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贺欣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在纽约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近年来，贺欣教授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aw & Society Review, China Quarterly, China Journal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专著Embedded Courts: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with Kwai Ng于201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与社会、实证法学、比较法、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中国司法改革与中国家事法）。
吃（混）学术饭的，没有人不知道“Publish or Perish”。
直译是不发表，就死亡。
李连江教授译作“不发表，就出局”，强调发表在学术界谋生存的重要性。
我斗胆作个新译：
不发表，等于零
。
这是因为，至少从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角度上看，研究需要全部完成才算数。
发表了，才是100%。
否则，就算工作做了99.99%，最后没有发表，也还是零。
不发表和发表，是0和1的差别。
一壶水烧到60、80、90度，不管花了多少燃料，还是反复烧了多少次，没有烧开，就不是开水。
▲ 李连江著：《不发表 就出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问题在于，如何把已经做了30%、50%、70%、乃至90%的研究发表，或者说在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
博士生们也许对这一点理解不深。
读博士，能否毕业不是看发表，而是看论文能否达标。
这容易造成一个错觉，就是论文写完就行了，不一定需要发表。
论文写完，作者自己当然有收获。
但学界是以学术成果来评价的。
就算研究做得再好，最终没有发表，也等于零。
国内很多大学为了增加研究成果，要求博士生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篇才能毕业，后果是拔苗助长，甚至是杀鸡取卵，因为很多研究如果多一些时间去准备，就会将研究的最佳潜力发挥出来。
逼着学生赶在毕业之前发表，不知扼杀了多少好苖子。
至少在我求学和任教的大学，都没有这个要求。
这个议题曾在大学研究委员会讨论过，遭到一致否决。
不要求发表并不等于发表不重要，而是允许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孵化最佳的成果。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
如果开始做研究不难（也有人觉得开始动笔是最难的，这个下次再谈），那么真正困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完成。
这时候就不能不提到英文学术期刊（除了美国的法律评论）通行的专家评审制（具体见拙文《“专家评审制”应当实行》，《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
）。
稿件到达入门的水平，编辑一般会发给专家去审，要求专家建设性地批评。
只要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回来的报告，不管基调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有一堆修改意见。
除了个别例外，基本上没听说过好的期刊不要求实质修改就直接接收的。
众所周知，期刊往上走一级，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这其实是一个充满挑战、近乎自虐的过程。
▲ 贺欣：《专家评审制应当实行》，《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
每一次收到修改意见，都是忐忑的一刻，因为这时候才是炼狱。
在我所处的不温不火的学术环境下，请人给初稿提意见，不管是同事、老师、亲友、学生，除了少数“诤友”，通常都是隔靴搔痒：
有的不在其领域，有的缺乏洞察力，有的不愿下功夫，有的顾及面子，总体效果索然。
而在这些好的期刊的审查报告中，由于评论人不知道作者的身份，至少可以假装不知道，在匿名机制的保护下，可以真实同时也刻薄到极致。
由于期刊随时准备发表这些文章，直接影响其声誉，所以绝大多数评论十分认真，有的极具创见，更有的让人拍案叫绝：
人家怎么看得这么清楚？
！
但我想强调的是，许多报告让人“不忍卒读”。
我习惯把所有的评审报告都留下，偶尔回头翻翻这些报告，提醒自己：
行内高手们都在看着呢！
最容易受批评的，当然是研究方法和数据材料。
在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有一个评审人说：
“作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悲摧的(pathetic)是提交出这样零星而没有多少原创性的材料。
”我有一篇稿件名为《运转不良（dysfunctional）的法院》，评论人挖苦说：
“文章在选题和收集材料方面的努力是可嘉的，但文章的组织和结构像它的标题一样‘运转不良’。
”当然，文稿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
