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蕤 |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地理信息杂考

《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1期，第106—116页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重要的汉文世俗文献，原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文书为未染麻纸，写本，共109页。每页约高29.5厘米，宽37.5厘米。行数不一，字有大小。楷、行、草书皆具，非一人所书，墨色大多浓匀。原系长短不一的卷轴装或单页文书，被西夏获得后，裁切成一般大小，并于纸背刻印西夏文蝴蝶装《文海宝韵》。[1]俄国学者孟列夫曾做初步整理。[2]20世纪90年代，部分俄藏黑水城文献在国内翻拍刊印并公布，其中就包括《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这批文书由此为西夏及宋史学界所关注，并产出一批重要整理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基本完成了这批文书的缀合复原、文献考订等工作，呈现出其原初状态和文字内容，方便学界的参考引用；二是由文书引发相关历史问题的讨论，内容涉及制度史、民族史、法律史、宋夏关系史等[3]，以政治和法律申状类考述成果居多。这极大地丰富了宋夏沿边地区研究的资料来源，尤其一些极具现场感的出土资料，史金波誉其“残页做出大文章”，他同时指出需要“扩大、深化研究，解读更多的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甚至将70多篇文书做全面研究。希望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的研究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研究有更多实质性推进”[4]。总体上讲，除史氏提及的整体性研究外，从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等维度对文书进行考察和研究，尚有一定空间。拙文拟就文书所涉重要历史地理信息梳理考释，虽然这些信息是一些历史“边角料”，非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也是观察宋夏沿边地区地理状况的重要线索和窗口。

检视109页军政文书，长短不一，多者两百余字，少者不及百言。行文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和规范，内容所及粮草借贷、人口接纳、个人官司、军需申请等，多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等关键要素。为方便讨论，兹将地理信息析出并制成表1如下。[5]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涉及宋夏沿边府、州、军、县等行政建制，主要关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陕西五路”与“陕西六路”。北宋吸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教训，在地方诸路不设置元首之长而置四司分领众物，即学界熟知的漕、宪、仓、帅四司，叠床架屋、相互牵制。就宋夏沿边地区的地方军政建制而言，秦晖的概括较简明清晰：宋初的陕西路幅员极广，到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时，把陕西一分为二，号为“陕西二路”。而此前的庆历新政时期，陕西路已从军事上被划分为五个防区，也以“路”名之，即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与泾源路，于是又有“陕西五路”之总称。熙、丰年间，王韶开边后增设熙河路，并前五路而为“陕西六路”。这时陕西便有两套“路”制的划分并存[6]，且出现了“陕西五路”与“陕西六路”并存的现象。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第12号“保安军牒第七将”文书中就载有“陕西五路”的信息，同一时期文献中又有“陕西六路”的记载。如“皇统二年省并陕西六路为四，曰京兆，曰庆原，曰熙秦，曰鄜延”[7]。又如“是月，以知延安府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泾原经略使曲端为节制司都统制。永兴军经略使郭琰逐王择仁，择仁奔兴元”[8]。靖康元年（1126）七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9]考诸史籍，北宋晚期才有“陕西六路”的记载，熙河一路虽增，但“陕西五路”的说法一直沿用不弃，如“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寅，以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督勤王兵入援”[10]。载有“陕西五路”的文书无明确年代，但以这批文书的内容判断不会早于宣和年间。[11]因此判断宋代晚期文献中确有“陕西五路”与“陕西六路”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除沿用“陕西五路”旧称的“惯性”外，恐与熙河路频繁更名有关。史载“熙宁五年收复，始改焉。寻为州。初置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通远军五州属焉。后得兰州，因加‘兰会’字。元祐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岷路，元符复故。会州既割属泾原，又改为熙河兰廓路，宣和又改为熙河湟廓路，又改湟州，为乐州，又改为熙河兰乐路，寻复改为熙河兰廓路”[12]。可见熙河路更名六七次之多，不像鄜延路、环庆路等其他几路名称相对固定。文书中还出现“陕西逐路”，从字面上理解应为陕西各路或陕西诸路之意。文献亦载：“有都总管、经略安抚等使者：河北四路，真定、瀛州、定州、大名。陕西逐路，永兴、秦州、渭州、庆州、延州。”[13]实际上，“陕西逐路”就是指“陕西五路”。文书中所载“陕西五路”不仅证实了宋时“陕西五路”业已成为习惯用法，且将这种称谓用于世俗公文之中。这种表述形式甚至影响到后世成书的《水浒传》，该书中的“关西五路”就是宋代的陕西五路。[14]

