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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作为肉身性现象的身体:规划、死亡与自我认同——读《身体与社会理论》

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史论  · 公众号  ·  · 2021-03-04 16:00

正文

作者



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身体社会学、古典及当代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情绪与社会生活。代表作《身体与社会理论》,另著有《社会学何为》《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改变中的身体》等。


克里斯·希林是现代身体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全面吸收了古典社会学家的论点与思想的基础上,以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中有关身体的分析思路重估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构筑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身体理论,力图恢复身体之于社会学的核心地位。


作为肉身性现象的身体:规划、死亡与自我认同

——读《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

整理|宋思静

Part 1


1. 1 古典社会学中对身体的双重思路


在古典社会学中,身体并没有遭到彻底的忽视,而是属于一种缺席在场。一方面,社会学很少明确将身体作为研究主题重点考察;另一方面,还是经常间接地关注到身体,并且在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身体始终在场。E.g. 全球化问题-邮购新娘;学校教育问题-身体规训。这种缺席在场的双重位置其实是一种学科遗产,让我们能够从中挖掘关键内容,打造自己对社会中身体的研究框架。


1.2 身体在社会学中相对晚近的兴起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社会学家开始聚焦于身体。这背后主要有几个相关因素。

首先,其实一直以来身体在社会中也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比如19世纪,英美对富人过度肥胖,穷人营养不良之后会造成种族退化、社会血统下降的忧虑。第二,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开始强调女性的具身性存在。第三是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导致政府开支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学专业本身人口也老龄化,带来他们对生命体验的反思;第四是消费主义兴起带来的对身体符号价值的关注;第五是科学技术进步导致我们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和手段增加,但是对什么身体,身体的边界却更加不确定。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身体重要性凸显,在社会学中兴起。但同时,这些因素的多样性也导致关于身体和具身体现各项研究的纷繁多样,基本没有统合的共同思路。


Part 2


2.1 自然主义的身体观


自然身体观兴起于18世纪,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把身体看作是前社会、生物性的基础,自我和社会等上层建筑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从历史上看,自然主义身体观起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维系着某些具体的社会利益。从生理性别差异这个主题可以很好地看出来。


在18世纪之前,一直流行的都是一元身体观,认为男性身体是规范、标准、正常的身体,女性是劣等的男性,但这种劣等并非生物性的持续属性,就是不是内在固有的。


从18世纪开始,自然身体观逐渐流行,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劣等地位是因为女性劣等的生物特性和能力,e.g. 要来月经,情绪不稳定,过于敏感,没有阴茎等等。


希林认为,这些观念的流行有时代的必然性。首先,19世纪经济迅速变迁,工业化的发展使个体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不重要。自然主义身体观有助于维系社会既有的性别分化,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平等提供正当性,消除男性头脑中对经济混乱的恐惧。其次是,19世纪的经济变迁也导致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用越来越多经济类比理解社会和自然生活,比如月经被视为生育也就是生产的失败,对自然的社会性别秩序构成了威胁等等。而且20世纪女性要求进入工商业领导岗位的呼声高涨,很多男性也用这种说法来妨碍女性成为比如飞行员、银行经理等一向被他们垄断的岗位。


2.1.1 社会生物学(社会不平等的辩护)


20世纪70年代早期经济危机,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70年代社会生物学在哈佛大学兴起,不久成为达尔文进化论在当代谈论生理性别差异的一种影响很大的版本,把社会不平等说成自然的遗传基础的必然结果,将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基因结构——现状合乎自然,而且改变的努力注定失败。


通过这种论述,社会生物学想要证明现状的正当性,为性别、种族等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自然”的辩护。但实际上,它存在几个很明显的缺陷。


首先,它聚焦于基因,完全消解了人的行为和社会结构,好像社会成了自然的附生现象,让社会科学臣属于自然科学。第二,它在因果逻辑链条上是断裂的,自称是科学说明,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做出了经不起考证的概括。第三,它还把我们化约为我们自己的基因,用分析神经系统很简单的动物的方法来考察人和社会,是没法把握全部的性质的。最后,它还无视了男女性别范畴的建构性而非自然性,忽略了各类身体之间的交叠,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精确归入男女两个严格的范畴。

2.1.2 女性主义版本的自然主义身体观(弱势群体的反驳)


就像上面提到的,身体特性和价值的等同常常被支配群体用来维系现有的不平等。但是也存在相反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女性主义版本的自然身体观。作者这里提到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述。

