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宁:《东坡志林》“儋耳夜书”条释义

正文

作为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重要组织部分，“第六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 2023年2月19日在儋州开幕。来自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等专家学者150多人汇聚儋州市海花岛。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有会长、副会长四位，副秘书长三位拨冗出席，数十位教授、研究员亲临儋州。会议收到专题论文70多篇，经专家编审，论文集选收学术研究、国际传播、应用实践三方面论文35篇，近50万字，2024年9月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苏学研究”陆续推出部分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东坡志林》是苏轼留给后世的一部小说，其中不少条文以其洁净隽永的魅力，成为明代小品文选本和今天文学选本中的名篇。我最近在注释全书时，发现“儋耳夜书”一条文末的表达不易理解，此前注家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乃撰文讨论，以便加深对苏轼尤其是对其晚年思想的理解。

“儋耳夜书”条见于《东坡志林》卷一《记游》篇，又见《苏轼文集》卷七十一《书上元夜游》，文字略有不同（见后）。这里先列《东坡志林》的原文：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元符二年（ 1099 ）的上元夜，苏轼应儋州当地人之邀，外出到城西的僧舍、小巷中闲逛。当时的儋州地处僻陋之海外，上元节（元宵节）的风俗应不如大陆地区热闹，不过大约还是有一点节庆的气氛，否则就不会是“民夷杂揉，屠酤纷然”了。苏轼游玩到三更时才回家，回来见家人皆已熟睡，“已再鼾矣”。苏轼这时进入家门，放下拄杖，忽然便笑起来。苏轼为何而笑？有人说：“苏轼到儋耳已近半年（应为一年半——笔者注），看到不同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同庆佳节，觉得政通人和，是以欣然自喜。”这自然讲不通。苏轼的笑显然针对的是自己，后面也说是“自笑”，怎么会是因为一次夜晚出行、看到热闹纷杂的儋州“夜市”而高兴以致于笑起来呢？

文章最后又引出韩退之钓鱼无得、钓者未必得大鱼的话题，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有人说：“ 这话并不好理解，他是在就自己眼下的情况主张什么样的人生智慧呢？在另外一种文本里，结尾的那句话是 ‘ 不知走海者，亦未必得大鱼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些消极的意味了，好像就是说钓不钓到大鱼本身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所以抱有非要钓到不可的思想的人是愚蠢的，这最终在他和读者的心上掀起了一阵酸楚的宿命感。 ”意思是说，苏轼认为那种执着于钓上鱼的人是愚蠢的。还有人解释 最后一句 说是“ 指韩愈不懂得钓鱼的乐趣 ”，或者是“笑韩愈欲摆脱科举仕途去别求功业，终觉仍是世俗之累”，或者说：“苏轼见到日常生活情景而顿然感悟，‘鱼’自在我心中，欲求大‘鱼’，何必走海远去，汲汲寻觅者未必能得‘大鱼’。于是似拈花微笑，心境一片悟然澄明。”都不得要领。下面谈谈我对此篇的理解。

“儋耳夜书”条的前半部分比较好理解，难点在“放杖而笑”以下直至文末，这是全篇要表达的关键所在。疑难处有三：（ 1 ）苏轼为何要笑？因何而引起“得失”的话题？（ 2 ）“自笑”是笑自己的什么？（ 3 ）笑韩愈又是笑什么？“钓者未必得大鱼”是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上元夜在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子，苏轼也多次在这个节庆日作诗。此前四年的绍圣二年（ 1095 ）年他在惠州，写《上元夜》诗说：“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璧月挂罘罳，珠星缀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前年”（元祐八年， 1093 ）的盛况，见于他那时候写的诗《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而“松间见层层”则写出惠州上元夜之冷清，但惠州还有太守设宴（“使君置酒”），到海南后气氛就更差了。实际上就在儋耳夜游的上一年，元符元年（ 1098 ）的上元夜苏轼也写了一首《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当时昌化军使张中召苏过饮酒赴宴，苏轼独自一人留在家中“守舍”，“静看月窗盘晰蜴，卧闻风幔落蛜蝛。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可见其孤独悲凉，最后结句“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诗人勾起了对元祐年间的盛况和殊荣的回忆（《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其三就写到了“传柑”）。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元符二年上元夜的夜游，对于苏轼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这一晚有良月佳夜，有老书生数人相伴，经过人声鼎沸的集市，必定驱遣了上一个上元夜那样的孤凄之感，而海外异乡的上元节民俗和风貌，应该也会让他生出一种新鲜感。

由此我们再来思考“放杖而笑”。苏轼带着几分夜游的新鲜感和兴奋之情回到家中，看到家人入睡，为何忽然而笑呢？“放杖而笑”后面紧接的是“孰为得失”，也就是笑的内容，可这里说的“得失”是指什么呢？我想，当苏轼看到熟睡的家人们时，极可能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得意之感：自己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上元节儋州夜游的经历，而家人则错过了这一“良月佳夜”。更进一步想，这种“得失”到底是我得彼失，还是我失彼得（得一酣睡）呢？然而他转念一想，自己为何要为此种“得失”而计较？自己身处儋州，却算计得与失，实在是无谓而可笑。这便是他的自笑。苏轼由上元夜夜游的得失，瞬间想起人生得失的问题。实际上，关于人生之得与失，得与丧，苏轼没少思考和谈论。

