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勤伯

37岁的塞德里克·埃鲁不习惯高声说话，即使当他以胜利者身份走出尼斯法院大门。

这位戴着黑色贝雷帽和圆框眼镜的法国人看上去更像隐居山林的知识分子，但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只上过高中，住在法意边境滨海阿尔卑斯省的高山上。直到2015年，他每天在小镇布雷周围区域开着小巴贩运自己农场出产的鸡蛋、橄榄油和橄榄酱，晚上去另一个镇子和女友见面。

2016年，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除了运送农产品，小巴也频繁运送试图穿越边境从意大利进入法国的非洲难民。塞德里克·埃鲁3次被警方逮捕，年底收到了法院传票，罪名是“协助无证人士入境、旅行和居住”。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他以55%的得票率被《尼斯晨报》读者评为“2016蓝色海岸年度人物”。

2月10日，尼斯法院宣布，对塞德里克·埃鲁处以3000欧元罚款缓期执行。这一结果被等候在法院外的300多名塞德里克支持者视作一场胜利。

走出法院的塞德里克脸上挂着释怀的微笑，但在掌声、拥抱和欢呼面前，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甚至腼腆。他反对本国政坛在难民问题面前“搅和恐惧与躁动”的乱局，高亢激昂的反对不是他的方式，实际行动才是。

“我们不会因为警察局的威胁或者一两个政客的谩骂就停止行动。只要还有必要，我们就会继续”，塞德里克说。

▍法意边境的死亡之路

检察官普雷特里在诉讼里明确使用“高贵”一词定义塞德里克的作为，同时声明是“不得不”对其诉诸法律，建议法院判塞德里克入狱8个月缓期执行。

因此，法国极右人士认为起诉和判决都是演戏，检察官的目的是让法庭成为塞德里克的广告平台，判决结果几近宣判无罪，既没有关闭塞德里克在自家农场开设的难民接待站，也没有吊销驾照或没收他运送难民的小巴。

塞德里克到底做了什么？要了解这位法国农民的“罪行”，首先需要避开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对意大利和法国难民问题进行一次简略扫描。

过去，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政府和南欧国家之间存在种种政治经济默契，北非诸国帮助欧洲国家挡下了大部分试图跨越地中海的难民。

“阿拉伯之春”过后，局势最动荡的利比亚成为难民潮决堤之口。21世纪最早几年，从利比亚出发渡海抵达意大利的难民大约在每年1-4万人区间，2011年增加到6万人，此后几年，来自厄立特里亚、苏丹、索马里、乍得、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冈比亚等国的难民穿越撒哈拉沙漠涌至利比亚海岸，2016年渡过地中海在意大利登岸人数已达17万人，预计目前还有80-100万人等待偷渡。欧盟目前打算筹建巡逻队封堵利比亚海岸。

意大利因地理位置成为难民船偏爱的登陆地点，也很早就拥有一套难民疏导体系，从登陆时的拍照登记、协助完成避难申请程序、直到最后的安置或遣返。

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欢迎难民，无论该国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渡海难民最终能合法留在意大利的比例并不高。审批成功率极低、申请耗时长久、长时间呆在条件恶劣的难民营是家常便饭，甚至会有难民中心因“电脑故障”停止接受避难申请。总之，意大利保证的是人道关怀，不能在海里淹死，不能饿死渴死，休克或呼吸骤停时救护车一定会赶到。

接受身份认证和填写避难申请，对于难民来说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一旦避难被拒绝且上诉无效，他们就可能被遣返，尤其是和意大利签订有遣返协议的尼日利亚等国。

欧盟国家之间有协议，难民只能在一个国家申请避难。欧盟为缓解意大利的压力决定将登陆者分流到其他国家申请避难，但多数国家以各种方式推脱，2016年只有不到5%的登陆者获准从意大利转移到别国递交申请。要想申请在别国避难，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直接先到达该国。因此，不少人会以各种方式避免在意大利提交申请，沿着亚平宁半岛一路北上前往其他国家，目的地各有不同，一些人在法国、德国、英国甚至有希望找到亲戚或同族社团，算得上最可靠的落脚地。

申根国家间早已没有边防检查，难民潮开始后，意大利的邻国几乎全在边界进行针对性封锁，抽查私家车，在火车上拦下无证旅客，把他们装入警车运回意大利“卸货”。边境上有人蛇团伙以250-300欧元人头价把难民塞进小货车里运出意大利。对于身无分文的难民，躲开边检、徒步穿越国界仍是更可行的方式。