二是宋夏沿边地区战时军政建制的废立。第7号文书“鄜延路第十将致本路第七将牒”载有“庆成军”和“庆城军”：“请速将驻泊庆成［军］保捷第二十九指挥国仙交付［与］差去人监押前来”“隔切下于今年二月内□本人遣发庆城军，归营听候□□□”[15]。这里出现的“庆城军”和“庆成军”当是一地，驻地为通庆城[16]。笔者推测北宋晚期宋金交恶，状态紧急，便在通庆城设立了庆城军，应是一种临时的应急机制。由于此类情况不便为史官所录，故史籍无载。做出如上推测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可窥视通庆城的地位，“建炎二年十二月潘定牒”载：“今贴差人仰准此，立便前去通庆城，勾追董承节……今牒通庆城，请照会及申刘太尉刘团练，右各依此。”[17]文书记载表明通庆城不同于一般城寨，驻兵不少，而且发生在通庆城的事件关涉重大，需要禀报上级，故其一定程度上有区域指挥中心功能。二是通庆城频现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并有翔实细节，其中“靖康二年四月灌通张顺状”载：“指挥已出榜通庆城街市，晓谕招集，施行去讫”“［靖康二年四月］日，忠朝郎权知［通］庆城，权［第七副将灌通］武功郎。鄜延第七将张顺”[18]，出榜通庆城街道，以示众人。可见通庆城有一定规模，同时证实第七副将就驻扎在通庆城。这传递出通庆城不单是一个以防务为主的城寨，还是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城镇。毕竟其所在确为顾祖禹所称的“鄜、延戍守要地”[19]，无论北宋还是金朝都不会放弃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经营。要之，文书所载这些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映射出战时紧急状态下随时调整军事建制这一特殊现象。

三是文书提供了北宋时期从关中进入陕北地区后勤补给路线的证据。这批文书中还出现了一些与宋夏沿边地带相邻的州县，如陇州、澄城县。二者地望明确，前者为今陕西省陇县，后者为今陕西省澄城县。文书中关涉陇州的内容是有关申报、管理逃跑军队士兵的事宜，如《某年某月二十七日保安军牒第七将》。[20]有关澄城县的内容是有一部分人马“归家歇泊”，以及有个叫郭武经的副将留在澄城县“把隘防托”，要给“归家歇泊”军士们申请春冬衣赐（见《建炎二年八月妇人阿罗等状》[21]）等内容。若将这些信息连缀拼接，兹可成为宋夏沿边地区后勤补给路线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陇州是陇关道上的关键节点。所谓陇关道是沿渭河逆流而上连接秦州与长安的通道。宋代秦州不仅是秦凤路的治所，还是固守宋朝西鄙疆土的重镇，同时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据点，宋朝在此设立关卡，检查过往商旅。[22]文书中提及陇州就处于这一段丝路之上。

澄城县的情况则略显复杂，其处于关中平原东北部，北靠黄龙山，有洛河穿越而过。唐宋时期从关中地区进入陕北高原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从长安北上，经今铜川市耀州区、宜君县、黄陵县一线北上，即传统的“延州道”，长安为京畿的时代这是沟通关中与陕北及塞外的主要通道；另一条则略显寂寥，即从今大荔县、澄城县沿洛河北上进入陕北的通道。[23]二者分别与今天延安到西安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路线大体相当。唐广德年间党项民族就是沿着洛河这条路线南下侵扰同州等地：“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虏不能进。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项西掠白水，东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周智光引兵邀击，破之于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24]二者大致在今延安市富县附近合二为一，进而北上进入陕北高原腹地。史念海在论述黄龙山军事通道及战略意义时指出，围绕黄龙山有5条军事通道，其中就包括从大荔、澄城、富县一线进入延安的通道。[25]不管哪一路线，处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联结地带的澄城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据点。文书中关于澄城县的信息也反映了这一事实，由此北上是北宋时期一条极为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北宋河东地区的粮食通过北道和南道进入陕北地区：北道从今山西北部渡过黄河进入麟府地区；南道从今韩城市一带渡黄河沿洛河北上。从中原地区而来的物资也多聚集于同州一带，然后经澄城县据点北上进入陕北高原，比途经京兆府节省不少路途，这实际也是宋夏之间一条重要通道，在宋代比传统“延州道”更为吃重[26]。

