应该作于建安元年（196）九月初七领大将军到罢免三公的这一段时间内 ^[46] 。另有数篇硕士论文，或论曹操的笔法特征，或论曹操的令体文，都推进曹操散文的深入研究。

回顾近百年来，关于曹操创作研究，或论述整体风格，或析为诗文二体；或着眼于体裁，或落实在题材；或以文学理论观照文学，或以乾嘉学风诗史互证，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文学研究并非产生于象牙塔中，难免接受时代风云的洗礼；思维方式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可汲取的教训。

结语：学术史的启示

回顾历史，是为了研究历史。百年曹操学术研究史，既给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玉，提升当代学术研究的起点；也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避免以后学术研究的弯路。学术研究固然是个人的学术创造，带有鲜明的个性，但是也无可避免地接受历史典籍、意识形态、文化思潮及已有研究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引导意义，但是若不悉心辨析，一味“拿来”，也可能误入歧途。

第一，研究历史典籍，注意语境还原。历史叙事有两种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历史的存在，本是一堆碎片化场景的组合，其中有必然性、规律性，也有偶然性、突发性。历史的发展趋势本有多种可能的选项，因为机缘巧合，某一选项成为唯一，而历史学家通常从唯一的选项出发，逆向寻绎历史存在的因果律，以此构建“真实”的历史叙事框架，后人往往确信不疑，从而造成历史认知的误区。二是权力的选择与道德的冲突，在封建统治者身上往往是一种悖论式的真实存在。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以一种非道德的方式清洗甚或杀戮政敌，是一种常态，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是经典例证，后人的选择性记忆造成“有意识”的遗忘，李世民也就成为一代明君。有时又因为历史学家的政治倾向对部分历史真实的刻意放大，或文学家的主观喜好对部分历史真实的有意扭曲，后人对这种被放大、歪曲的历史也深信不疑，如曹操误杀吕伯奢就是如此，因此也成为其刻毒、自私的标签。对于这类史籍，必须注意在前人提供的有限史料中，按照历史逻辑，重新剪辑、拼接，力求还原历史语境。如曹操在出逃途中，因仓皇而生疑，误杀吕伯奢一家是合乎常理的，但对一个机警而善于权术的曹操来说，十分明了收买人心是乱世称雄的基本策略，在那种情境下，怎么可能再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令天下人心冷且将自己推向道德审判台的愚蠢议论？如果还原历史语境，就不难判断这种记载的荒谬。其实，对于曹操由忠于汉室到觊觎汉室的历史过程，对于孔融、杨修等人被杀，如果通过一系列历史细节的语境还原，就不可能掉进史籍的叙事陷阱。

第二，考察意识形态，探求历史动因。中国封建时期，随着王朝更迭，统治手法也不断花样翻新，因此不同朝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然而，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传统又逐渐积淀为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自觉地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又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每一王朝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并非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亡，前一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因子积淀于文化心理结构中。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往往成为群体自觉的士大夫阶层所尊崇的传统意识。简单地说，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君主意志；传统意识形态具有稳定的连续性，形成历史惯性。就一个朝代而言，国家意识形态和传统意识形态有叠合，也有分离。如《三国志》对曹操褒赞有加，以彰显历史功绩为主；到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以及宋代萧常、元代郝经的《续后汉书》，不再有陈寿所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自觉的士大夫传统意识形态上升为主体，抽去了曹操在乱世中拯救垂死之汉室的特定历史情境，全然站在儒家忠君的立场上，于是咬牙切齿地痛骂曹操“欺世盗国”“欺天下后世”。我们在阅读这些史籍时，务必明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历史张力的对立与消解，悉心探究每一观点出笼的历史动因，才能避免让别人在自己的思想上面跑马。

第三，厘清文化思潮，谨防矫枉过正。任何学术（文学）研究既是时代文化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深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随着新鲜血液的输入，往往能够提供崭新的理论视野，改善人的思维结构以及观照事物的视角和方法。然而，在时代新旧交替之时，人们满怀激情拥抱新的时代文化思潮，也最容易走进矫枉过正的思维桎梏之中。比如辛亥革命之后，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拯救旧中国的时代强音，于是西方学术大量涌进，加之那一时期学者多有留学经历，乱世呼唤“超世之杰”与一切向西的学术转向，造就了民国时期学术繁荣的同时，也使民国学术留下矫枉过正的暗伤。他们打碎了旧道德的桎梏，重塑曹操乱世英雄的形象，但是如果理性地判断民国时期关于曹诗研究，大都带有那个时代“偏激”的鲜明印记。如沈达材赞赏文学的“民俗化”这本来是不错的，但是说曹操五言诗具有民俗化色彩，并因此而全盘否定他的四言诗，就显然矫枉过正了。在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人们急于“破”旧而“立”新，矫枉难免过正，这也是一种常态，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势必影响对历史的正确评价。其实，郭沫若认为曹操是黄巾路线的执行者，陆侃如认为曹操诗歌“为其法治路线服务”，也可作如是观。

第四，揣摩研究成果，注意比较对比。传统的文学批评大多是印象式批评，印象式批评的叠加就形成整体批评。印象式批评是建立阅读直观的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如果作者的观点建立在整体阅读的前提下，这种印象式批评往往能够直击审美对象的本质。但是如果作者存在阅读“盲点”，这种印象式批评所得出的结论就必须留心了。比如南宋敖陶孙说曹诗“气韵沉雄”，清沈德潜又说“沉雄俊爽，时露霸气”，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切合实际？因为沈德潜《古诗源》是诗歌选本，是在全面阅读曹诗的基础上选其精品，所以他在“沉雄”中又发现了“俊爽”。如果仅就《蒿里行》《短歌行》等作品说，确是沉雄，然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等作品，显然在于俊爽。即使是同一作品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是否是沉雄中亦有俊爽？如果我们沿着“沉雄”一路而忽略了“俊爽”，显然就误入歧途了。曹操诗歌的俊爽与文章的通脱，恰恰构成内在个性的一致性，而后一点又被大多学者忽略了。所以，一般说来，选本批评与印象式批评往往更具有科学性。只有注意比较对比，才能地准确地汲取扬弃。不过，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也是在不断纠正前人“误读”的基础上而生生不息，就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也不必苛求前人。

总之，阅读典籍，必须善于捕捉细节，甄别真伪，还原合乎逻辑的历史场景。阅读史评，必须细致考察意识形态的影响，辨明国家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二元张力，厘清悖论存在背后的历史动因。考量前人研究成果，必须注意文化思潮——尤其是代际之间的文化裂变所出现“批评焦虑”，谨防矫枉过正；注意同异比较，回归文本，参酌取舍，同时将印象直观与整体阅读互相贯通。唯此，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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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健南《建安文学底时代背景》，《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29，1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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