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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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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中兴路。
本文来源：《天涯》2007年第6期。
从中兴路到邮局
郑小琼
我经常选择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走路，从中兴路到邮局，准确地说是从初坑市场前的中兴路段开始，走路，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坐出租摩托车去，十四分钟，如果碰上红绿灯，可能要更久一点。我一般选择走路去邮局，然后坐出租摩托车回来。
沿初坑村的小巷子出来，见老榕树，我常常会在老榕树下呆上一会儿，向前是黄麻岭，我曾在那里住过两年，写过不少关于黄麻岭的诗。向右，去东坑路口、大朗、辽步、东莞；向左，去东坑、中兴路、邮局、横枥。我在榕树下站了一会儿，向背后看了看，是小百货店与发廊。我是朝发廊里看，我看见了她们，穿着超短裙，紧身衣，脸上抹得雪白，口红，身材很曼妙，每走一步都会弥漫着一股妖娆的气息。她们坐在门口，朝路边望着，有的坐在屋里的长凳上，露出白晃晃的大腿。这家发廊里有七八个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神色很暧昧，充满了一股肉欲的气息。这些出卖身体的女孩子，她们总会引起我的好奇，我常常会装着不在意的侧目瞅上一阵，我发现她们变化得很快，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换成陌生的面孔，她们留在我心中的就像发廊门的霓虹灯一样，闪烁着，飘乎不定的。然后，向左拐，几棵香蕉树，荔枝树，树荫下的自行车修理店，上面挂着轮胎、钢圈、钢线、车座、车锁、抽气筒，一块小木牌写着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有自行车出售”，字是红色的，我曾在这里买过一辆自行车，七成新，三十块钱，没有骑多久，丢了，后来在另一个自行车修理铺前看见那车，与我同行的同事每次经过这个自行车修理铺时总要提起这段事，我脸红。
再向前，初坑村治安队。每次经过这里，我总是小心翼翼的，害怕突然从里面走出几个治安队员拦住我，大声地叫道：“暂住证！暂住证！”我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我被治安队查暂住证抓过三次了，留在心底的记忆，使我见到穿黄色制服，心里便会弥漫起一股阴凉。
拐过治安队，我紧张的心便彻底的放松下来，我脚步有点快，五金店、百货店、纯净水店、理发店、鞋店、化州快餐店、品评川菜馆、湘菜馆、卖甘蔗的、卖水果的、烤红薯的、卤菜、五金模具店……一直到美惠购物超市，这一段路程大约七分钟，我很熟悉。我的工厂就在这段路中间一条向西的道路中间的初坑工业区里，沿路拐进去约二分钟路程，从工厂到老榕树，从工厂到美惠超市，都是五分钟，我走过上百次了。我会碰到不少工厂的同事，点头，招呼，去哪里？随便逛逛。更多的时候，我会注意商铺门面的招牌，宋体字、仿宋体、行楷体、草体、幼圆体、隶书……我分辨着我喜欢的招牌的字体，是行楷与隶书。在数十个招牌里，我只看见一个招牌是用的手写体，字写得很好，是一个酒楼的招牌。这是一个工业化的小镇，连字迹也似流水线一样规划了，标准，单调统一，追求机械似的和谐，它们守在铺面的上方，它预示着某种秩序。它们的呆板让我想起一个个打工者，像我一样胆怯，懦弱，屈从。我常常想从这些字间找到一些可笑的念头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这些字体间饱含着某种隐密性，进入到某种幻像之间，我知道这是徒劳的，这些事物之间的秩序如何？我不断地打量着五金店的螺丝、扳手、细圆铁具……水果店的苹果、梨子、桔子、香蕉……小饭店的菜谱、桌子、梯子、柜台……想象它们背后站着的人，理发店又换人了……我似乎窥探到某种秘密，然后把这些物像在我的内心与诗歌中留下它们的投影，让这些杂乱的事物在我的文字中找到秩序。更多的时候，我会思考着如果租上一个这样的铺面要多少钱，或者开这样一个五金店需要多少钱，我计算着自己微薄的工资需要存多久才能这个数字，结果常常令人沮丧。