意大利和邻国之间几乎都被阿尔卑斯山重重隔断，徒步翻越难度很大。相对而言，法意之间的地中海海岸是难度最小的地段。整个2016年，意大利边境小城文蒂米利亚一直聚集着近千名非洲难民。从这里到法国边境城市芒东只有约10公里路程，多数人已尝试过进入法国的各种方式：沿海岸公路步行、沿海边礁石攀爬、混上开往法国的火车……小部分人成功了，大部分被法国警察截下“当日快递”回意大利。

相对而言，夜晚沿着高速路、火车道步行或从羊肠小道翻越界山这两种方式的成功率略高一点点，但风险极大。几乎每个月都有难民被汽车或火车撞死，或是掉下山崖摔死。这一地段是利古里亚海岸开始处，在尼斯连接上法国蓝色海岸，原本是旅游胜地，现在却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

像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法国警察有多道防线，“围捕快递范围”大概深入法国国境80-100公里，如果难民能走到比戛纳更远的地方，被扔回意大利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文蒂米利亚有条名叫鲁瓦亚的小河流入地中海。这一带海岸连着高山，地表径流基本都是流域极小、汛期凶猛的山溪。发源于法国境内的鲁瓦亚河也是山溪，但毕竟全长57公里超过周围邻居，意大利人称其为“河”，勉强让这一带有了一条河。有难民无法忍受难民营的恶劣条件，直接在跨河大桥下露宿，半夜被山洪冲进大海。

在“死亡之路”尽头接连被抛回意大利，一些难民开始尝试往鲁瓦亚河上游跋涉，一路高山深涧，希望找到别的路径进入法国。山上确实存在一些荒僻小径，但地势复杂，有不少人走入法国境内，又转回意大利。

法国人在鲁瓦亚河进入意大利前的布雷镇修了个截走大半水量的人工湖，塞德里克的橄榄园和简朴农宅就在俯瞰小湖的山坡上。也是在自己家门口，塞德里克开始遭遇这些从南撒哈拉跋涉至此的非洲人。

▍我违法，因为国家违法在先

最早在布雷为翻山难民提供协助的是一个叫“鲁瓦亚公民”的当地组织。塞德里克并未直接参与，其他居民捐赠旧衣物鞋帽、旅行箱、食物，他捐献多余未售出的鸡蛋。

2015年6月开始，法国警方严锁法意边境，越来越多的难民被堵在文蒂米利亚。经常去意大利的塞德里克被自己目睹的惨象触动，他在自家橄榄园里放置了两个营地拖车，搭建了4个帐篷，亲自去文蒂米利亚寻访最需要帮助的难民，尤其是未成年人，把他们藏在货车里运进法国。

“我知道自己做的是违法的事情”，在法庭上，塞德里克很坦白，“但我违法，是因为国家违法在先。”

塞德里克认为，是法国政府有意拒绝履行人道责任，违反国际人道法禁止驱逐未成年人的条款，把他们抛回意大利的做法相当恶劣，“我遇到过12次被扔回意大利的未成年人，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自己作为难民的权利和相关申请途径。就算是警察也厌烦了这样的任务，当他们必须把同一个小男孩连续6次运回意大利。”

检察官认为塞德里克一共帮助过200名难民。实际数量或许更多，据他讲述，数量最多的时候，一共有60人住在农场里，“但没有发生过一次偷窃或一次争吵。”

塞德里克一直过着简朴的农民生活，用来招待难民的也是自家或朋友地里的出产，蔬菜汤，泡橄榄，鸡蛋，面包。他把到处收集来的旧手机分发给难民，因为谷歌地图对步行者非常管用。

法意边境只是法国警方的第一道防线，不管是否在法国申请避难，难民首先都得离开滨海阿尔卑斯省进入法国腹地才算真正过了这一关。塞德里克和友人分批运送难民去车站，送他们上火车。“完全看运气，有时候乘务员会答应闭上眼睛，有时候会报警，也有时候他们一天接受另一天又拒绝，如果不行，就立即去别的车站，尝试别的火车。”

