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世界消除脊灰炎的“最后一公里”

在 世界卫生组织 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 驻巴基斯坦办公室 ，它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巴基斯坦 —— 这个 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 —— 彻底消灭这种严重危害儿童健康、具有 高度 传染 性的 病毒 性 疾病 ，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 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博士 。

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21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该国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

骆大鹏： 我学医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我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八零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四个班，有200余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大概只有十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线的学生。

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我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我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

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书很少，我们家里面只有两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的课本，再一个，因为他喜欢学医，所以我们家收藏有与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书放在了一个皮箱里，放到床底下。我有时候就从床底下把皮箱拿出来，读这些书。

我对医学和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我父母的朋友有两类，爸爸是中学教师，一部分朋友是老师，另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医学就非常感兴趣。这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做医生，救死扶伤。

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这些东西。

实际上我把这个学习传统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我妻子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医学检验，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她最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生物实验室工作。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医学院，开始了她6年的医学学习。

骆大鹏：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暴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暴发流行。我非常高兴能回到家乡帮助我的同乡。

我小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噩梦，好像有一块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那时，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害怕我被疟疾给杀死。

所以到1984年恶性疟暴发流行的时候，我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我们单位就送我到信阳南方、我的家乡开展恶性疟的防治。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成员，2年之后，我就领导我们省这一级的疟疾防治专家，帮助当地开展防治工作，主要是帮助当地制定规划，搞培训，提高当地医院防治、诊断和治疗的水平。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还有评价防治效果。

所以在1986年到1990年，我和我的团队大概一年有六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 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接着间日疟也大幅度下降。 这十年的经验对我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各地的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世卫组织/老挝｜ 骆大鹏医生2013年抵达世卫组织老挝办公室开始工作时，恰逢老挝暴发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骆大鹏： 基本策略应该是一样的。当然了，随着新的科学进展会有调整。我们84年、85年刚开始控制的时候，我们认清了当地的恶性疟的传播，是一种叫嗜人按蚊的蚊子引起的，这种蚊子以吸食人血为主，不吸动物的血，而且吸血之后，就呆在家里不出去。我们就用DDT室内喷洒，实施以消灭蚊虫为主的综合措施。

骆大鹏：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际上，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了2年。但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银行家，而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者和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 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民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远地区的人口。 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生长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的青山沟里。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就，就医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疗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 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生活贫困、边远的、缺医少药的人的生活。

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了一些非常艰苦的地方工作。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先后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工作。

不仅如此，因为我是搞应急管理的专家，所以当有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疫病传播的时候，世卫组织总是把我调出来。比方说2014年我就被派到塞拉利昂去搞埃博拉防治，负责领导一个将近五十人的团队。

世界卫生组织在两个热点地区开展工作，一个是弗里敦，就是它的首都，一个是另外一个省，在洛科港。我就负责那里的防治。那时候我们不仅仅提供管理、监测、治疗、卫生宣教，而且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技术机构，所以当时整个这个省里面应对埃博拉的所有的策略和方法都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

我喜欢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去工作。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应急状况下，如果你的措施正确并产生了效果，它会很快，立竿见影，你会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骆大鹏： 我在的时候，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还面临着怎么样能够向所有的民众提供基础的公共卫生服务的问题，因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山区和很多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国家，很多地方的民众要能得到卫生服务是很有挑战性的。

同样，蒙古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国，这么大的土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只有300万人口，大概一半的人口都在首都乌兰巴托，但是有150万人口分布在非常广袤的草原上，提供卫生服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有一家人，到下一个家庭可能要走一天或者更长时间。

有些情况非常特殊，我们说疫苗接种，大部分国家需要把疫苗保持在4°C左右的温度，但是蒙古非常冷，冬天的时候可以到零下30°C、零下40°C，最西边会到零下50°C。所以我们不仅要让疫苗保持冷，有时候也需要保温，因为在零下40°C，蛋白质会裂开，失去效果。