在沮丧中到了井美派出所。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曾给我写过的一段话“隔壁楼的井美派出所晚上一点钟上我二楼电脑房查暂住证，打我们房间铁门的声音比放炮还响，我反锁门就是不开，我女朋友吓得哭了，他们治安队叫着要拿梯子从窗户上爬进来，我铁了心，打烂门我也不开门，他们在楼底下打了三十分钟铁门最后离开，第二天叫我房东带我去把我好好骂了一场。”过派出所，我便会把这段话重复一遍，想起了这位朋友来，他已不在东莞了，去了苏州，他现在还好吗？我看了看那楼，五层高，底下是一个理发店，我曾在上面的五楼住过一段时间。碰到治安队的人在二三点时候敲门，查暂住证。我又看了看派出所的玻璃门。再向前走，建设银行。我又碰到了那个人，一个我无法估算出年龄的人，他像从泥土里钻出来的一样，头发、脸庞、劣质西装、裤子、鞋子全都沾满了灰尘，估计有几个月没有洗过了。他目光有些呆滞，盯着路上的人。在他的旁边，是一个同样像从泥里拖出来的牛仔袋，拉链开了，里面是一些衣服，脏，还是脏。他瘦得像一阵风似的。他坐在建设银行的门口，散淡的目光盯着路上的行人，只有一会儿，目光又枯涩了。我停下来，看着他，他来自哪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要去哪里？他似乎感觉到我在看他，他挪动了一下身体，又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缓慢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拖着那个肮脏的牛仔袋，边走边朝我看了一会儿，他脚步更慢了，走一会儿，停一下，像打量着什么。他是不是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啊？他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啊？他难道不会回家吗？我还在想，他朝我咧开嘴笑了一下，他的牙齿很白，他用黑黑的手指抠了一下因为沾满灰尘与泥而浆结在一块的头发。我朝他走近了一点，他走得更快，本来我想问他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直觉告诉我，他不会是路上的疯子，他应该是一个出来打工的人，还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找到朋友，他的盘缠花光了，他回不了家，这样子，也没有哪家工厂会招聘他。他沿建设银行的门口，到了东莞证券的门口，又过骏发邮政代办所，他边朝前走，边朝我瞅着，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过骏发邮政代办所，再向前是长江西服厂前面荒芜的空地，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来，又沿着台阶朝建设银行走去，我与他碰到了，近距离，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青黄的脸似乎让刀子刮过似的，鼻子与颧骨在瘦中高耸了出来，一绺粘结在一起的长头发遮住了半边脸，脖子上露出一条条似蚯蚓的黑痂，在一呼一吸间，那条条蚯蚓蠕动着。你来自哪里？我走过去问了一声，他抬了一下头，目光显出了一点光亮，很快便熄灭下去了，低下了头，没有做声，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走了。我再问了一句，你要到哪里去？他眼里露出了一片茫然，他拖着那个肮脏的牛仔袋继续朝前走，我把手中一块面包与剩下的半瓶水放在台阶上走了，我想，他不会回答我。我朝邮局继续走，过长江西服厂，我转过头，看见他正捡起面包与水在吃。