宋时通常将军队分为两番，一番守边，另一番就粮于近里个州军，经过一段时间再相互轮换，军事文书里也有提及。一部分军士不是轮换驻防地点而是“归家歇泊”[27]，这并不指回到各自家里休整。宋代文献所及的歇泊基本是“近里歇泊”，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熙河路都大经制司军马出界，暴露日久，今虽驻泾原近边，亦虑无以休息。可令李宪等计会卢秉，分遣于近便有粮草州军城寨歇泊，指挥将佐存恤，安养士气。”[28]宋代为解决军粮供应困难，采用“引兵就粮”制度，将一部分士卒撤至后方就粮，安养休整，一举两得。文书中提到也有一部分军士在澄城县驻扎防守，澄城县就是宋夏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就粮点”。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主要记载了两大类后勤物资：一类是粮食，另一类是丝织衣物，其中粮食信息是考察宋夏沿边地区农业地理状况的鲜活材料。文书所载粮食有粗色和细色之分，大致类似今天的粗粮和细粮。粗粮主要为荞麦，细粮则为白米、小麦两种。兹讨论三个问题。

首先是白米在宋夏沿边地区的传播与食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白米应指脱粒后的大米。[29]水稻脱粒后有白色和红色等颜色的大米，但以白色居多。[30]汉代已有“稻米”一称，而“大米”一词多见于明清时期。白米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在官方记载的视野中，如《宋书》中载：“在荆州，裒刻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民间籴此米，一升一百。”[31]这一时期白米普及程度并不高，地位在粟麦之上，似为“奢侈之物”。如《南史》载：“（何）子平世居会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奉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得米，何心独飨白粲。’”[32]宋代以降，随着占城稻的传入，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提升，白米也进入寻常百姓家，史载：“种师道为小官时，夜赴同僚之集，每致薪炭、白粲，俱行至会饮之家。”[33]在此背景下，宋时白米在西北边鄙亦已常见。如白米出现在西夏的出土文献中，《杂字》“斛㪷部第四”条下有“粳米、糯米、白米、粮米”[34]等词条。西夏文双语小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收录了“白米、荞麦”[35]等词条。元丰四年（1081），宋军攻伐灵州不下，只能在灵州城外的稻田埂子上驻扎，“顿兵攻坚，兵法所忌，而食且尽，吾营布列稻塍”[36]。可见当时宁夏平原业已显现稻禾如云的景观。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6、24、48、106号文书涉及白米的借贷、分发与纠纷官司，体现出白米业已成为北宋军队的主要后勤保障粮种。《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诏陕西转运使，秦州厢军所支月粮三分以一分支白米，二分支小麦。如无米，即借拨于他司。以走马承受沈寘言所给米陈腐，兼以䊳荞之类，军人有辞故也。”[37]文献明载白米在秦州厢军军粮的比重已达三分之一。不仅如此，在宋夏沿边地区，白米还用于救济灾民。《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延州乞发省仓白米三万石，粜与阙食人。”[38]可见白米已进入宋夏沿边地区寻常百姓家。如此规模的大米应为外地输入，因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宋代长江以南是水稻主产区，黄河流域只是在灌溉条件便利的地方种植水稻。[39]因此，宋时长江下游以及江淮地区为白米主要输出区，但路途遥远，白米进入宋夏沿边地区的成本也水涨船高，甚至有增长数十倍的情况。北宋权臣王岩叟曾进言：“臣访闻晋州上二等人户，于葭芦、吴堡两寨纳税。自晋州至汾州三百四十里，稍通牛车。自汾州又三百六十里而至吴堡，三百九十里而至葭芦，并山路险狭，涧道阻深，不通牛车。及渡黄河，尤为艰厄。白米每斗，官估折钱五拾文，而民间实费伍百文方了得。”[40]陕西虽是北宋时期的边防重点地区，一般情况下粮价并非想象的那样高昂，只战争期间由于供应军队等因素才明显上涨。但由于陕西战事经常发生，粮价在北方地区中还是比较高的。如元丰年间米价涨至每斗340文，而其他年份低者80文，高者不过180文。[41]虽然白米在宋夏沿边地区食用已较为普遍，但仍因北方非主产区获得“上乘”地位，受到民众青睐。兹有两证。一是在金朝给来访使臣的食物清单中载有“白米”：“虏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斤，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42]二是1986年宁夏隆德县城出土了一块金代《安藏功德记碑》，记述当地修筑禅寺的伟业功绩，其中讲到一个叫王胜仙的总管夫人向禅寺捐献“笼金被一张、黄罗大幡一合，绢二十匹，白米五石，面二百斤，盐十五斤”[43]。其捐献物中没有糜子、粟麦、荞麦等当地土产，而将白米与丝绢同列，足以看出宋时白米在西北饮食结构中尚处“尊位”。事实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部分地区百姓仍以黍、粟为主食，大米当属稀缺之物。