帮助过的难民中，让塞德里克记忆最深的是一位尼日利亚妇女。她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小儿子成功进入法国，她和18个月的大儿子却被法国警察扔回了意大利。塞德里克遇到她时，她正在文蒂米利亚街边哭泣。当晚，塞德里克顺利地把母子两人带回自己的农场，并通过网络联系上她的丈夫。第二天开车送母子两人去马赛，那位母亲却因连续数十个小时无法哺乳新生儿、乳房剧痛到差点休克，未婚无子的塞德里克犹豫是否应该立即送她去医院，但那样会让这对母子暴露身份引来警察前功尽弃，后来他在友人建议下寻找药店为她购买了吸奶器。最后看到他们全家4人团聚的一刻，塞德里克感到无比欣慰。

有人为塞德里克提供帮助，也有人看到车里几个黑人就会举报，这是法国的日常生活。塞德里克对此非常清楚，像他一样的救援人士都带着令人敬佩的低调去提供帮助。去年10月，尼斯的一位大学老师曼诺尼因帮助3位在越境途中受伤的厄立特里亚难民被逮捕，一度汽车被扣并被监视居住。直到今年1月7日，尼斯法院判其无罪。

曼诺尼说，第一次在路上遇到急需帮助的难民，他犹豫过，但没有停车。第二次他停车了，因为他和12岁的女儿在一起，他说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为下一代做出表率，让她明白应该为怎样的价值观、怎样的世界去活着。那次，他和女儿帮助了4个来自苏丹达尔富尔战祸重灾区的女孩，接待她们在自家40平米小公寓里过夜，第二天挑选了一个僻静的车站，为她们购买了车票前往更远的地方。

此后，曼诺尼成为一名志愿者，“我的举动不是搞政治，也不是当活动家，只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可能做出的选择，不管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自由人的尊严感、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还是出于关爱和同情，我们都不能让受害者死在自家门槛上。历史和现实足以告诉我们，歧视只会导致更大的恐怖，为避免重复这样的历史，我们必须提倡互助，以实际行动教育我们的孩子。”

曼诺尼去年10月被捕恰是因为和塞德里克的一次交集。当时塞德里克的农场人满为患，几名志愿者一道设法打开了法国铁路公司在鲁瓦阿河更上游处一个闲置的度假公寓楼，用作临时接待站。曼诺尼闻讯赶去，接走了翻山途中受伤最需要帮助的3名厄立特里亚少女，但刚上高速不久就被警察拦下。3天后，临时接待站也被警方查封，塞德里克和友人因非法侵占他人财产被拘捕。后来塞德里克成功脱罪，因为就连警方也证实当时存在“人道危机”。

▍我的目标是有一天人们不必再谈论我

塞德里克经常发现他帮助过的小孩之后又被法国警察扔回了意大利。和政治抗议者不一样，塞德里克从来不对警察生气，甚至和逮捕他的警察关系也很好，他说他尊重警察，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问题不在警察，而在于那些不解决问题、只知道对警察部队发号施令的政客。

布雷镇无人不知塞德里克的农场里总是住着非法收容的难民，且塞德里克从来不问难民要证件，但当地警察和政府机构并不会上门纠缠。布雷市长伊佩尔说，“这里的居民大都支持塞德里克，但我同时也认为他已不堪重负。这个问题太复杂，涉及法国政府和欧盟，正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答案，所以才有人选择自己行动。我可以理解，当然我也不希望最后布雷和文蒂米利亚合为一体。”

川普在禁穆令风波中对欧洲的攻击，容易让人认为欧洲国家对难民的态度是开放的。实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欧洲诸国政府，没有谁敢在难民问题上开绿灯，就好比在美国，川普一定得加把劲大干一场才可能超越奥巴马时代驱逐非法移民的记录。真实区别在于，温和派（无论左倾还是右倾）会避免对难民问题进行政治渲染，采取的应对手段更偏“技术流”，就像面对地震或洪水天灾；而崇尚川普的极右政客则朝夕等待着难民犯罪新闻出现，通过把难民、移民和恐怖主义等同在一起为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找到宣传空间，要让整个社会确信对某个群体污名化是正确的，最终目的是为炫耀性、恐吓性地对整个社会展示国家强制力找到合法理由。