早在熙宁三年（ 1070 ），苏轼送落第的安惇回四川老家时作《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就涉及这个话题，诗开头四句是勉励安惇，接下来写自己：“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自己本来在家乡读书问学，却因“慕人爵”而“弃去旧学”，结果“狂谋谬算百不遂”，机关算尽却百事不顺，现在惟有鬓霜相伴。当时苏轼在熙宁变法中被疏远，故回顾自己应制科以来的经历，以为万事皆有命，这十年来全是“浪走”。安惇科举不利固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而自己当年虽有科举之“得”而进入仕途，现在看来难道不是一种“痴”？所以，计较我们二人孰为得失，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苏轼此诗表达的是命运难知、得失难计的思想，他在《送杭州进士诗叙》中强调的又是“得而以其道”：“ 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伪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曰：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而可乎？ ”此文写于熙宁五年（ 1072 ），杭州太守陈襄为送杭州举子入京参加礼部试作诗，苏轼作此叙，意在劝诫举子们不要为了“得”而变其学（从新学）。这篇文章体现出苏轼一贯秉道行义、不曲学阿世的风骨。

在给前辈的文章中，苏轼常常夸赞他们忘得丧、齐得丧的人生境界。如祭祀文同，说“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文同）之安而轻乎”？为张方平作墓志铭，说他“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为韩琦作《醉白堂记》，称赞他“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给欧阳修写贺启，称赞他“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爱，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则孰能见几祸福之先，脱屣尘垢之外”。如果说这些文章里的话还有几分恭维和客套的成分，那么他给后辈的文字说到人生之得失，更带有深深的个人感悟。元丰八年（ 1085 ）《与千之侄》信中说，“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劝勉侄子“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绍圣三年（ 1096 ）苏轼在惠州写给侄婿王庠的书信里，又说“应举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为时所弃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再次表达了“得失有命”的思想。这种命定论的表达，实际是劝人不必以得失为念，而应秉持自己的道与学。建中靖国元年（ 1101 ），苏轼北归经过芜湖时为韦深道的寄傲轩题诗，诗的开篇称赞主人韦深道有才华，仕进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不肯践场屋”“定知轩冕中，享荣不偿辱。岂无自安计，得失犹转毂。先生独扬扬，忧患莫能渎”，他一定是知道做官的荣华不能抵偿其所受之辱，做官者难道就没有自全之计吗？可官场就如车轮转动一样，得失成败，全无定数。只有像韦深道那样不入仕途，才不会为得失和忧患所困扰。至于苏轼本人能否做到忘得丧呢？他虽然说过“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的话，但有时候又承认自己的境界还差一点点，《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诗中说，“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认为自己因杭州通判的“微官”而如拘囚，后面又说“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是说自己或其他做官之人实际所得无多，却饱受忧患。

了解了苏轼在其他诗文中提到的得失，我们就可以理解苏轼夜游后为何因念及“得失”而自笑了。苏轼夜游回来后，先是因见家人熟睡，而引起我与彼“孰为得失”的念头，既而想起自己元祐八年在京师的上元夜，绍圣元年在定州的上元夜，绍圣二年在惠州的上元夜，以及去年自己独处的上元夜，这样的仕途和人生，孰为得失？他的自笑实际上来自进一层的反思：一次简单的夜游竟引出自己如此的联想和回忆，说明自己还是没能摆脱得失休戚之感，不能做到像前辈那样“忘得丧”啊，何况自己早已说过“得失有命”，就在不久前来海南的路上给苏辙的诗，还说“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呢。想到这里，苏轼便哑然失笑了，这是笑自己尚计较于得失，笑自己自寻烦恼。

在这自笑的同时，苏轼又联想到另一件好笑的事情，那就是“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这来自韩愈《赠侯喜》诗中讲的事情和道理。此诗是一首七言古诗，前面大段是描写侯喜邀约韩愈钓鱼的经过，平明就出了洛阳都门，行走在荆棘从中，下午来到温水（洛河）边，“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輈，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看起来就不像是能钓上鱼的地方，但是既然来了，还是“盘针擘粒投泥滓”。两人从“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终于有鱼上钩了，“举竿引线忽有得”，结果，“一寸才分鳞与鬐”，令人丧气，“是日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两人相视苦笑。这一部分描写活泼，语言风趣。最后十二句是韩愈的感慨，“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起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意思比较清楚：我一生行事就像今天钓鱼，忙活半生（当时三十四岁），始得一出身（进士），但此前数年在汴州、徐州的幕府中“辛苦”从事（而且两次侥幸免于军乱），后入京调选却未果，便到洛阳闲居。韩愈说的人间事势、徒自辛苦，详见于同年稍晚所写的著名的《李愿归盘谷序》：“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因此，韩愈当时萌生了携妻子远去箕颍（像许由、巢父那样）隐居的想法。同年更早的一首诗中，也有“颍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的句子，这也是《李愿归盘谷序》中表现出的思想，“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赠侯喜》诗最后说，“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有两层意思，字面义是劝侯喜不要在这洛水钓鱼了，这里没有大鱼，大鱼怎么会在这浅水之中；隐含义是劝他（也包括自己）不要再追求仕途功名了，不要像很多两京之间的隐士那样“以隐待仕”，而应远遁他处。然而有趣的是，后人对此诗的结句理解却又有一种，大鱼被理解为高官显爵，钓大鱼就变成汲汲于求官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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