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描绘裸体的画作,是如今收藏于比利时根特圣巴夫教堂(Saint Bavo Cathedral)的根特祭坛画(Ghent Altarpiece)上的这组亚当与夏娃,这组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同时期马萨乔在佛罗伦萨创作的《逐出伊甸》具有同等意义。祭坛画分内外两层,外层有9幅作品。另有12幅作品绘于内层,只有遇上重大节日,祭坛的两翼随着音乐缓缓打开,内层的祭坛画才得以示人。祭坛画由胡伯特·范·艾克(Hubert van Eyck,约1385-1426)应市长之邀为圣巴夫教堂绘制。胡伯特去世后,他的弟弟扬·范·艾克(Jan van Eyck,1390-1441)接手完成。在此之前。中世纪的绘画是以蛋黄作为基材调和颜料粉绘制的蛋彩画“坦培拉”,虽然色彩层次丰富、透明,并且富有光泽,但却干得非常快。是尼德兰的画家们最早开始使用油剂来代替蛋黄,而扬·范·艾克改进了这一技术,被后世认为是油画的发明者。根特祭坛画使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油画技法,色彩之间的过度平滑细腻,是早期尼德兰绘画的杰作。
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其实并不叫马萨乔,他的全名为Tommaso di Ser Giovanni di Simone,马萨乔是他的绰号,源自他的名字Maso (Tommaso的爱称),意思是“傻蛋Tom”。人们这样叫他,大概也是为了与另一个Maso区分开:他的合作者,马索利诺(Masolino,全名Tommaso di Cristoforo Fini,约1383 – 1447),意为“小不点Tom”。傻蛋Tom和小不点Tom于1424年开始联手画作位于佛罗伦萨卡尔米内圣母堂(Chiesa Santa Maria del Carmine)布兰卡奇礼拜堂(cappella Brancacci)的湿壁画。礼拜堂位于主祭坛右侧,壁画主要表现的是圣彼得的故事,惟有在左右两侧的高处各有画一副亚当与夏娃。
这幅壁画的图像现存两个版本。一百多年来,人们见到的都是左边的版本:亚当和夏娃的私处被无花果叶遮掩着。1980年代,卡尔米内圣母堂对其进行了修复性清洗,还原了壁画的真正面目。无花果叶应该是在三百年后的17世纪末,在柯西莫三世(Cosimo III de' Medici,1642-1723)的授意下才被添加上去的。1857年,时任梵蒂冈教皇的庇护九世(Pope Pius IX,1972-1878)发动了一场著名的“大去势”(The Great Castration),他觉得梵蒂冈博物馆内那些露出精致性器官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男性雕像会对教徒们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下令将梵蒂冈城内所有男性雕像的性器以无花果叶遮盖。柯西莫三世想必受到了这趟“大去势”的影响,也觉得赤身裸体“有伤风化”,才会依葫芦画瓢地下达补画无花果叶的旨意。
随着佛罗伦萨的社会动荡,15世纪末,这个极盛一时的城市失去了早年的荣光,罗马、米兰和威尼斯接替它成为文艺复兴盛期的主要中心。1508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1443-1513)把米开朗基罗(1475-1564)从正在为教皇本人筹备的墓建工程中召回,要求他重新绘制西斯庭礼拜堂的天顶画。西斯庭礼拜堂是罗马教皇的私人礼拜堂,也是新教皇选拔仪式的举行地,天顶整体面积近600平米,距地面高度23米。这是多年没人敢碰的巨大工程。从1508年5月到1510年夏天,以及1511年2月到1512年10月,米开朗基罗以一人之力分两个阶段完成了全部作业。
1536年,60岁的米开朗基罗又应新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1468-1549)之召,于25年后再度为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祭坛画《最后的审判》。毫无意外的,人物形象也全都是裸体,受“大去势”的影响,在米开朗基罗去世后,伏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约1509-1566)受教皇之命为每个人物都添上了遮羞布,他也因此收获了绰号:“套裤子的人”(“Il Braghettone”,the breeches maker)。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局部
在《最后的审判》中,米开朗基罗借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巴多罗买(Bartholomew the Apostle)之名,将自己的形象留在了圣殿里。据说耶稣升天之后,巴多罗买带着马太福音到印度传教,遭暴徒剥皮而殉道。因而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手拿自己的皮的圣人形象。米开朗基罗终身未婚。(文艺复兴三杰中的另外两位也是。)无论是雕塑也好,绘画也好,他所塑造的,都是丰腴、成熟的女人体,身材孔武有力,呈现出十足男性气度。他聘请身材长相迷人的男模特们,为他们写诗,在塑造女人体时也参考着他们的身体。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他宣称,爱的最高形式不能为一个女人,因为女人“不值得一个明智和雄浑的心”。《最后的审判》中,基督面容据说是深受米开朗基罗爱慕的贵族青年卡瓦列里(Cavalieri),他面对着米开朗基罗的化身巴多罗买,高举手臂表示对追求者的拒绝。
文艺复兴三杰中,只有达芬奇(1452-1519)对宗教题材不太感冒,与其相对,拉斐尔(1483-1520)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宗教题材的,他本人更是以圣母像蜚名画坛。拉斐尔的《亚当与夏娃》位于梵蒂冈城内教皇寓所的公共会客部分,即俗称 “拉斐尔房间”(Stanze di Raffaello),四间之一的签字厅(Stanza della Segnatura)的天顶上。签字厅是拉斐尔在梵蒂冈最先动工的房间,曾作为委托人尤里乌斯二世的图书馆,此外这里也曾是宗座圣玺最高法院的会议室,大多数重要的教宗文件都是在此签字盖章。《雅典学院》也在此厅内。这幅湿壁画可能受了米开朗基罗的《原罪和追出伊甸园》的影响,在人物造型上,两人的身材结实饱满充满肉感,比例和谐优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化人体的典型呈现。拉斐尔在构图上也使用了树和盘踞其上的蛇,将画面从正中一分为二。然而,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作于1504年的铜版画《亚当与夏娃》在构图上与拉斐尔的此幅作品更为接近,鉴于丢勒与拉斐尔相识,这一构图上的相似可能并非巧合。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临摹过提香的《人类的堕落》,他是在1628-1629年间受西拔牙王室委任去马德里为荷兰叛乱(Dutch Revolt,1566或1568-1648)进行和平谈判时见到了这幅作品。鲁本斯于1600-1608年到意大利学过画,受到提香、米开朗基罗和卡拉瓦乔等人的风格影响很大。鲁本斯的版本跟提香的版本相比,添加上了丢勒作品中的鹦鹉,并改变了亚当的坐姿,采用了更接近拉斐尔版本的前倾姿态,从单纯的逃离般的拒绝姿态,转变成紧张的、进一步劝阻的姿态。亚当看上去更加年长,表情也更加焦灼。两人天鹅绒般的肌肤,隐隐透露出奢华的巴洛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