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朱颖婕、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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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亚太经合组织(OECD)公布了PISA测试(国际学生能力评估)2015的成绩,在共有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50万学生参与的PISA2015测试中,由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位居总分榜第十。这个成绩,一时间引起众多议论。
但是在教育研究学者眼中,这一测试结果只不过是提供了看待中国教育的另一个维度。远比测试成绩更重要的,是成绩背后那些凸显我们的教育与发达国家教育之间差距的数据,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不论是在排名第一还是排名第十时,都是如此。
作为一组重要的国际科学对照数据,将排名简单粗暴地与基础教育质量“划等号”,绝非PISA测试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众多学者,从他们的角度探讨了他们对这一测试结果的看法。
PISA测试的题目,向来以“情境化”为特色,也就是说,每一道题都是一个蕴含多种科学知识的社会情境。
以PISA2015测试的科学类考题为例,其题目背景就是由鸟类迁徙、可持续渔业等多种常识、自然现象、生产应用问题构成。
教育学部教授、从事数学教育研究的徐斌艳提到,我国在PISA测试中获得的成绩,多呈“正态分布”,也就是指低分人群不多,但是拿到第5级和第6级的高分学生,比例也较低,而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学生解决情境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
所谓情境问题,主要是指那些需要学生用学过的知识来解决的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考察知识的应用能力,一直是PISA测试最突出的特点。PISA测试中,不少题目的答案分1到6档,越是高分档的答案,说明学生运用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
从事化学与科学教育研究的王祖浩教授举了个例子:PISA曾经有一道题,考的是蜂群数量衰减对于环境以及生态链的影响、如何解决。在回答问题时,就牵涉到学生如何判断环境中哪些与蜂群有真正的联系,哪些与蜂群的联系是不受影响的。
在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潘苏东教授看来,早在2012年的PISA,就有基于计算机的测试。
当时的题目分动态问题和静态问题,动态问题往往是开放性题目,静态问题往往是基于知识掌握。上海的成绩虽然排名全球第四,但是我们静态问题的成绩优于动态问题的成绩。而其他参加测试的国家都是正相反。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知识的灵活运用上还是要落后于其他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考试答案的唯一性、评价标准的唯一性,也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过于重视静态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丁伟说,在PISA测试中,答案并不具备唯一性,而且逻辑层次及答题完整度,决定了评分的高低。
更重要的是,PISA测试不是考“死知识”,而是要求学生灵活运用知识和经验,解决实际陌生情景下的科学问题,非常考验“学生习得的方法和能力,以及思维策略的多样化”。
“我国的应试教育痕迹过重,很多学生就像机械的答题‘机器’,一遇到‘真问题,反而像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知识的人。”
其实不仅仅是情境问题的解决能力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测试结果中显示出来的我国学生的“学习信念”“动机”“参与度”指向,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孔企平称,这次PISA2015测试中,我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只有16.8%,这一比例是排名前十国家中最低的,甚至远远不及OECD国家的均值24.5%。
让孩子“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是2015PISA测试首次倡导的理念之一。
过去PISA测试中的科学部分,主要是考核学生识别科学问题、运用科学证据解释科学问题,以及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是此次提出的全新目标。
在充斥着海量信息的今天,学生如何理性地寻找和判断证据,从而得出结论,解决实际问题,是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因此科学教育必须及时更新,才能使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科学家思维’是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的基础教育目标,是顺应当时科技迅猛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虽然发展过程中曾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思想却影响至今,如今的AP课程(大学预修课程)等,就是遵循这一标准设置的。
而在2012年,随着高科技革命的开始,美国又提出了教育改革中要加强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实践教育。”
教师教育学院裴新宁教授说,科学教育目标一直顺应时代的发展而行,但在我国,科学教育范式向来重“知识”轻“实验”,这就导致了中国孩子通常能够很好地掌握内容知识和过程知识,即做到“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但往往会“输”在认识论知识,即动态知识。
裴新宁强调,孩子的认知方式不同于成人。我国的科学教育以“教”为主,只有小部分科学老师会给学生一些自主探究的空间。
更令人诧异的是,现在中小学生的科学课程似乎已经沦为“副课”,不但常常被主课“挤占”,课时量不达标,而且科学老师的整体专业化程度不足。
以生物课为例,在有些学校,尤其是小学,生物老师由其他学科老师“兼任”的现象比比皆是。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不到60%的上海中小学生物老师拥有生物学专业学科背景。
其实要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还牵涉到我们的孩子是否有能力识别科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科学问题。
王祖浩说,即便上海在测试中排名第一时,我们在识别科学问题方面也只排第六名。因为如何根据现象识别科学问题,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科学知识了。
而且在解决科学问题方面,“我们的孩子在解决问题时,不论是物理还是化学都可以看出,他们平时有着严谨的训练,但在做题目时,却往往忘记了运用知识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使命’,而只记得解题,这导致我们的孩子在解题时没有足够的开放性。”
如果说我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两大领域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在科学素养方面的一定欠缺,那么本次排名及分数明显下降的“阅读”,则对我国的人文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PISA2015测试的数据显示,在“阅读”测试排名中,由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以494分位列第27名,这个成绩只高出OECD平均分1分。
在2009年,虽然我们的PISA测试获得了第一名,但是在阅读策略中,却低于OECD的平均值。所谓阅读策略,就是在遇到读不懂的文章时,如何想办法读懂。
而学生的阅读兴趣指数也非常低。2012年,这一项的得分虽然达到了570分,但是在阅读的“兴趣指向”和长文本阅读能力上,却仍然没有优势。
据教师教育学院教授董蓓菲介绍,在PISA测试中,“阅读策略”和“连续文本”,是“阅读”项目中非常重要的考查点,而我国学生在这两个方面表现一般。
她直言,现在的语文教育“缺乏内容和实践”,也没有很好地引导学生理解特定年代的人物和心理,“在文化传承上出了较大的问题”,所以当中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面对全然陌生的文本,擅长深度解读的他们反而没有了优势。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教育主管部门在面对PISA测试中暴露出的我们的孩子的阅读问题时,确实也开始采取了措施,比如在中考和高考中纳入长文本阅读,但是语文课程如何满足社会的需求和背景,以及我国教材的选文标准如何同国家核心价值观相关联等问题,仍然值得探索。
教师教育学院教师程晓则提到,在PISA“阅读”测试中,我国平均分处于“不上不下”的第4级,因为“阅读”测试主要考查三个方面,即信息识别与提取、文本理解与分析、反思与评价,我国孩子比较擅长前两项,最后一项的能力并不突出。
要提高反思与批判能力,和阅读习惯、人文素养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而中国学生阅读的“质”和“量”都有待提高。
程晓提到,有些国家没有固定的阅读教材,而是以文学作品为切入点,包括经典著作和现代作品。
如果翻看上海六年级学生的英语教材,就会发现上下两册的厚度约300至400页,但在美国加州,阅读教材有1000多页。由此可见中国学生长文本阅读能力明显不足。
教师教育学院教师叶丽新补充表示,在有些国家,学校非常关注各种媒体呈现的内容,也就是培养学生建立更宽广的媒介视野。但反观我国,似乎更重视纸质媒介的书写方式,所以在改用机考的PISA2015阅读测试中,中国学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她认为,阅读、写作讲求目的性和情境性,与时俱进地发展学生的读写观,有利于提升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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