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几年前,我做中小学生的时候,图画、音乐两科在学校里最被忽视。那时学校里最看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而最看轻的是图画、音乐。因为在不久以前的科举时代的私塾里,画图儿和唱曲子被先生知道了要打手心的。因此,图画、音乐两科,在课程表里被认为一种点缀,好比中药方里的甘草、红枣;而图画、音乐教师在教职员中也地位最低。好比从前京戏里的跑龙套的。因此学生上英、国、算时很用心,而上图画、音乐课时很随便,把它当作游戏。
然而说也奇怪,在我所进的杭州师范里,有一时情形几乎相反: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在校园内),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
这是什么原故呢?就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图画,音乐教师是学生所最崇敬的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何以有这样的法力呢?是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能演话剧,能作油画,能弹贝多芬,能作六朝文,能吟诗,能填词,能写篆书魏碑,能刻金石呢?非也。他之所以能受学生的崇敬,而能使当时被看轻的图画音乐科被重视,完全是为了他的教育精神的关系: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是认真的,严肃的,献身的。
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李先生一做教师,就把洋装脱下,换了一身布衣:灰色布长衫,黑布马褂,金边眼镜换了钢丝边眼镜。对学生态度常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开导他。态度的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感动不可。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原来夏丏尊先生也是学生所崇敬的教师,但他对学生的态度和李先生不同,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同母亲一般爱护学生,学生也像母亲一般爱他,深知道他的骂是爱。因为他的头像木瓜,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夏木瓜,其实不是绰号,是爱称。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