文书中白米引发的另一历史细节，是北宋时期曾在保安军设立过稻田务。史载“大中祥符五年正月癸未，令保安军稻田务旬具垦殖功状以闻。是军地接蕃境，屡诏修广屯田，自高尹莅军，事罕以闻奏，故督责之”[44]。综合文献判断，稻田务应是掌管水稻种植及土地垦殖的官方机构。北宋时期，在南方地区多有设立稻田务，这与水稻的分布相关。但既然在今陕北志丹县一带也设立了与水稻有关的稻田务，可以肯定宋时这一带已有水稻种植。由于保安军稻田务设于大中祥符之前，因此陕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应始于北宋初年，这一推论也符合中国水稻向北传播的进程。当然，宋夏沿边地区种植水稻不会形成规模性生产，所需白米还要从别处调集。

其次是粗色荞麦的种植。荞麦也是宋朝在陕北地区的重要粮食供应，不过在宋人眼里荞麦属于“粗色”粮食，文书中也明载“粗色荞麦”，甚与野蔬同列：“放山居草舍五六区，啖野蔬荞麦。”[45]今人或难以理解，但这大概与当时荞麦的加工及烹饪方式有一定关联。文书所载的荞麦应产自陕北本地，因为宋夏沿边地区是重要的荞麦种植区。《宋史·食货志》载：“（吕）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46]又《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泾原路督总管司、走马承受梁安礼奏，本路粟、麻、荞麦、大豆等丰熟。”[47]这都反映了今陕北北部及宁夏南部地区普遍种植荞麦的史实。

宋夏沿边地区不仅种植荞麦、大豆等杂粮类作物，也零星种植小麦。[48]还需注意的是，文书显示米麹也在宋夏沿边地区的军需供应之列，以满足前线将士的酒类消费。第16号文书中就提到了酿酒事宜。《曲洧旧闻》载：“（张次贤）尝记天下酒名，今著于此陕西：邠州静照堂，又玉泉；庆州江汉堂，又瑶泉。”[49]可见宋夏沿边地区也能酿造美酒。

最后是通过文书观察西北不同区域的粮食结构。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各类文书中，不少为粮食类文书，所反映的粮食结构也略有不同，兹如表2所示。

表2文书所涉时限从唐代到元代，均为西北地区出土经济类文书。通过对比，上述文书所载粮食结构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基本的粮食种类为麦、粟、糜子、白米、豆类、荞麦等；麦类粮食出现频率最高，名称繁多，有麦、小麦、大麦、青麦（疑为青稞）、麦种子、黑大麦、杂麦等。第二，谷物类亦有稻米、白米、糜、粟、黄米等种类。其中白米即稻米，糜子去壳后为黄米（黍），粟为小米，秫米为高粱米。第三，荞麦仅出现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在其他文书中极为少见，这一现象反映出唐宋时期荞麦在西北地区的种植中，尤以宋夏沿边地带为主要产区，至今这一区域也仍保留着种植荞麦的传统。第四，《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仅出现小麦一个麦类品种，远不及其他文书中品种丰富。文书中出现粮食的频次和种类不仅反映了作物种植的状况，也能体现出饮食结构的区域差异。有学者曾提出在地理上越往西小麦、大麦越占支配地位，而敦煌文书中虽然大量提及稻米，但其恐怕仅供上层阶级，即宗教界和地方政府要人食用。[55]这一状况在宋夏沿边地区发生了明显变化，白米（稻米）不再是上层人士专属，已端上布衣士卒的餐桌。这一方面是宋代水稻增产和扩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大批中原及南方人士进入宋夏沿边地区戍边防守有关。由于宋代南北主食差别明显，甚至有南人因不能食粟而死的极端例子。[56]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记载了宋夏沿边八个城寨：金汤城、通庆城、绥远寨、观化城、朱台寨、万全寨、德靖寨、华池寨（图1）。八城寨在文献中或多或少有记载，地望也基本明确，其中绥远、观化寨在今陕西吴起县境内，金汤、通庆、德靖寨在今陕西志丹县境内，万全、华池寨则分别在今陕西志丹县和甘肃华池县境内，唯朱台寨地望不可确考。据《宋史·地理志》“环州”条载，“朱台堡，本朱灰台，政和三年，建筑、赐名。东至鸡嘴堡约一十八里，西至木瓜堡约五十里，南至原约四十里，北至蕤毛觜约二百步”[57]，可判断该城寨大致位于今陕西吴起县与甘肃环县之间。与正史地理志所载信息不同，文书中城址堡寨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情节中，反映的不单是道里关系和具体地望，还是堡寨之间的关联与战时状况。这里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从堡寨分布看文书所及地理范围。虽然八个城寨分散在今不同行政区县，但就地理范围而言，是在以今洛河上游为核心的区域。这批军事文书中未见一处鄜延路东部的堡寨，故可认定这批文书聚焦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鄜延路西部区域，即今陕西志丹县、吴起县及甘肃合水县一带的战事、后勤、人员往来、社会状况等。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城寨的地理范围就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及的核心范围。这批文书或可更准确定名为《宋鄜延路军政文书》。