骆大鹏：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疟疾暴发时常可见。

在老挝，每年的登革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记得2013年我刚到了我的新工作岗位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暴发流行，所有的医疗机构充满了登革热病人。

到医院里，病床上是人，走廊里是人，甚至在医院的院子里面到处都是人，疫情来得非常急，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促使卫生系统崩溃。

骆大鹏： 我是2024年3月份来到巴基斯坦工作的，领导世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处。 我们这个办公室可能是世卫生组织代表处里面最大的办公室。 我们有1100名职员，我们还有另外1万3500人通过第三方合同工作，我们也有将近40万的志愿者支持疫苗接种。我们的职员几乎分布在这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向巴基斯坦提供高质量的政策、策略、技术和运作上的支持。 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脊髓灰质炎 ，这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也希望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全民卫生覆盖，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比如说 2024年我们给700万儿童提供常规计划免疫，12种疫苗，预防12种非常致命的传染疾病，也给540万妇女提供破伤风疫苗接种，我们给4500万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每一个数目都是以百万为单位，但组成百万的是100万个1，每一个1都代表了一个家庭、一个妇女和儿童，这个家庭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这对这个家庭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骆大鹏： 对，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根除脊髓灰质炎。现在其实只有两个国家有野毒株的脊髓灰质炎，我在阿富汗工作了3年，主要工作重点除了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基础卫生服务外，还有就是支持阿富汗根除脊髓灰质炎。在巴基斯坦，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根除脊髓灰质炎。

©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今年在巴基斯坦开展了脊髓灰质炎免疫周活动。

骆大鹏：去 年巴基斯坦有74例，阿富汗大概二十几例。不过，我们各个方面的专家都认为，现在处于历史的机遇期，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加强干预措施来根除这种疾病。

两周前，我们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组织了40万志愿者，对4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全覆盖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2024年我们同样对4500万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接触了大概2亿8800万剂的疫苗。

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充满的挑战，但是也是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一个无脊灰的时代。

骆大鹏： 我们的目标要是根除这种病毒，不是控制，我们已经达到了控制水平。 根除的话，要求非常严，病例为零。就像我们消除天花一样，从此人类将忘记这种疾病。 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骆大鹏： 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减毒的病株。

骆大鹏： 在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病毒。比方说，2013年到2014年，在老挝。我们当时就根除了。当时我在老挝领导这方面的工作。2017年到201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出现了减毒株，最后也被根除了。

骆大鹏：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比较复杂。我们过去用的疫苗含有减毒（弱化）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接种这种疫苗后，病毒在接种者肠道内复制，从而激发免疫反应，而通常不会治病。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这些病毒会发生突变，当群体免疫力低下，在人群中反复传播，有些会恢复毒力，引起人体瘫痪，我们也称之为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骆大鹏： 不是，也有漏的，像所有公共卫生措施一样，但我们希望这种漏的情况尽量地少。

骆大鹏： 我是2021年3月到阿富汗的。你知道，过去四十多年阿富汗受到了各种灾难的影响，战争、贫困、恐怖主义、自然灾害，以及后来Covid19——新冠大流行的影响。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人道主义应急状态。

在我工作的3年时间，就是2021年到2023年， 每年我们估计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占整个人口三分之二。 你想想，阿富汗大概有4000万人，大概有2500万到2600万人，每年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尤其是2021年8月份，塔利班掌权了，很多国家的使馆，甚至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离开了阿富汗。当时联合国也决定离开阿富汗。我是留在阿富汗，和当地的阿富汗人民在一起，还是离开，当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联合国官方的决定是你可以离开，但是作为世卫组织代表， 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阿富汗，Stay and Deliver，继续帮助需要支持的阿富汗民众 。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 只有我们待在那里，我们才能向世界通报当地的卫生状况、需要什么帮助。 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起到正常国家卫生部的作用。我们向世界通报当地的情况，需要哪些帮助，一些机构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都向世卫组织、跟我们联系。我们在当时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