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史上，秉承传统大陆政策的清朝，屡屡遭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并且损失惨重。所以一提起海洋，尤其在近代对外关系式方面，国人往往心生一股叹息。作为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塑造一段伟岸而不容漠视的神话时代，便成为了必须。
恰巧处于清朝之前的明朝，由于存在时间较长，并且已经同崛起的几个西方海权国家都有冲突和交集，便成为了重点的描摹对象。其中，又以盛极一时的荷兰人特别容易成为拿来开涮的对象。除了荷兰人本身在当时的世界航海贸易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之外，一度占据澎湖与台湾等地，引发与明朝水师之间的冲突，也是重要的历史依据。
当我们重新翻看双方对于此类冲突的记载，便不难发现。当时明朝在与荷兰人的海上冲突中都表现的差强人意。被网络舆论塑造出来的无敌大明水师，在历史上的真实表现，其实并非如此。
明代前期最大的水战--鄱阳湖之战（示意图）
虽然明代在建立过程中曾经依仗长江天险作为主要地理屏障，也在著名的鄱阳湖之战中与割据荆湖的陈友谅发生了大规模的水战，但在海战领域并无什么建树。当时南方的主要割据对手中，也仅有苏南张士诚和浙东一带的方国珍手下具有一定的船队。因而明朝在一开始便力主执行非常严格的海禁政策，寄希望于通过物资封锁策略来打击盘踞沿海和岛屿上的敌军。最终，海禁政策成功的让明朝控制了东南沿海地区，却也注定了明朝始终难有动力和意识去发展一支具备足够实力的海上力量。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欧洲人用不断更新的航海知识开拓海疆，也为自己不断升级换代各种新式船舶与海战武器。当这些欧洲人于十六世纪初闯入中国传统的海上势力范围时，明朝已经没有足够能力组织海上力量进行阻止。被葡萄牙殖民者夺取首都马六甲城的当地苏丹曾经派出使节向远在北京的朝廷求援，却只能得到明朝官方严正抗议式的口头支援。
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后期，明军才通过缴获、仿制和走私等方式，获得了一些西方的弗朗机火炮和新式前装大炮。但这些已经在西方被汰换的武器并没有帮助明朝水师获得本质性的战斗力提升。
明朝水师最好的战船---大福船
进入十七世纪，新崛起的荷兰与英国逐渐开始进入亚洲地区，并深入南洋与中国沿海，希望加入并垄断贸易航线。这样不仅会与已经在亚洲有着广泛利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发生冲突，继续对开放海洋贸易持保留态度的明朝也势必与之产生摩擦。
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1601年，首先闯入中国沿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就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交火过。三年后，又一支荷兰船队摸索到了台湾附近的澎湖列岛，成功在这里暂时落脚。此后以此为基地的荷兰人努力同福建地方官交涉，希望能够取得贸易权。在吃了一鼻子闭门羹后，不得不在给养耗尽前撤退。此后的十多年里，荷兰人主要在印度洋和南洋等地进行攻掠，包括占据了后来的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一直到1622年，荷兰人才再次派出13艘大小船只，会同2艘英国船一起北上中国沿海。
17世纪早期的荷兰战船
这支船队首先尝试攻取澳门，结果再次战败撤退。于是在遣散了一些船后，余下的船队来到了澎湖列岛。由于深知明朝的严厉态度，荷兰人一改过去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小心谨慎的态度，肆虐沿海。不仅封锁和攻击重要的港口厦门，还在沿海巡航捕捉中国渔船和商船。面对荷兰人的突然发难，明朝水师毫无作为。他们不仅难以在沿海保护中国船只，还在厦门港内，同商船一起被击沉了七八十艘。面对装备着后来被明朝人称为红衣大炮的荷兰武装商船和快艇，明朝水师深知战斗力远远不如，一直避而不战。福建当局只能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让荷兰人去台湾驻扎，离开澎湖。结果，发现台湾条件太差的荷兰人一直拒绝离开。
荷兰人所绘的台湾与澎湖
1623年，新到的封疆大吏南居益一面在金门等地屯集近万的兵力，一方面为荷兰人精心设计了一场鸿门宴。荷兰驻澎湖的司令弗朗斯受到诱骗，带着2艘单杆小船赴厦门与明朝当局谈判。结果在宴会上，所有荷兰使团成员被明朝官方下药灌醉后扣留。接着50艘火船按计划攻击了2艘荷兰小船。结果依然让其中的一艘逃之夭夭。
第二年，完成集结的明军在水师帮助下终于开始进攻澎湖。利用荷兰人兵力稀少，船只所剩不多的机会，将对手封锁在港湾内。但主要战斗依然由登陆的陆军进攻荷兰人的临海要塞，不仅进展缓慢，还需要继续增兵三次来围困。最终，还是荷兰人因缺乏补给，不远死守当地，才撤离了当地。整个过程中，明朝水师只给荷兰人留下数目众多的印象。而后来大名鼎鼎的海盗首领郑芝龙，也在此战中接受明朝招抚，初露头角。
巡航中的明朝水师船队
十年后的1633年，已经成为明朝水师一员的郑芝龙打头阵，领导了著名的料罗湾之战。战前，荷兰人的船队有着19艘武装商船的规模，却由于搁浅、事故和执行其他任务，损失了7艘。整支船队的主力是海盗头子刘香的中国海盗船队，也不过50艘。明朝水师的第一波26艘战船在与荷兰人遭遇后招致了惨败。
荷兰人在料罗湾的损失其实非常轻微（示意图）
接着第二批30艘大型战船又被5艘荷兰商船全部摧毁。最后，明朝水师依然使出了夜间火船袭击的拿手好戏，集中130艘战船围攻对方。结果7艘火船再次被荷兰人的舰炮全部击沉。不甘心失败的明朝水师此后反复发动火攻，终于逼退了难缠的荷兰人。整个战役中，明朝水师仅仅俘获了1艘荷兰小船，焚毁另外1艘。但因为大量杀伤了战斗较弱的中国海盗船队，焚毁多艘海盗船，而再次宣布大捷。其实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自己损失的大小船只也有近200艘之多。战后，荷兰人基本就取得了在福建当地贸易的权力。
郑成功收复台湾
很多人或许会把后来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击收复台湾，击败当地的荷兰守军作为明朝水师战斗力强劲的证据。然而当时，整个台湾的荷兰守军不到2000人，战船数量也少。位于巴达维亚总部的荷兰当局又对支援台湾毫不上心，甚至忙里偷闲的再次派船队攻击澳门。最后，依然是因为弹尽粮绝，荷兰人才获得了荣誉撤退的待遇。郑成功一方的损失远大于荷兰。1633 年料罗湾海战荷郑双方交战的舰船之比为 8:150，而1661年的复台之战4:60。
事实上，明朝在其立国的近三百年历史上，相当长时间一直努力维持严格的海禁制度。这不仅让造船业受到打击，也连带着让以水师为主的水面舰队难以获得持续的发展。十六世纪后期，明朝曾经有限的开放了海禁，允许贸易。甚至战船本身也得到了一些西方传来的火器，升级了武器系统。然而这些还无法在整体上提升明朝水师的实际战斗力。
西方人笔下进军台湾的郑成功部队
今天，拔高明朝水师历史战绩的说法，可能是在接受了大量近代屈辱史教育后，自觉产生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在一个强调备海防于大陆之上、不重视海权和国际贸易的帝国，要发展出一支可以匹敌世界的先进水师，缺乏必需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持。
毛泽东一家首次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
194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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