在社会经济危机导致排外情绪和极右势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别说（中）右翼政府，就连（中）左翼政府也不敢触碰难民这根红线，生怕被对手利用引发选民大面积反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意宽容，还需要时不时亮几手铁腕。奥朗德治下一大“成就”，就是强行拆除法国北部城市加莱的难民营，很多人在这里等待着偷渡前往英国。

强拆结果是200名未成年人连躲雨避寒的地点也彻底丧失。《卫报》曾跟随当地志愿者去探望这些生活在法国严寒冬天极端环境里的小孩。为便于在警察出现时逃跑，一些人学会了靠在树干上站着睡觉。志愿者在半夜为他们送去食物，没吃上两口警察的电筒光就已出现，小孩们赶紧四散而逃。几乎每一天，这样的游戏都会重复。

人权组织统计，类似的未成年人在巴黎有400名。对于法国政府，安置几百个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并不是难事，但没有政治家有勇气去这样做。在南方，警察对难民“越境快递”明摆地把责任推卸给意大利，在北方，警察对难民反复惊扰的目的是催促他们尽快离开当地，如果之后有人在英法海底隧道被火车撞击碎尸散落400米，那是报纸上的另一个故事。

对塞德里克和曼诺尼抨击最厉害的是当地两位共和党“大官”。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主席埃斯特罗西说，“塞德里克和曼诺尼都是人贩子，他们侮辱了用生命保卫我们的安全力量。”

滨海阿尔卑斯省委员会主席西奥蒂则非常恼火塞德里克被《尼斯晨报》读者评为“年度人物”。他抗议说，“塞德里克只是表面的慷慨，实际把法兰西共和国置于危险之中，他的行为是在帮助危险的伊斯兰社群主义，好心不会有好报。谁能确保说他运送过的人里一个未来的恐怖主义者也没有？”

或许可以归结于农民的淳朴天性，或许也可归功于南法的阳光，塞德里克就是恼怒不起来，不争吵，或许他认为爱政治的人都是瞎嚷嚷，而他的目的是“有一天大家不必再谈论我”。塞德里克说西奥蒂的抨击对他帮助很大，他储存捐赠物品的小屋很快被塞满，甚至收到很多陌生人寄来的支票。但塞德里克从来不拿支票去银行取现，避免被指责为借救助牟利。

在塞德里克看来，政治派别是很可笑的事情，“我认识这样一个公开支持极右的女人，一边排外，一边她让女儿和一个南美人假结婚，帮助后者成为法国人。”

至于“未来的恐怖主义者”一说，塞德里克回答，“搞恐怖主义需要钱，这些甚至拿不出250欧元给人贩子的人搞不起恐怖主义。对难民污名化并不说明你在反恐，你是在做相反的事情。我一位好友的18岁女儿在尼斯恐袭里丧生，我做的事情恰恰是反恐。一个年仅5岁的小男孩，一共4次被抓住扔回意大利，从小对警察养成深刻恐惧，你能期待他20岁时是什么样子？悲惨遭遇会滋生恐怖主义，这些政客正在制造一个悲惨世界。小孩子们被扔回意大利将是什么结局？一辈子在红十字会帐篷里度过？沉默让我们都成了共犯，历史是一天天书写的，我真的不想为20年以后留下遗憾。”

塞德里克最期望的仍然是法国政府停止让警察踢皮球的游戏，承担起人道义务。如果无法实现，他和友伴们会继续为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塞德里克的律师奥卢米言辞更激烈一些，“他们从来就抓不到恐怖分子和人贩子，所以才跑来谴责人道救援者。法兰西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塞德里克在捍卫博爱。”

也或许，塞德里克只是捍卫一种本能，一种政治家们试图以国家、民族、反恐等名义消灭的个体本能。国家强制力越受大众推崇和欢呼，这种本能越只能退进高山深涧，和银灰色的橄榄树默默相映，就像70、80年前，鲁瓦亚河谷很多农民为当政者追捕的人提供帮助，犹太人，反法西斯人士……

所有被追捕的人都背负着在当时的社会里让他们无路可逃的某种巨大罪名，与“国家”融为一体的“社会”和“公众”已完成对他们的整体切割。但过去的山农和今天的塞德里克一样，他们明白，一碗蔬菜汤，一截面包，一个躲雨的窝棚，足以让站在家门外的陌生人不致陷入毁灭性的绝境，无论他携带着怎样的个人历史，无论他身上是否有一叠证件和卡片。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塞德里克·埃鲁的个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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