2.1.2.1 得天独厚的身体


第一个是费尔斯通,这是一种诉诸自然主义思路的早期女性主义思想。她同意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生育方面的生物特征让女性更脆弱、依赖男性。因此女性要摆脱臣属地位,只能通过可信的避孕和生育手段,尽可能降低对女性身体的使用。


奥布莱恩从更为正面的角度看女性身体,认为生育是一种物质性、历史性的过程,女性通过特殊体验和世界关联;而男性必须通过抽象知识体验为父之道。为了克服这种疏离,男性在婚姻中力图通过父亲身份利用孩子,父权制的存在和发展根基在于试图将“分离出来的父亲”重新整合到生育过程中。


作者认为,这些观点的问题在于,和主张压迫女性的自然主义身体观一样,还是将现存的社会不平等归因为生物特征,从而认为这种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奥布莱恩过于重视生育体验相关的身体而忽视了肉身性的其他方面体验对意识的影响,比如性,还有作为肉身压迫的强奸威胁,也边缘化了不生孩子的女性。但她将以前社会学没有关注的身心关联作为核心主题提了出来。

2.1.2.2 扭曲的身体


这两个观点关注的都还是身体作为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基础,其实女性主义对自然主义观点的发展还有另一种思路,我觉得算是一个过渡的思路,关注的是身体不只是一个前社会的不变的现象,女性关于自己身体的体验本身也受到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制约。这其中作者选了两位学者,他们都关注女性的进食失调问题。


奥尔巴赫认为,在社会压力下,女性会强迫进食,这是社会压迫的结果。首先她们需要结婚,就要将自己看作价值建立在外表上的商品,这种情况下,媒体关于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意向很难不影响到她,导致许多女性节食,这时候,通过暴食长胖来避免被市场化的反抗,实际上履行了一种拒绝遵从社会扭曲的象征功能。同时,在职场中,女性也通过长胖来把自己的身份中立化,期待可以在工作上受到重视而不是被视为单纯的性对象;在家庭中,妈妈主要是服务于丈夫和儿子的需要,也把进食当作是一种替代性满足。这些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是把食物当作解决其他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为了满足自然的生理需要。奥尔巴赫认为,这时候女性想要瘦身的自然欲望被想要丰满的不自觉欲望破坏了。


彻宁分析的则是“苗条的暴政”限制了西方女性在社会和生物角度上的表达。


她们的分析阐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如何内化社会压力,在不正常的进食活动中,扭曲和伤害自己的身体。导致相比男性,女性不能通过生理自我充分体现力量和权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因素对身体的影响,所以是对以前的自然身体观做了改进。但是她们分别把胖和瘦看作是病态的,而把另一方看作是自然状态,实际仍然设定了一个持恒不变的,原初的女性身体,没有摆脱自然主义思路的基本预设。

2.1.3 小结


总的来说,自然主义身体观认为各种不平等都不是社会建构和偶然生成的,而是生物性身体本质的特征决定的。


这里提到的除了最后扭曲的身体外,都是化约论的,把社会和人的行动、意图、潜力简化为生物特征或基因决定,而身体是前社会的。但值得学习的是,我们确实要重视身体对社会关系的贡献。

2.2 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

社会建构论和自然主义观点相反,认为身体是社会的产物,被社会建构的。这种观点有利于社会学将身体视为自己应该研究的对象,因为身体是受到社会形塑的,所以关于身体的研究,社会学不能不插手。但这一派的问题在于,身体被命名为理论空间的时候,本身是什么,有什么性质反而被忽略了,可能并非克服而是再生产了社会学传统上对身体的双重思路。

启发这种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的,主要有四个方向的理论影响:道格拉斯的人类学、晚近关于人体历史的研究、福柯的话语身体、戈夫曼的戏剧身体(作者重点讲的是后面两个观点)。

2.2.1 福柯:权力、话语与身体

福柯把身体看作话语生成,并存在于话语中,他关于规训体系和性史的研究分析了一段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这其中涉及到话语目标的变化,从建构“作为肉身的身体”,到“心智性的身体”;话语对象的变化,政府越来越关注控制人的生命的福祉而非死亡的权力;话语范围的变化,从控制相对匿名的个人态身体转向调控整个人口。政府对个体能实施的控制程度远甚于前。

