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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一百一十、循吏治国

首席商业评论  · 公众号  · 财经  · 2017-06-03 12:07

正文



甘露三年(BC51),匈奴单于呼韩邪来朝,戎狄宾服。汉宣帝刘询回想起辅佐大臣的功劳,命画师为他们绘制画像,放在麒麟阁之上,共计十一人,史称“麒麟阁十一功臣”。


这十一人中,有文臣,有武将,有苏武这样的“羊倌”,也有梁丘贺这样的“算命先生”,非常多元化。麒麟阁功臣的评选主要依据两个标准:1、迎立宣帝登基或维护宣帝统治有功;2、在对匈作战或外交方面有功。当然,第一条更重要些。


这十一人包括:


-霍光、张安世:霍光是汉武帝托孤大臣,昭宣过渡时期的重臣,支持宣帝登基的最重要人物,更是昭宣时期对匈政策的制定者;张安世同样也是昭宣过渡时期的重臣,最早并不支持扶立宣帝,但宣帝登基后,对其忠心耿耿,于维持汉室稳定有大功;


-韩增、赵充国:昭宣时期的主要将领,支持宣帝登基的军方领袖,同时自汉武时期以来屡征边疆,立下许多军功;


-魏相、丙吉、杜延年:早年都曾支持宣帝登基,在宣帝一朝,都曾居高位,前两人官至丞相,杜延年则至御史大夫(准丞相),在内政外交上居功至伟;


-刘德:汉室宗亲,在扶立宣帝的时候担任宗正(负责皇室事务),帮助宣帝在即位早期维持皇室内部的稳定;


-梁丘贺:易学大师,“皇家巫师”,因占卜灵验累官,曾算出任宣(霍氏女婿)的儿子任章要在昭帝庙中暗杀宣帝而挽救天子性命;


-萧望之:汉宣中后期最倚重的重臣,在招降南匈奴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后来也成为宣帝的托孤重臣;


-苏武: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以牧羊闻名于世。平心而论,功劳不大,但是个人牺牲极大,值得后人景仰。


这些功臣在汉宣一朝都是大臣中的佼佼者。不过,所谓“汉世良史、于是为盛”,汉宣一朝,人才辈出,值得我们关注的远不止这十一人。今天,我们来讲讲汉宣时期的大臣。


丞相篇


刘询即位以来,一共任用过五任丞相(汉昭帝时代开始任丞相的蔡义不算在内)。每任丞相都是贤能之人,随便拿出一人都能秒杀中国历史上90%以上的丞相,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一任丞相是韦贤。韦贤是鲁国人,有家学渊源,号称邹鲁大儒。曾经为汉昭帝讲过《诗经》,有帝师的美名。后来在汉宣时期代蔡义为丞相。韦贤为相的时期,是霍光执政的末期。霍光死后,韦贤可能看出刘询与霍家之间矛盾一触即发的端倪,在霍氏谋逆前“以老病乞骸骨”,回家养老去了,最终成功避过了刘询和霍家的火拼,而且还开启了丞相致仕(退休)的制度。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制度。殊不知,在汉代早中期,丞相是不折不扣的高危行业,存活率绝对不会比大韩民国总统高到哪里去,尤其是汉武一朝,绝大多数都死于非命——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丞相没有退休的先例,如今韦贤开了这个头,也算是为后世的丞相们留了一条活路。


韦贤退休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仍然活跃在大汉官场上为国效力。他的小儿子韦玄成同样因为通经而被朝廷选中并一路升官,最终在汉元帝时期做了丞相。父子相继为相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韦氏的故乡邹鲁很是骄傲了一把。当地还有民谣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是对鲁国尊经重学之传统的一种极好的肯定。


第二任丞相便是入选麒麟阁的魏相。他是在刘询即将与霍家撕破脸皮的前夕登上丞相位子的。而在成为丞相之前,他就已经提醒刘询要提前防范霍家的动向,率先布局,最终一举打败了霍家的势力,为宣帝亲政立下大功。


魏相不是政治投机者,他虽以平定霍家而登上丞相之位,但他的人品和能力也是与职位相称的。他曾担任河南太守,颇得当地百姓的好评,是一方的好官。后来因为牵扯到刑案,被关进了牢里。为了营救他,河南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动员起来,上万人上书为其喊冤、申请为其赎罪,可见他在当地的官声。