我眼里突然流出了一滴泪，我知道他不会是疯子。一路上，我想起了吴昆，我的老乡，1996年的时候，吴昆来广东这边打工，钱丢了，也没有找到工作，一边捡垃圾，一边乞讨，走了八个月，从广东走回四川了，吴昆刚回家的样子就是他这个模样，回到家里，洗了六次澡，才洗干净。唉，他是不是另外一个吴昆，如果他是像吴昆那样落难了，我能不能帮他做点什么？我向前走，不断地回头看他。是的，他呆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是等待一个人？还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会到哪里去，他会不会像吴昆对我说的那样，有很多次都迷路了，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几天，后来又返回来，吴昆跟我说着这些总是在流泪，他想问旁人回四川怎样走，朝哪个方向走？每个人都把他当成疯子，谁会相信这个人要走回四川，用脚一步一步地量回四川。别人告诉他去车站坐车，到哪个车站，然后可以坐到去四川的车，吴昆告诉别人，他要走回家，别人退后了半步，看了看吴昆，然后走了，扔下一句，原来是个疯子。吴昆碰过很多这样的钉子，他不敢再问别人，他沿着公路走。一个月后，他没有洗澡，没有洗脸，他身上肮脏得要命，他自己认为自己不是疯子，但是路人都以为他是疯子。吴昆一边走一边拾荒，遇到收破烂废品店，便出售捡来的那些破烂，但是收购破烂的人都认为吴昆是一个疯子，打他，抢他的东西。吴昆说着大声地哭了起来。我回过头看了一下那个人，他坐在那里，面包与水吃完了。我一定要问他一下，我转过身去，那人见我转过身，背着那个牛仔袋朝前走，头也不回。我再转身，朝着邮局的方向走，如果我从邮局回来，能再碰上他，我一定要问他。
我这样一边走一边想，到了东坑车站。过马路，去车站，然后折进了候车室，去看车次，去湖南的车，郴州、常德、益阳、汉寿、蓝山、娄底、邵阳……去湖北的车，监利、黄石、襄樊、石首、恩施、十堰……去四川的车，南充、达州、营山、广安、宜宾……去河南，去江西，去广西。我一般会在车站走上一会儿，去车站的邮政报刊亭，看这里的《作品与争鸣》杂志是不是来了，这本杂志，我有时买，有时不买。我听见有人从我旁边走过，打着手机，说着广东方言，我来广东几年了，对粤话一句也不懂，但是我依旧从声调中感觉到这个女孩子在跟电话中的人吵架。我转过头，看见一位很时尚的女孩子，穿着低腰裤，紧身衣服，将身体该隆起的部位很夸张的凸了出来，上衣短了一点儿，裤子也短了一点，露出一大段腰肢。她转过身去，我看见一大段股沟露在外面，她高声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步子很大，来回走动着。她每走一步，我都担心她的低腰裤会掉下来，髋骨部位的黑紧身裤随着步伐起伏着。我看见几个在候车的男人盯在女孩子露出来的身体上瞅着，我恨不得马上找件衣服将她裸露出来的身体部位包裹起来。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身体幅度也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担心她的低腰裤会掉下来，去深圳的车来了，她上车了。
转过车站邮政报刊亭，我看见一个少女迎面走了过来，她背着一个大包，一手拖着一个皮箱，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塑料桶。她走一下，停一下，很吃力。我朝她走了过去，背上背着的包很大，半弯着腰，皮箱是银灰色的，拉杆也是银灰的，红色的柄，两个塑料轮子在地上滚动着，右手中塑料桶是天蓝色，塞满了装着鞋子的塑料，七八个红色、绿色、蓝色的塑料衣架，在铁丝钩上还压着一张竹席子，东西很重，她的脸憋得通红。她走一段又停一段，有穿着义务治安装的摩托车司机跟了上来，询问了一句，又开着摩托车走了。我经过她们身边，朝她看了看，她也朝我看了看，低下头，放下蓝色塑料桶，甩了甩手，半弯着腰，站在那里。我只看了一眼，便把目光移开了。她还在打量着我，她站起来，又拎起桶，我回过头，我的目光碰到了她的目光。她朝我笑了笑，她的牙齿很白，我也只是笑，然后她把目光投向远方，我也转过去。