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伟大电影要有什么？ 听听科波拉怎么说

那时的《新共和》杂志中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引出了电影制作现状的问题。很多工作室都不情愿对时下领军制作人(诸如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索徳伯格等大牌导演)的拍摄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对于这种情况，戴维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问题在于：“并不是艺术家在一部电影中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能用三百万搞定……”如果他们想干，当然可以开工，只是资金有限。

这个观点也指明了一个道德方向，涉及了“专为成年制作”的电影市场的转向。当然，多年后，文化的整体重心（或庄重或轻浮）转向了青少年，早在几十年前，流行音乐也经历了这种转变。因此，我们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是广博的文化方面的，甚至是政治方面的，但只有那些电影制作室雇员才真正体验到了这种卯足了劲的工业生产势头，电影通常是大手笔制作的。它们也面临着道德方面的挑战，这是所有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艺术家们都会遇到的，至于经济方面，他们则不需考虑太多。

科波拉以前这样做，而且还将继续做下去。他追求“大气”的主题，他还说，“我相信电影制作和其他事情一样，是一场游戏，它要求调动到你手中的每一张牌，每一个色子和其它一切你拥有的。所以，每每制作一部电影，我都会倾情投入，毫无保留。我觉得做其他事也是同样的道理。”

他说，《现代启示录》耗资3100万美金。要是票房失败，他是否害怕破产？起先，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他即使输了一切，马上就能重新被聘用，成为一名导演枪手。“所以，如果不以我所拥有的，去勇敢搏一搏，这是一种罪恶，毕竟失去的东西我能挣回来。”其实，不管怎么样，他实际上还是害怕没了房子的，但他知道，乔治·卢卡斯会承诺给买他一幢房子，万一搞砸了，他可以先住到里面，再慢慢地还债。

时下低成本电影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承载着个人使命感，它们向好莱坞挺进，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片子看起来都像独立制作的（这正好解释了奥斯卡奖和美国电影独立精神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区别）。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在拍摄《黑天鹅》时，为了增加电影的毛收入，他和演员们都主动放弃预付款。史蒂文·索德伯格拍摄《魔力麦克》时，全是自己掏的口袋。

虽然，分担电影的经济风险不能称之为导演内在的优点，这样做却给他们赋予了实际的自由，他们与实际结果（电影取得的反响）之间的联系也就更清楚、更加个人化。这些电影会使导演与观众之间建立一个联系，我想，这种强烈的感觉正是源自于制作人对于他们的创作现实的投入。

2000时，我有幸和让-吕克·戈达尔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向我透露了他青年时代的导演梦和自己的准则。我们谈到了一批好莱坞著名导演后期的一些电影，即便经历了电影制作体系的解体时期，还是完好地存活下来了，比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艳贼》，霍华德·霍克斯的《远方的星星》以及约翰·福特的《安邦定国志》等。他说，“那些电影制作人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制片公司，例如我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四位导演中，有谁能搞定拍摄电影所需的巨额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事必躬亲的处理电影的一系列财务问题，妥善运用好投资商的资金吗？我并不确定。

上文提到的一些管理的问题，和科波拉所说的致力于“品质和正气”，两者之间关联紧密。一部电影的伟大在于导演对时间的掌控、完成众望所归之事的能力以及不经上级干预做中途修改（改剧本、换地点或换演员）的魄力。科波拉谈到《现代启示录》时，说越南战争这个题材本身极具重要性，他保证可以“传达出美的感受，同时照亮这个主题。”

我想，这就是戴维会抱怨的深层原因，他想要看到流行电影和政治历史较劲的情形，例如科波拉拍摄的片子所表现出来的狂放不羁，以及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所传达出的一些特质。但这些电影制作人都是独立的，他们用自己的钱来拍电影。在资金缺乏时，的确存在历史性的胆大妄为一说——这一点我早在几年前就有详细阐释过。

科波拉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电影制作人之一，几十年来都在为没能获得电影最高票房而黯然神伤，就像他三十年前竞选总统失意后，一直徘徊在失败的阴影中，没能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他的故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