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 杨
以下情形你大概不会陌生：一份开了头的电子邮件，写给工作伙伴或久违的朋友，却迟迟处于草稿状态；一张待收拾的书桌，杂物几乎淹没了重要的文件；甚至，拖到最后一刻才磨蹭着收拾远行的行李，风风火火一路狂奔去赶即将起飞的航班……
就这样，我们一面高喊着“我拖延我忏悔”，一面继续躲起，像一只脑袋埋进沙堆的鸵鸟。英国文人塞缪尔·约翰逊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阐释拖延：“我们一直推迟我们知道最终无法逃避的事情，这样的蠢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弱点，它或多或少都盘踞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
尽管早在16世纪，“拖延”一词就进入人们视野，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历史却只有20余年。1991年，在一篇题为《拖延与顺从》的论文中，后来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自曝拖延经历——他需要将一箱衣物从居住的印度寄往美国，因为预计需要用一个工作日处理，于是决定晚点儿寄，结果日复一日，足足拖了8个多月。“8个多月里，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将箱子寄出。”但是，他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这篇论文发表后，拖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加入研究阵营。
“拖延”一词最初亮相于爱德华·霍尔出版于1542年的书中。拖延的拉丁原文是“procrastinatus”，取意“将事情推至明天”。一个有趣的巧合是，与此相差无几的时候，明代的中国，学者文嘉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工业革命后，“拖延”也渐渐具有了现在的含义，它通常视为“以推迟的方式逃避执行任务或做决定的一种特质或行为倾向，是一种自我阻碍和功能紊乱行为”。这并不难理解：和待发的邮件、待收拾的乱书桌伴随的，还有我们焦急的情绪。一面背负着罪恶感的折磨，一面享受些许莫名的快感——拖延者的情绪复杂纠缠，盘根错节，正如导致拖延的缘由一样枝蔓丛生。
一个最令人心有戚戚的解释是“失败恐惧论”。荷兰格罗尼根大学教育心理学家史文伯格认为，作为一种焦虑反应，“失败恐惧”是拖延的重要因素。拖延者往往害怕犯错，担心自己的表现不能达到标准或者满足他人的期望，对评价内容的过度担心和焦虑导致了拖延，推迟或逃避执行有失败危险的任务，以便为自己留下辩白的余地：“不是我不够棒，只不过我拖延了，时间不够多。”
这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里奇·贝里的看法不谋而合：“对失败的担心源于这样一种推测——‘你所产出的，反映了你的整体能力’。然后，你通过拖延，保护自己的价值不会受到他人的评判。”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时间感知”。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认为，只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坐标参照中保持平衡的人们，才能充分享受生活，“如果只局限于其中一个坐标，生命观就会发生偏差，受到局限”。时间感知失衡的一个例子便是“轻视未来”，这种容易导致拖延的状态也体现了人类的某些天性：当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目标的时间设定在遥远的将来，比如，为自己创建退休金账户、给孩子储存大学教育基金，就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看上去没有实际上那么重要，以至于许多长期、重要的任务遭遇拖延。
拖延并非全无益处。事实上，有些情境下的拖延还会给我们带来其他好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件被推迟的乏味任务被别人完成了”。此外，购买过程中的拖延，最终会因为商品过季而打折；如果你连争吵都拖延，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平静下来，更有效率地解决争端而避免伤害到亲友；甚至，如果偶然的拖延并没有令你受到惩罚，那么，这难免会让你期待奇迹的再一次发生，再次拖延——要知道，我们养成任何一种习惯，都是因为它可以马上为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即使是“拖延”这种看起来反效率的习惯。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詹姆斯·马泽认为，拖延是“与自我控制对立的冲动”的特殊形式。他还发现，当需要在两个任务之间作选择，出于及时行乐的本能，研究对象往往选择不太紧急的那一个——虽然那项任务更繁重，但他们似乎更愿意享受拖延带来的愉悦感。
美国心理学家尼尔·菲奥里总结了他与成千上万拖延者合作的经验，发现他们的拖延有着共同的原因：“拖延可以带给人们暂时的释放压力的快感。”这一说法在很多拖延者身上得到了验证，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教授。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吊诡之处：“拖延”作为推迟执行任务的行为，本是人们对抗焦虑的一种办法，这种焦虑大多来自做出决定或开始执行一项任务；但是，在拖延过程中，大多数拖延者都会感受到异样，心中有个声音喋喋不休——“你知道你不该这样做”，出于个人的压力、担心引起别人失望的自责以及个人效率的降低——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往往又加剧了拖延和情绪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不过，好在一定程度内的拖延行为都属正常，但是，长期的拖延则很可能是心理或者生理失调的一个表现。
在心理学家看来，“拖延现象”具有普遍性，而“拖延症”则带有了临床色彩，应按照相应的诊断标准来划分。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拖延”不过是一种现象，而非“病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拖延，因为它有可能是其他病症的征兆。如果你的拖延现象已经使你陷入这样的状态：懒惰、嗜睡、无法激发做事的欲望，而这种情形又发生在冬天，那就需要注意了，你可能得了季节性情绪紊乱。
拖延与健康的关联并不止于预兆“病症”。很多研究表明，拖延的习惯还会令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成本。每当接下一项新任务，大多数拖延者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情绪怪圈”：这次我想早点开始——我得马上开始——我不开始又怎样——还有时间——我应该早点开始，由此堕入新的自责，即便接下来再次发誓“我永远不会再拖延”，过山车般起起落落的心理状况仍难免对生理产生影响。
目前，针对消极拖延的干预主要包括团体心理治疗和个人干预。前者通常被划分成6个90分钟的阶段，令拖延者先识别自己的拖延类型、理解与这些拖延类型相关的个体动机，而后通过减少拖延行为，最终学会控制自己的生活；后者则主要包括：增强对拖延的认识、制定一系列任务并积极监控自己的行为，通过表扬增加成功体验、增强效能感。
显而易见，这些干预措施具备异曲同工之处，归结起来便是“个体必须有足够的动机、能力以及强的效能感，才能使行为成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总需要点儿什么激励——这一事实自有人类便未曾改变，根深蒂固，一如经济学家、拖延症研究权威乔治·安斯利眼里的拖延：“你完全可以称之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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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科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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