我又转过去，她正朝我看，我们这样相互躲闪，又相互追寻着，我朝南，她朝北，她没有走多远又停下，甩手，放下手拖箱的拉杆，放下蓝色塑料桶，我在想象着她桶里装着鞋子、洗衣粉、洗发水、碗、盆、勺子、牙膏、杯子，这些都用塑料袋装好，放在上面，如果她走得急的话，还有来不及晒干的衣服。我出厂的时候，就是她这个样子，拖着沉重的行李与疲惫，在路上走着。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谢湘南的一首诗来“在细雨中一个女子提着行李/她朝我走来，我刚吃过中午饭/她有点瘦，路显得有点宽/……/她们的细腰沉向一边/行李，一只箱子，过于沉重/我想走过扛起那只箱子/她的生活，但我们素不相识//很多次我就背着行李这样行走/在城市辗转，希望/一个女子迎面走来//”这首诗，我读过很多次，我每次背着行李时，便会想起这首诗，我不断地回头看她，她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一直在想，她要去哪里？
一直到我遇见这棵树，我才没有回头看那个提着沉重行李的少女。一棵很年轻的树，它被前几天的台风连根拔起，横卧在绿化带上，压着几株绿水仙。这是一棵从外地移过来的树种，像我们一样，都是外来者。根很浅，很小，黑黑的一团，根须多，很拥挤盘成一团，现在让风生生地从地里拖了出来，向路人展示着，这是一棵外来的植物。我突然有一种悲凉，是的，人活着，就像一棵树，要把根扎稳一些，扎深一些，这样才会不怕风吹，不怕雨打，活着，要有一个强大的根。根深，枝叶才繁茂，这是母亲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说这话时，母亲总会指着院子里的那棵百年老槐树，你看吧，它的根扎得很深，所以才会长得这么高大，伸出那么长的手向高处抓着清新的空气，抓着最先到达的阳光，天空比大地爱干净一些，那些混浊的空气与阳光都沉在底下了，离天空远远的。在这个城市里，我何尝不是一棵外来的树，我像一棵浮萍一样在这个城市里飘来飘去，伸出细小的手想抓住点什么，但是我细小的手还没有挨着泥土，一阵浪打了过来，我又被吹走了。这些年，我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玩具厂的装配工、家俱厂的统计员、注塑厂的啤工、五金厂的机器操作工、电子厂的车间管理员、五金厂的文员……我不知道以后，我还会在这个城市的哪个镇，哪个工厂，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更不知道，哪场命运的台风，会把我像这棵树一样，连根拔起！这样的心情一直影响到我穿过十五分钟路程。
世纪广场便在眼前，我曾在三首诗歌中写到的世纪广场。我会看广场上那些站在健身器材上的人，绝大部分像我一样是外来者，他们吊着、跑着、甩着、拉着，有的则沿着单低杆攀援着，有的在做引体向上，有的纯粹站着，没有动，嗑瓜子，聊天、阳光很好，照在他们的脸上。不远处的草坪的石凳上坐着不少人，背后是红色的钟楼，我看了看钟，十点过五分，我常常会注意那钟楼的尖顶，想起电影里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爬到钟楼的尖顶翻动着巨大的指针，我忘记了片名，也忘记了内容，只依稀地记得这些。钟楼的门锁着，但是有很大门缝，我探头探脑地朝里面看了看，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敲钟人，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广场周围有不少商贩，有卖水果的、卖甘蔗的、卖烤红薯的、掷圈中奖的、汽枪打汽球的……我经过时，他们总会说，一元十枪，一元十枪，烤红薯，新鲜的烤红薯，我看着那皱皱的淡黄的烤红薯，它们是不是新鲜？我为什么要想呢，我又不买。我继续朝前走，过马路，去家家乐商场停下，上三楼找书。余秋雨、鲁迅、冰心、《读者》、《知音》、《家庭》……我随便翻了一下，实在没有我想要的书，下楼，继续朝前走。
