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何处去

文 | 财新记者 黄子懿 图 | 财新记者 杨一凡

2017年8月1日下午，一台挖掘机开进位于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南部的智泉学校，在一小时内，校门、校长办公室、校舍都被拆掉。正前往医院看病的校长秦继杰多方寻求帮助无果，直至电话中传来拆迁完毕的消息。

7月底，是村里给出的腾退最后期限。此前村里已贴出公告，要求学校及其周边7月中旬搬迁，7月底前腾退完毕。7月10日，学校及周边开始停水、停电，秦继杰租用发电机维持。不过，拆迁当日，秦继杰并没有接到拆迁通知，价值20多万元的教学设备也没来得及搬出来。

51岁的秦继杰是河南固始人，在老家当过14年初中语文教师。上世纪90年代末，他想出来闯闯，挣了钱再回去办学，教留守儿童。有一天，他的舅舅收破烂回来，拿了一个学校的招生广告，办学的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一个收破烂的都能办学，你当老师的不能办学吗？”秦继杰就这样走上了办打工子弟学校之路。

从2000年至今17年，秦继杰经历过打工子弟学校欣欣向荣的时期，“我办学的前半段真的很顺利”。2004年底，智泉学校在昌平区教委注册，拿到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拥有了合法身份。

最大的挑战是拆迁。城中村被纳入城市版图之时，就是打工子弟学校搬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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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

“我们不是拆迁，是拆违。”东三旗村村支书张丽明告诉财新记者。智泉学校所处地块原为农业用地，禁止用作非农建设。这片区域拆迁之后将绿化、种树。

旧宫镇教委办公室李主任对财新记者表示，学校今年拆除一直是在工作计划中，政府2月就已经贴出拆迁公告，“范围非常明确”，同时在4月初的招生计划中，教委已不让学校招生，未给学校批复学籍名额，“种种迹象说明这不是突然的事情。”

2017年8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星河双语学校，一张书桌倒在一面红墙边上。

新址难寻

王振国的寻址之旅乍喜又悲。今年4月，他就开始寻找新校舍。两月之后，“经过多方渠道”，他在距离原校址约一个公交站的距离处找到了一个旧旅馆做办学新址。旅馆老板不愿放手，他出了40万元转让费，新签房租30万元/年。然而，就在他投入更多，改装旅馆时，被北七家镇政府紧急叫停。

从萌芽到开花

“我说我就想办一个简单的，让孩子别跑到大街上，哪怕是树底下，我找一块小纸板，让孩子识两个字。他说你这提法好，但是我的工作任务就是把你取缔，我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你有这个思路，为海淀区流动儿童上学做贡献；担心的就是你要承担所有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你一人独担，我不去取缔你就是最大的支持。”张歌真回忆。

争议另一面

“这也不能怪办学者，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被拆迁。”前述公益人士指出，由于频繁拆迁搬迁，办学者普遍不敢对硬件、师资力量再投入。“无论有证没证，都得不到法律保障，教育的延续性和安全性不受保护。”

“我从来就不跟人讨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韩嘉玲对财新记者表示，现有的机制与环境迫使办学成为一个短期行为，如果不积累一定经费，那么学校在某次拆迁后就无法再次办学。

十年风雨

2005年10月，北京市教委印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表示，将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采取“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思路。这基本确定了之后十年北京管理思路。

何去何从

有的校长打算彻底退出打工子弟学校。张歌真目前已是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中国教育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筹备处负责人，转型关注家庭教育。他告诉财新记者，明圆学校在旧宫德茂庄最后一个校区如果拆掉，之后将不再办学。张歌真称，从办学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打工子弟学校是短期的存在，迟早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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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记者黄姝伦、杨一凡，实习记者樊朔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为2017年8月21日出版的《财新周刊》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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