魏相为政有几个特点。第一,凡事以民生为其最根本出发点。譬如之前我们提过他劝谏刘询放弃车师屯田,就是以国内百姓劳苦为主要理由的。其次,他比较“懒”,喜欢根据之前的成例便宜行事。他充分利用先人的智慧,把历史上合适的经验放在汉宣朝落地施行,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魏相的继任者是另一位麒麟阁入选者:丙吉。我们在讲述刘询身世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他的事迹了,他是小病已的早期保护人之一,如果没有他,恐怕小病已在年幼时就已死去了。后来,又是他主动向霍光建议扶立刘病已,将其送上了天子宝座。因此,说他有大恩于刘询,毫不夸张。


更可贵的是,即便对天子有如此大恩,丙吉却从来没有主动提过,整个朝廷的人都不知晓丙吉和天子之间的早期渊源。而刘询当时年岁太小,尚不记事,自然也无从知晓。直到当时掖庭的宫女上书曾经于天子有恩的时候,天子和朝廷才知道之前还有过这么一段故事,感慨之余,对丙吉分外尊重。


丙吉为人宽厚、礼让,人品贵重,为相时年纪已经很大,是儒雅长者。为政颇识大体,抓主要矛盾。《汉书》上记载了这么一则有趣的事。一次,丙吉出门,碰上路上有人打群架,路上都是死伤者,然而丙吉什么也没问,径直走了过去。又走了一会,看到一个人领着牛在走,牛喘得厉害,直吐舌头。丙吉这会反倒上心了,让自己的下属去问这牛跑了多远。底下人不明白丙吉为什么会重牛贱人,还以为他年纪太大老年痴呆了,纷纷笑话他。


丙吉也不恼怒。他解释说,打群架这些事是归长安令、京兆尹这些地方官来管的,作为丞相的我主要是在每年岁末考核他们处理这类事务合不合格,并给予相应赏罚罢了。天下这么大,丞相要去管这样的小事,怎么管得过来呢?但牛喘可就不一样了。现在还是春天,牛如果这个时候就犯了暑气,那说明“时气失节”了,这是涉及天下阴阳调和的事情,会影响农业生产、百姓民生,这是丞相的工作范围,当然要了解。


这番解释让他的下属们心服口服。这则故事也以“丙吉问牛”的名字流传于世,为后世所借鉴。


后世对魏相、丙吉的评价极高,将此二人与汉初的两大丞相萧何、曹参并称汉朝四大贤相。



第四任丞相是黄霸。黄霸在早先曾经忤逆过刘询,他在武帝庙乐事件中涉嫌“包庇”夏侯胜,最终和夏侯胜一起坐过牢,并在狱中向其学习《尚书》,成为一段佳话。


黄霸的官声最早也起于地方。他出狱后,先是做了扬州刺史,因政绩卓越,提拔为颍川太守。他在任上对百姓宽大仁慈,明察秋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考绩为“天下第一”。


仕途几经沉浮之后,黄霸进入中央,最终在77岁的高龄成为丞相。不过,黄霸擅长在地方治民、护民;担任丞相、作为天下之宰,却不是他的长项。他曾经向刘询建议拜外戚史高为太尉,却遭到刘询无情地批驳。自此之后,黄霸再不敢进奏。


黄霸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方官,却不是一个成功的丞相。因此,在《汉书》中,他不像汉宣时期其他四任丞相那样有单独列传,只是出现在《循吏传》这样的合传中。


汉宣时期最后一位丞相是于定国。他的家世有点像张汤,父亲也是地方司法官员,在当地颇有声誉。于定国自幼也耳濡目染,随父亲学习法律条令,从地方司法官一路升迁到廷尉。


他在断案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公平+宽松”的原则,“罪疑从轻”,凡要定罪一定慎之又慎。当时朝廷将他与汉文帝名臣张释之相比,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言下之意,是于定国比张释之更加宽厚。后来代黄霸为丞相,在汉元帝时乞骸骨,退休回家。


讲完了汉宣时期的几个丞相,看官恐怕是要失望的。因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出奇计、定大事的情节,都是一些仁德、宽厚、爱民之类的琐事。但这才是治世应有的样子。天下安定,官吏称职,波澜不惊,难道不是老百姓最希望的局面么?