从家家乐超市往邮局方向过一百米，东坑农信用社，我排队，在自动取款机前面，取钱，一百，二百。每次取完钱，我把钱向着那个针孔摄像头照一下，再照一下，我同事说她的朋友曾在自动取款机里取到过假钱，我不信，但是我还是得照一下。再往前，广东发展银行、中兴手机城、尚尔服装店。我拐进了东坑最繁华的地带了，一排排敞开着大嘴的时装店、鞋店、专卖店、化妆品店……人很多，相互挤着、压着。我总觉得这里的繁华不是属于我，空空落落的，找不到方向。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一个无根的人，如果不是需要买服装或者化妆品，我一定会选择快速地走，很快，像一条鱼一样不断从缓慢行走的人流游了过去。如果是买衣服，我会去原品，而买化妆品，我会去富华。其它铺面，我很少去的。十分钟后，我拐到了万盛购物广场，再向前行，有一个报刊亭。三年来，每个月我都会来这个报刊亭，买我想买的杂志，它们是《散文》、《散文选刊》、《小说月报》、《星星诗刊》、《诗刊》、《散文百家》、《散文诗》。跟我一起来的同事拐进了万盛广场。
我穿过马路，到达了我要到达的地方，东坑邮局。星期天，邮局的人很多。我站在汇兑窗口前排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大约四十岁左右的夫妻，男的很矮，大约一米五多一点点，很瘦小，衣服很脏，看样子是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打工者。他们瘦小得让我担心他们是如何扛得动生活的重担，一阵风就会把他们的身体吹跑得很远。他们交谈着，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我站着，捏着手中汇款单，它们是我的稿费单，三十块、六十块、八十五块、四十块、十块、一百三十块。它们是湖北、湖南、长安、虎门、无锡、广州寄来的。汇兑的队伍很长。他们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跟我一样，胸前挂着厂牌，穿着电子厂服。五金厂、塑胶厂、玩具厂。灰色的、暗红的、淡蓝的厂服。三百块、四百块、一千块、六百块寄到他们来的乡、村、屯、坳、坪、坝、寨、畈、沟。他们高矮胖瘦不一、粗犷豪爽不一、细腻纤细不一、美丑漂亮不一。他们操着带有乡、村、屯、坳、坪、坝、寨、畈、沟的方言。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数了一下，排在我前面有十六个人，我又向后看了一下，排在我后面的人更多了。我前面的那对夫妻还在交谈着，女的扯了扯男的，他们手中拿着是一张空白的汇款票据，那个男的看了看周围的人，走了出去，女的站在我前面，我看见那个男的走到黄色桌子前，拿起笔，在汇款票据上写字。我隔他大约有两米远，他拿起圆珠笔，像使尽了力气，在纸上划着，很吃力的样子，划了一阵，显然他写错了。他把汇款单揉成一团，用手抓了抓脑袋，又找了一张汇款单再写。他想了一会儿，又拾起那张被他揉碎了的汇款单，小心翼翼地铺开，朝纸上看几眼，再在新的那张写几笔，再看几眼，再写几笔。排在队伍中的女人看着她丈夫，眼里露出了一种羞涩。那个男的居然又写错了，他再把单据揉了一下。她移动一下脚步，看样子想去看看她的丈夫，她向前移动了一步，又看了看队伍，再站在队伍中，侧着身子，看着丈夫。前面只剩下四个人了，男的走了过来，把汇款单递给他的妻子。我顺便看了一眼，那张汇款单已经被他揉得皱巴巴的，蓝色圆珠笔字划得如同蝌蚪在蠕动，头大尾小，有好些地方因为用力过度，划破的纸，蓝色的字迹因为手指过多的涂抹而显得灰头灰脸。妻子从衣服口袋里抽了出来，是四张百元钞票，我这才发现妻子左手一直放在衣服口袋，原来是手掌里握着钱。他们把汇款单与钞票放在一块，我突然想起宋世安的诗句来，“你贴身捏出五张崭新的百元大钞，神情莫名紧张/我试图看看纸币是否滚烫，却遭受你怀疑的目光//你谨慎。你把钱数了又数。你没有放弃对任何陌生人的防范/我有点犹豫。我故作镇定转移目光。我后退几步让你安心”他们瞅了瞅周围，我退了半步。轮到他们了，我站在黄色的警戒线之外。
郑小琼，诗人，现居广东东莞。主要著作有《夜晚的深度》等，曾在本刊发表诗作《深夜火车》、《动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