二是金汤城在宋夏沿边战局中的地位。这批文书中共12件内有金汤城信息[58]，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城寨。考古资料显示，金汤城处于今志丹县金鼎镇金鼎村北，残迹尚存，城寨面积达千亩以上。[59]从地缘形势看，金汤寨在洛河上游进入中下游的咽喉地段，是西夏插入白于山南侧汉界的一个楔子，控制了金汤寨就意味着掐住了进入洛河中下游的通道，取得了战略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宋、夏都积极争夺金汤的控制权，庆历年间，西夏攻取了白豹、金汤等城寨，犹如向南伸出一个舌头。这一状况到元符年间才有改变，北宋收回金汤、白豹等，还修筑了铁边城，至此西夏的势力再未越过白于山。[60]宋人对金汤寨的固边防守地位也有清醒认识，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吕惠卿曾言：“德靖寨西南旧金汤寨地形险固，三面各有天涧、洛河川水泉，可以修充守御城寨，与环庆路声势相接。”[61]文书中频现金汤城，确有“固若金汤”之意，再次证实直到北宋末年，宋、夏、金都没有停止对金汤寨的激烈争夺，凸显出金汤城在宋夏沿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

三是宋夏沿边地区城寨的命名。传统史籍对宋夏沿边城寨的表述有城、寨、堡等形式。有趣的是，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统史籍中均存在着“一寨二名”的现象。例如，在出土文书中仅有“金汤城”一名，但《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却有“金汤城”和“金汤寨”两种表述；同样，出土文书中载“观化城”，传统史籍中则为“观化堡”。上引“朱台寨”“朱台堡”也属此类情况。按《宋史·地理志》记载，很难看出城、堡、寨在层级上的差异，如宋夏沿边的延安府、庆阳府下既有寨，又有城和堡，甚至还有关。从数量上来说，以寨居多，城和堡次之。宋朝还制定了“缘边城堡镇寨条”[62]，将城、堡、镇寨列作同一类，可见在行政管理上并未有明显区别。李华瑞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城、寨、堡的规模一般以城最大，寨次之，堡又次之，关的数量很少。但除帅府、州县治所所在以外，城、寨、堡的名称并无严格的区分界限。[63]现在从黑水城出土的军事文书观之，宋代城、寨、堡确无根本性的区别。

宋代以降，帝都东移，西北地区失去中国政治中心地位，不再被仕宦文人重点关注。这一状况无疑影响传统史籍对这一区域的文字记载，以致形成唐宋时期传统史籍对西北地区记录的巨大反差，尤其少有能体现具体史实的材料。因此，黑水城出土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就显得弥足珍贵，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憾。通过相关阐释讨论，兹有三点思考。

一是细节信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所载历史地理信息的最大价值在于细节。本文梳理出触及行政建制、作物种植、城寨分布等的十余个细节性问题，为传统史籍所不及，借此可引发一些更有趣的讨论。例如，文书记述了守边宋军对荞麦的借贷，成为观察宋夏沿边地区粮食种植状况及普通军士饮食结构的关键信息。又如，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传统史籍中，通庆城、金汤寨只是普通城寨，但从文书反映的信息看，其战略地位显然高于其他一般性城寨，不应以普通城寨视之。此外，还有守边军官贪污白米事件、澄城县作为宋夏交通据点的角色等，这些细节难以在传统官方文献中觅得，却在出土文书中有所体现，留下了丰富的探究空间。

二是印证史实。这批文书所载地理信息，虽寥寥数语，但蛛丝马迹间可以实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籍的相互印证，增加了对传统史籍中地理信息的新认识。如学界关注的“引兵就粮”制度在实际层面的执行状况不得而知，通过这批文书，证实了这一制度在基层充分地被贯彻执行，而非一纸空文。

三是活态资料。《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反映宋夏沿边地区社会状况的“活态”资料，原汁原味，未经任何修改，甚至可见记录者的书写状况，隐藏着不少真实的社会信息，具现场感，充满细节，极有价值。多数文书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及故事情节，犹如身临北宋末年南宋初期西北战事及社会状况的“活态场域”，触及“活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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