趣事篇


除了丞相之外,还有几位名臣的趣事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担任太子太傅、少傅的疏广、疏受叔侄。当时太子年幼,考虑到他的人身安全,刘询曾经想让太子的外家(许家)的族人监护太子家,却遭到了疏广的拒绝。他的理由是,太子的师友应当是天下的贤人,怎么能独亲自己的外家呢?而且太子的官属,朝廷有制度,都已经配备齐全了,并不需要所谓的亲戚来照顾安全。这番话受到了刘询、魏相等人的赞赏。


太子十二岁的时候,学业有成。疏广叔侄主动请辞,并不希求仕途上进一步的发展——要知道太傅和少傅都是太子的授业恩师,一旦太子成为天子,那自然是三公的热门人选。但疏家这两人,把这条飞黄腾达的路完全舍弃了,功成身退。


刘询自然舍不得那么高洁的人,但也没办法,只得重重赏赐了,将他们放回家了。疏广也是有意思,拿了赏赐,不置办家业,反而是天天请乡里族人吃饭,愣是花了个精光。族人劝他为后人打算,买一些产业,他却说:“你以为我没有给子孙打算么?我们家本来就有田有房子,如果子孙勤奋的话,自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和一般人一样。如果我现在多置办产业,那只会让子孙堕落,反而不好。”


“而且,这些赏金本来就是天子给我养老用的,我回来跟大家吃吃喝喝,图个开心,难道不对么?哈哈!”疏广做人颇为洒脱,有古人之风。


另一个要讲的有趣贤臣叫张敞。张敞最早是个小官,后来在刘贺执政的时候上书劝谏而闻名天下,晋升为豫州刺史。刘询即位后,让他去刘贺居住的山阳做太守,监视刘贺的动向。这件事张敞做得不错,既让刘询满意无忧,又护得了刘贺的周全,让其得了个善终。


张敞最有趣的事发生在他任京兆尹的时候。他刚上任的时候,长安当地治安不好,盗贼猖獗。张敞四下查访之后发现,令人瞠目的是,为首的几个盗贼都是家境富足、有身份的人。这些人利用自己在台面上的身份在平时隐藏得很好,街坊邻居都还以为他们是忠厚长者。


对待不寻常之人,自然要用不寻常之手段。张敞明白,这些人都是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如果能为自己所用,治安就不再是问题了。于是,他把这几个首领召集到府上,跟他们谈判——打算招安他们。对方也挺上道,便提出想要从黑道入白道,得一个正经的公务员岗位干干。这正中张敞下怀,两边一拍即合。


这些首领回去以后,立刻把其他盗贼都叫来,大宴一场,趁他们喝醉的时候,在其背上涂上红色,方便官府捉拿。自此,长安的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治安风气转眼就变好了。


张敞在外对付盗贼有一手,在家呢,也有一手——据说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要给太太画眉。不过,这在汉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张敞因此受到同僚的笑话。刘询听说后,有心跟张敞开个玩笑,便当着很多大臣的面向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估计也是经常就此事遭人调侃,有点烦,顶了刘询一句:“嘿!夫妻之间,还有远比画眉更加私密的事呢!”潜台词是,我工作完成得好就行了,在家跟老婆恩爱一点,你管得着么?


确实管不着。但是这么回答,张敞还是得罪了天子。他虽然有才能,最终也就在京兆尹这个位置上做到头了,没能更进一步。


不过,张敞也不在乎,看开了,三公之位未必美于妇人之眉。


未得善终篇


刘询虽然提拔了很多有能力的大臣,但他对臣子还是比较刻薄的。有一些贤能的大臣因为犯了些错误,最终死于非命。后世对此有所诟病。光哥在《通鉴》里有这样的评论:“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


这四个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简单地来说一下。


赵广汉,西汉名臣,杰出的地方官僚。赵广汉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而且很有责任心。在管理地方事务方面,用严酷的手段打击地方豪强,自身又十分廉洁、勤奋,因此深受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历任京兆尹、颍川太守等职。但在执法过程中,手段过于严苛,得罪了太多权贵豪强,结下不少梁子。后来因案件涉及时任丞相的魏相头上,断案时又捕风捉影犯了错误,终于被扣上了一个“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的帽子,得了个腰斩的下场。


赵广汉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一传开,长安城里的百姓自发走上街头为其请愿。在他们看来,赵广汉清廉正直,又为民请民打击豪强,是一位官声斐然、政绩优异的地方官,这样的好官,怎么能触犯极刑之罪呢?


百姓请愿并没有发挥效果。赵广汉最后还是被处死了,只留下一个“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的评语。


与赵广汉“死于非命”情况类似的还有韩延寿。不同于赵广汉以刑罚来治理地方的是,韩延寿是通过采取教化、教育的手段,转变地方民风,从而实现地方大治的。史书上记载他为人为政“至诚”,使得所辖官吏、百姓“不忍欺绐”与他。历任颍川、东郡太守,后入三辅成为左冯翊。


然而,成为准京官以后他与时任御史大夫的萧望之(也是他的前任)有了矛盾,之前在东郡的违法事迹被揭露了出来,最终落得弃市的下场。


韩延寿前往行刑地的路上,百姓夹道与他送别,相传老老小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并为韩延寿伏法而流涕。



