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一个反贼的N张面孔

《世说》人物谱

文 | 于溯

▍一

“偶思螺蛤辨玄言，蕴藉风流《世说》存。”所谓魏晋风流，跟《世说新语》脱不了干系，而《世说新语》的吸引力，好像也正在魏晋风流这四个字上。就像刘墉这诗里表示的，滚滚红尘之中，高头讲章之外，赖有《世说》能把你一时带入挥麈清谈的世界，那感觉好比给吃腻了大肉的食客换盘清炒蛤蜊，舒爽得很。

不过这种感觉——如果不说是错觉的话——多半也是《世说》的性质造就的。魏晋名士们，何尝不在红尘中翻滚，名利场中挣扎，兵荒马乱中求存，《世说》所选取的，不过是他们生命中黯淡了刀光剑影的若干片段而已，且这些片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乏杜撰，难免夸张。

说白了，《世说新语》本是个段子集，名流主角、戏剧性情节，隽永的语言，这都是保证段子播于人口的要素，也是《世说》的基本特点。至于真实性和系统性，那并不是一部段子集的首要目标，正如今日我们尚从网上流布的“陈寅恪十万首唐诗倒背如流”云云中去体察大师云集的民国盛景，错谬的信息和诗意的想象，其实普遍存在于自古以来的段子手和它们的读者之间。

《世说》虽不全然可信，但也确实可爱，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点像韩剧，镜头对准着金字塔的顶尖，你看到的只是身世高华、颜值爆表、学富五车的二代们的世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概不在关注范围之内——我国历史上，恒有一个不会写字也不会被字写的庞大群体，他们是口赋里的口，丁男里的丁，至于这些人每日是如何过活的，诚可谓历史学之谜。

《世说》本不是严肃的史学著作，更加没有描绘宏大历史图卷的义务，它一方面呈现得很局部、很刻意，另一方面又似乎缺乏统一的修饰和打磨，随处暴露着有纰漏的情节和不稳定的三观，这二者构成的奇特张力，在我看来，倒是除了内容之风流可爱之外，此书的一个有趣点所在。

▍二

如果选《世说》中的一个人物来证明这种有趣，我大概会选王敦。王敦这种人，本来就是正统史学家的难题，他是一个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后来又做了王朝的反叛者。叛臣当然是要被历史书写打倒的，但在哪个节点上打倒，以什么方式打倒，是个学问，因为会牵扯到其他许多人的评判问题，投鼠忌器，终要小心。从盖世功臣到永世不得翻身，又要有一个不突兀的过渡，有一个看上去合理的解释，这也很烦神。

不过，忠奸是非，那是史臣的事儿，《世说》只讲段子。譬如《世说》称呼王敦，常用“王大将军”，连讲到造反都是“王大将军既反”“王大将军既为逆”，这就很有意思——好比丁义珍出逃美国，《京州日报》登的新闻标题竟是“丁副市长出逃”。

即不论其立场问题，按说历史上有名的大将军不少，韩信啊，卫青啊，霍光啊，但书上总见大将军卫青，或者大将军光，从不会说卫大将军、霍大将军。说实话，除了王大将军外，我只熟悉彭大将军——虽然此大将军非彼大将军，王敦的大将军是正式官名，不是诗作提供的形容或隐喻，但这么叫起来，横刀立马威风凛凛的效果，似乎一样是有的。

王大将军，大概就是当时人对王敦的称呼。《世说新语·豪爽》里记载，桓温消灭盘踞巴蜀的成汉政权后，大会土绅，桓温本是个风姿雄健的人，彼时志得意满，自我感觉更格外良好，于是乎一番慷慨陈词，指点江山，大家纷纷点赞。散会后，众人还在回味领导讲话，偏有个见过世面的人来了句：“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大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味道。其时王敦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似乎还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少没钉牢，”大将军”的威名，还在粉丝中叫得响。

而据说心高气傲的桓温自己，偶尔也会对王大将军表示心许，他路过王敦墓，就望之大呼”可儿！可儿！“（《世说新语·赏誉》）桓大司马和王大将军算得上有缘，司马家这先后两位难缠的姑爷，性有相近，迹有相类，在唐代官修的《晋书》中合为一传，被史臣目为一种人物，倒不辜负桓温的那次难得的致意。只不过，在《晋书》的叙述中，这个致意就不是单纯的“赏誉”，而是桓温狼子野心的昭示了。

“赏誉”或者“豪爽”，都是《世说》的门类，所谓门类，也就是主题。换言之，《世说》是按段子主题分类收录段子的段子集。有时你会看到某些人物在某些门类中相对高频地出现，比如王大将军堪称豪爽门的男主，而石崇和王恺在汰侈门轮流坐庄。

鉴于段子不宜重复，我们见到的王敦之豪爽，石崇王恺之汰侈，又一定是在花式豪爽、花式炫富。王敦的豪爽有多多样化呢？慷慨地咏诗，高调地自吹，在他老丈人晋武帝席前展示鼓艺（鼓在当时不是上等人玩的乐器），或者一度沉迷女色影响健康、在下属关说下斩断情丝解散婢妾令其自谋生路，这在当时人眼中，都算豪爽。

