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中国之声推出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特别节目
《那年我高考》
用声音，致敬恢复高考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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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还在农村当民办教师。那个时候我一个月18块钱，所以我当时，当民办教师我们家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了。我回去透露出来要考大学，我爸不同意，我妈不同意，我三个妹妹不同意，最不同意的是我哥跟我嫂子，‘你走了，这一家人咋办呢？’
62岁的苗文明已经从延安中学退休。他清晰地记得，40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给他和全家人带来的强烈冲击：是守住这每月18块钱的工资，还是到未知的世界去看看？
他掂量出了轻重。
图为苗文明接受采访。
“县城有我一个同学，他爸是教育局的，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跑来跟我说，赶快复习，马上恢复高考了。底下人谁也不知道怎么考，多少年没考了。复习能复习什么？无非就是高中课本，一本代数，一本几何，物理一本，化学一本，就这几本书。怎么复习？每天晚上别人睡了，我在那儿看，就是两个多月。晚上看的得瞌睡了，头拿凉水一洗，不瞌睡了，再看。”
在那个年代，恢复高考，并不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拥有知识的疑惑：那么多有文化的学者、有知识的青年，不还是在延川的沟沟坎坎刨土么？不是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看着儿子痴呆呆地就要高考，妈妈问他，考上大学，生活会比现在当民办教师还要强？
苗文明告诉妈妈，肯定能有好光景。妈妈帮着瞒过家里的7位反对者，支持他偷偷参加了高考，“家家户户那时候墙上都有广播，广播上通知体检。我哥骑着车子跑来：‘你说你不考，人家叫你体检？！’我说考咧。体检完了以后搞政审，学校的、公社的都盖了章子。村里的，我哥就是大队书记，大队的章子就是他拿着呢。我回去盖章，不给我盖，大队的章子在箱子里锁着呢，不给我盖。我笑了一下，拿钳子把他那个锁子一扭，拿出来自己盖上，这下他也没招。说‘你考是考了，体检不一定能录取你’。”
图为苗文明带记者前往当年执教的村庄
等待，总是让人心焦，苗文明每天出工，都不停地眺望村里通往外面的那条路：“正月十六我就拿俩筐子担粪，上到半山，沟底下邮递员来了，喊我呢，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把扁担这样一丢，两个就这么大的筐，从山里在前面往下跑，我在后面追着往下跑。我跑下来把通知书一看，我说这怪不对嘛，我报的陕西师大数学系、化学系，怎么录取的是生物系？什么是生物我都不知道。但我一想，管它啥，反正上大学了，走！”
苗文明是延川县南河公社在1977年考上的唯一一名大学生。但家里人却没觉得自豪。
当晚，他家窑洞里坐了满炕的人。
“买了车票，我知道还有个问题，家里人不让我走。我就买了两瓶酒。我把酒一拿，往炕上一放，我说：‘你们都听着，大学我考上了，票我也买下了，明天早上我就走了。谁也挡不住，你们就不要挡了，’”苗文明说。
苗文明自己喝了壮行酒，一早坐车到延川，再转车上延安，歇上一宿，又换上长途汽车到铜川，最后转火车奔了西安。到了西安火车站，他一眼就看见了陕西师范大学红灿灿的迎新大横幅。
图为苗文明大学时期的同学合影
那一刻，苗文明觉得，此前所有的倔强、执拗，都划得来，“我一到陕师大以后，再不回家，没路费了。我去了再回不来了。我也没有问家里要一分钱。我当时在校园里，可以说是穿得最烂的，我去报到穿的什么，再就没有换过衣服。”
在西安公路学院工作的二哥答应，可以承担他上学的花销，“一开学，这个教材书要收钱。第一年我没有钱，我去问我哥，就公路学院这个哥，我说，给上二十块钱。结果我哥说他也没有，他给我借去，我就走了，我就回陕师大了，他借钱去了。第二天他给我送过来了。这一次完了以后我再没有问他要过一次钱。”
陕北的困苦，困不住信天游嘹亮在沟峁之间。物质的匮乏，丝毫没有影响求知的快乐。宿舍里像比赛似的，看谁读书睡得晚，起得早。
图为苗文明大学同学合影
苗文明们就像遭了年馑的荞麦苗子，一沾雨露，就苍翠挺括，“原来当民办教师，要看书没有书。现在有了书了，确实把时间很珍惜。我四年八个假期，我都在校不回嘛，像中国通史、红楼梦，啥的，图书馆啥书我都借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