福柯的问题在于,身体在这里作为一个话题呈现出来,但是作为分析对象仍然是缺席的,自身作为生物和物质性的现象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身体如何回应话语的支配,怎么反过来影响话语,既然身体就是话语建构的样子,那他讨论的对象其实更像是话语而非身体。

2.2.2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的著述中,身体被视为个体具备的一种物质属性,个体有能力控制、监管其展演;但赋予身体的意义是由“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决定的,这些共享词汇对身体发出的信息进行归类和分等级。特定身体形式和展演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往往被内化,深刻影响个体对自我的内在价值的感受。身体在此充当了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中介。

但是希林认为,戈夫曼的身体观缺乏一些机制,将互动秩序这一有限领域中个体的身体管理和关于身体习语更广泛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低估了自己身体观对社会学中更宏观结构问题的重要性,也认为身体的意涵都是由身体之外的源泉(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决定的。

2.2.3 对二者的发展:特纳的“身体秩序”和弗兰克的“身体与行动问题”

特纳(1984)受福柯影响,聚焦社会系统控制身体需要。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解决“身体问题”:人口历时再生产;欲望约束;人口空间调控;身体表征成为外表。这四个社会管理身体的控制模式分别对应各自的理论家、强加后导致的身体疾病。



他描述了身体如何由于社会施加的控制而可能趋于衰弱乃至患病,并明确了物质性身体和结构、社会接受的呈现模式的关系。但是这里身体的重要性是作为有待社会系统进行管理的一个问题,对身体作为个体的促动性属性,认识要少得多。也没有解决系统之间的区别、历史机制之间的关系和转变。

弗兰克(1991)发扬戈夫曼关于身体作为人行动要素的某些洞见,关注身体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身体的肉身性“始终是不可摧的事实”,为人提供了行动手段,也对行动施加了约束。


身体在针对某个目标采取行动时必须要回答四个问题:控制;欲望;他人关联性;自我关联性。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把身体习语分为主要四种类型:规训态身体、镜像态身体、支配态身体、沟通态身体。



这几种身体运用的类型,都通过各自的活动中介,解决上述四种问题。社会系统正是从这些身体任务赖以执行的中介中成长起来的。


希林认为,弗兰克的分析凸显了行动的具身体现,但是身体仍然作为一种资源和要素,没有被作为对象详细说明,论证的核心还是行动问题。

2.2.4 小结


这一部分的观点有关于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可以看到,它们仍然以另一种形式生产了双重思路,身体的重要性仍在于外在于身体的因素。


Part 3


特纳(1992)力图超越身体秩序理论,倡导身体研究的一种新思路,融合哲学人类学的洞见。哲学人类学认为,人类出生时本能结构没动物那么专门化,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这种看法意味着人的具身体现属于未完成状态,必然要在行动中通过干预身体和意义赋予,为自己所处的环境灌注意义和形貌,从而在其中维续生存。这些条件也主导了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自己身体的关系。


特纳聚焦于手的例子,将哲学人类学应用于身体社会学,试图融合基础主义框架和反基础主义框架。手使我们能创造自己的世界;也充当了分类系统的某个对象。他的问题在于没有改变两者的任何基本维度,只是在表明,前者有关血肉之躯,关注身体是什么;后者有关对身体的分类系统,关注身体如何被表征。考察的身体议题不同,要求的方法论思路不同。


作者偏向的新的身体观。有很多主题和过程是不能明确定位于“社会”或“自然”世界中的,社会学要想对着它们分析,就要改变学科的思想和基本结构(本顿,1992)。身体便是这样一个主题,无论身体的历史进化,还是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发展。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关系和文化活动的必要前提;发展过程中生物性的成熟和社会性的习得也相互交织。所以要超越自然主义和社会建构论身体观又保留其洞见,首先的一点便是要将身体作为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东西来分析。


目前尚无任何充分发展的身体视角以本顿提议的方法融合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过康奈尔和弗罗因德都提出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很好的方法论思路。

3.1 身体和社会不平等


3.1.1 康奈尔:社会性别态身体


康奈尔关于社会性别的分析关注身体的“外部”,就是我们的体型、尺码、肌肉系统。他的论证主要分成三部分:


1. 进化过程对人类物种的重要性,人群之间的些许微小差异远不比共享的行动能力更值得注目;

2. 分类的社会过程并非建立在身体基础,而是不符合甚至否定人类具身体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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