▲王敦岳父晋武帝司马炎

说起来，《世说》关于王敦和婢妾的段子好像异常多，不局限在《豪爽》一门；而且它们虽然各自独立，却隐然有些牵扯。比如王大将军曾经有个妾叫宋祎——不知道是不是那次斩断情丝给放出来的——后来跟了谢尚，谢尚就问宋祎：”我何如王？“宋祎回答说：”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世说新语·品藻》）这位宋祎，据传是石崇爱姬绿珠的弟子，在多位领导身边服务过，谢尚和她这一问一答，等于是借低贱人之口，狠狠鄙视了王敦。

王大将军收到来自低贱处的轻蔑，也不止这一次，另一个段子说他刚结婚时，在洗手间看见有漆箱盛着干枣，心想敢情公主的零食哪儿都摆，想着想着，就给吃光了；等他从洗手间出来，又见一个侍女端着盛水的金盘，一个侍女端着盛饭的琉璃碗，王敦也是胃口好，把饭倒进盘里，又喝光了。哪知道，干枣是用来塞鼻子的，“饭”是用来洗手的——其实是澡豆，用途类似小块肥皂吧。王驸马不懂皇家卫生习惯，在公主的婢女面前闹了大笑话，给她们私下嘲讽了许久。（《世说新语·纰漏》）王敦出身名门，后来在江左更是势压晋主，但他当年在老皇帝丈人面前打鼓，在公主老婆眼下吃肥皂，这两个段子，着实给司马家扳回一局。

而王敦的卫生间奇遇记，还不止一次，另一回是在石崇家：

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世说新语·汰侈》）

两则奇遇记，总是让我疑惑，它们发生的时间（西晋）地点（卫生间）和人物（王敦与婢女）都太近似了，而且卫生间与婢女，也并不是中古文献中常见的描述对象。为什么王敦总是遭致卫生间保洁员的热议，而这些议论又能被人捕捉记录，后来流行江左呢？

而另一些记载显示，婢妾不爱王大将军，王大将军也不爱婢妾。不要说婢女，就是公主，王敦在兵荒马乱中为了赶紧轻骑脱身，也给抛弃了；公主的侍婢，赏给将士了。石崇家的女孩子们呢？又据说石崇请王敦王导喝酒，立下奇规：美人把盏，不喝就杀——杀美人。王导只好拼命往里灌，可王敦就是不喝，竟使石崇连杀三美。（《世说新语·汰侈》）——这故事在《世说》外另有一个版本，是说二王到王恺家听女伎吹笛子，有一个女伎稍稍走调，当下就被王恺杀了，在座的客人都大惊失色，只有王敦像没事人一样。两个版本都还有个后文，就是王导对他堂哥的这种刚忍无情不以为然，觉得这种性格的人恐怕不得令终。情节雷同如此，显然是一事二传，可是唐修《晋书》照单全收，用时间顺序把两件事给串了起来，王敦的罪孽，就更深重了。

在王大将军和婢妾的这场博弈中，虽然部分婢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王大将军似乎也没占便宜——这些段子总结起来，即王大将军欺负婢妾，那就是说他残忍；婢妾欺王大将军，那就是说他粗俗。残忍和粗俗，都是带有预言性质的鉴定——细节见性格，性格见命运，命运就是这个家伙以后要做贼、要作死。

还有更神的一个段子说，王敦小的时候就已经被预言”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蜂目和豺声，是“忍人”的标志性体貌特征，其基因来自于弑杀君父的楚世子商臣，后来在秦始皇、王莽身上都有些体现，而“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这句话，根本就是《汉书》里说王莽的。

▍三

这些段子里有几分真、几分假呢？很难说。就像宋祎的那个故事，前贤早已指出，宋祎若活到谢尚的时代，得有七十来岁了，那谢尚和她问答的话，岂不有些不对劲。其实宋祎身上还有个谜团，据说她也曾是晋明帝的爱妾，后来晋明帝病重，群臣苦谏，明帝才把宋祎嫁给了别人——这个故事，和王敦大放婢妾那件事，简直如出一辙。在我看，这也是段子的一个特征，即段子传着传着总会有几个变体，大体说，凡是不影响剧情的人名时间地点都可变，但基本情节和逻辑不动。

当年晋惠帝的皇后羊献容，后来又做了刘曜的皇后，据说刘曜也曾问她：“吾何如司马家儿？”羊后说：“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出身高门的羊后确实比女伎宋祎能讲，但情节的雷同度还是太高了，宋祎疑点重重，难辨真假，这样的段子，充其量能读出有人不喜王大将军，其他的，没法考索了。

传统人物传记写作，多是要在给传主定基调以后，再去安排剪接故事；而《世说》的编辑方式，只是把从各方搜罗来的段子以其主题各归各门，故事之间无需互相呼应和支撑；既然无需依托于某一种三观来定基调，全书的三观就呈现着未经统理、缺乏打磨的状态。是以在《世说》中，王大将军一会儿是豪爽的，一会儿是狡猾的，一会儿是残忍的，一会儿是公正的，一会儿也能谈吐不凡，一会儿又成了田舍郎。虽然不免带着“反贼“的隐藏标签，但是也带着”大将军”的显赫名号——总之是一个碎片化的王敦，不是《晋书》中那个按照“从年轻时就不像好人最后果然暴露出是个坏蛋”逻辑步步展开人生的始终统一的王敦。这样看来，《世说》何止只有古典的风流蕴藉，还大有些后现代的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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