赵广汉、韩延寿才能出众,爱民亲民,最终却死于非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京兆尹、左冯翊这类官职的特殊性。这两个都是位于三辅地区的地方官,辖内往往许多皇亲国戚、在位高官,很容易得罪权贵;但在天子脚下,又得拼命做事,实现地方大治才行。汉宣一朝,地方官多因地方执政政绩斐然而选为三辅长官,往往将之前在外地的执政方法和思路带到三辅地区,最终与辖区的实权派、高官产生激烈的矛盾,难以收场。当时,不止赵、韩二人在三辅地方官任上遇到障碍,我们之前讲过的黄霸、张敞都曾在担任京兆尹之时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地方官重政绩,但京官就必须考虑复杂的官场政治环境,这一转变难度不小;由此而看,三辅执政是地方官员“鲤鱼跃龙门”的一道难关。


赵、韩可谓是死于官制,而盖、杨二人则可说是死于个人性格。


盖宽饶通晓经术,为人也刚直廉洁,但这个人在性格上十分刻薄,自以为占据着道德高地,而喜欢批评朝政和其他官员——即,能力强,为人正,但是,负能量满满。刘询也是人啊,有这么一个自认的道德卫道士天天说你这不对那不对的,谁受得了?于是,大笔一挥,让有关部门查他的罪。盖宽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还没查呢,便拿起佩刀自裁了。刘询虽然没有直接下令杀死他,但也不得不背上一个逼死直臣的罪名。


杨恽出身高干家庭,其父杨敞曾经在汉昭时期拜相,其母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儿——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史记》一书的广为流传,杨恽功不可没。杨恽最初是在霍氏谋反时向天子通报消息,得以封侯,并得刘询的宠幸。他为人轻财好义,为官廉洁无私,执政公正公平。然而,缺点跟盖宽饶类似,对人刻薄,恃才傲物,喜欢以能力压人,挖人丑事,与人结下不少梁子。后来因罪下狱免为庶人。回家后又因为一封名为《报孙会宗书》的私信被刘询查到,信中有许多违背君臣伦理的狂悖之言,因而被定为“大逆无道”,最终落得个腰斩的下场。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刘询这样一位贤明的君主还会对臣子这么苛刻呢?很简单,他毕竟是君主啊。如果对比一下汉武帝时期大臣死于非命的情况,刘询已然比他的前任“仁慈”很多了。但,毕竟“汉家有制度”,刘询掌控天下仍然需要依靠恩威并施的手法。况且,赵广汉、韩延寿、杨恽这三人之刑罚确实也是证据确凿、符合法律的,刘询只是没有法外开恩罢了。要说刘询错,那也只是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后人在道义上的批判罢了。


“汉世良史,于是为盛”,汉宣帝刘询的苛刻,恐怕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变量吧。



西汉历史上名臣最多的有三个时代: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和汉宣帝刘询。而这三个时代出的杰出人才的类型是非常不同的。


刘邦那时候是汉初“创业时期”,他所任用的骨干大多都是起于微寒的小伙伴,但幸运的是,他的团队却能随着事业的成长一同成长,最终成为平定天下的文臣武将。比如萧何,起先不过是个小吏,后来成了万世敬仰的楷模丞相;再如樊哙,早年在市场屠狗为生,后来成为汉初最杰出的大将之一。刘邦的人才,起初都是黑铁,经过了秦末、楚汉、汉初的磨砺,最终锻造成了钢刀。


刘彻所面临的局面与刘邦不同。他不甘于稳守祖宗基业,而是想进一步扩张大汉的势力,大汉在其带领下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各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他迫切地需要招收创新型人才,让这些人才主动提出想法,付诸实施,从而帮助他破局。所以,他任用的人各有特点,多姿多彩。好比各种不同种类的刀,在刘彻这样一位精力充沛的厨师手里,被熟练地用来处置各式各样的菜式。不过,刘彻手里的很多把特种刀往往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一旦那把刀坏了,再寻觅一把类似的刀可就困难了。


刘询呢,与前两位都不同。他在刘彻的激进发展时期后选择了守成,将大汉真正带入制度化时期。他选人,放弃了汉武帝“因人做事”的思路,而是根据具体工作需要来选择人。所以,刘询任用的人特点都比较相似,正直、仁德,要么是慈祥长者,要么是翩翩君子。就好似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整套刀具,方便厨师统一管理,统一打磨,替换起来也很方便,不会因为缺任何一把刀而出什么大问题。


成熟的制度,规矩的官僚,百姓安居乐业,戎狄竞相来朝。然而,就在这太平盛世的深处,危机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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