大约十年前，一位评审人质疑我稿件的研究目的：
“这篇文章试图完成三个任务，它最成功地完成了第三个。
虽然这三个任务都是有价值的，但在这篇文章中，它们各自的目的相互交叉，使得分析变成一团浑水，松松垮垮，毫无紧凑、清晰之感。
作者还对……做了猜测，我想这是其第四个暗含的假设。
一言以蔽之，这篇文章里面有太多的假设，而没有进行有效的检验和解读，使得读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关于文献，另一个评审人写道：
“本文的文献述评是如此肤浅，好像是描绘了一幅卡通”。
关于理论对话，一位评论人说：
“本文的理论架构很有问题，设定了一个假的研究问题去理解所谓的‘意外发现’。
它无法帮助理解中国的制度如何运转。
与美国的比较也是成问题的，有太多的干扰因素存在”。
关于数据，又一个说：
“这篇文章我读了两遍，但还是没读懂统计数据如何与假设有关。
很多论证是证伪假设的，也说服了我，但与提供的数据无关”。
做研究写文章不容易。
“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面对“可悲”“一团浑水”“松松垮垮”“猜测”“卡通”“假问题”等评价，第一反应通常是反感。
他们怎么这样对待我？
好的地方装着看不见？
心里满是委屈。
但这个过程，没有上诉，没有辩论，没有法律人爱提的正当程序，作者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一位好心的编辑在转发这样的文字时，怕我吃不消，还专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说这是学术界的常态。
在学术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有的刊物两三轮的邀请修改是家常便饭。
有的刊物在邀请修改的信中写明，这个邀请决定并不保证下一轮的修改稿就能发表，是否再提交作者自己看着办。
有的修改得不行的稿件，主编连外审都不送，直接枪毙。
面对这样的评论，有多少人放弃？
有多少人转投？
不同的刊物自然不同。
曾经负责过一个期刊，让我知道原来在那样一个小刊物，也有超过一半的投稿人即使拿到邀请修改，也再没有下文。
甚至一位建树斐然的同事说，“我根本不敢去投顶级期刊，因为可以想像得到，评审人会怎样挖苦我。
” 研究刚做完，大家都是信心满满，期待着上顶级期刊，一夜成名。
殊不知，投完第一稿，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投稿时信心满满，评审报告回来时垂头丧气。
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几个回合下来，对自信心的打击可想而知。
那就不仅是不发表、等于零，而真的就是不发表、就完蛋了。
正如读博士时最可怕情形：
一个题目刚做了一段时间，又转向另一个题目，几次下来，一晃几年过去，博士就该肄业。
很多人即使跨入学界，也拿不下天牛（tenure）或评不上副高，或者幸运地拿下，但之后一蹶不振，或者知难而退，事实上退出学术圈，成为高校头疼的冗员（deadwood）。
因此，如何针对这些修改意见，拿出实质上更好的修改版，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的经验是，在读这些评论前，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跨不过去的坎，时间终将改变一切。
读完之后，把它放下。
两、三个星期后拿出来再读，这时它的杀伤力已经降低，或者说我的免疫力有所提升。
又再给自己一段时间消化，慢慢地就可以开始冷静地分析，评审人说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有偏见的，哪些是可改的，哪些是不可改的，哪些是必须扔掉的，哪些是需要新加的。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改下去。
我坚信文章是改出来的；
我同时坚信，改文章比写文章容易。
与其去写新的文章，不如先把旧文章改出来。
在新项目和半成品之间，我总是把半成品放在优先的位置。
谁能够保证新项目就不会碰到钉子？
只要努力，总有改的办法。
而且我不是完美主义者，只要改到能够发表就行。
如果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那就是“一不怕写，二不怕改”。
据说学界有一类人，聪明绝顶，也不是不努力，只是办公桌下面压着二十几篇半成品。
如果开始撰写文章时比的是创造力，那么改文章时需要的不是任性，而是韧性。
▲ 论文作者与审稿人交流的邮件截图。图/曹建军科学网博客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让我感到委屈的评论，变成良师善意的提醒。
材料悲摧的评论让我意识到，只是去做田野并不够，还要看找到什么材料和如何使用材料。
看到一篇文章有四个任务的评论，我后面写的文章永远只有一个任务。
意识到我的文献叙述只是“肤浅”后，我每次下笔都会努力把要做的研究与文献中的空隙联系起来。
面对材料与论证脱节的评论，我意识到不仅要做好进攻，还要注意防守。
对于那些花时间认真读我的稿件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同行，我心怀感激。
“自虐”成为在学术界成长的最好方式。
今天早上收到邮件，编辑说我的一篇文章马上排期出版。
我一脸惘然，没有半点欣喜。
这篇文章从收集数据开始，已经八年，研究助理已经从清纯学生成为副教授，当年接受访谈的人早已不知身在何处。
期间被两个刊物拒稿，合作者几乎弃船，在这个刊物也经历了两次邀请修改，一次有条件接受，中间还因为主编的误解要撤稿。
在完全接受之后，排期也等了快一年。
从0变成1，怎一个难字了得？
有诗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