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Pixabay
前言：
我们正身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息通讯革命进程之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不同的人群、家庭、部门和地区因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在接入和使用信息通讯技术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世界银行在《2016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201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Digital Dividends）中强调，要想让全世界受益于数字技术，就需要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尤其是在互联网接入领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对于互联网不平等程度及其变化趋势的考察。
撰文 | 李汪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博士后）、
谢宇（普林斯顿大学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责编 | 文姗、黄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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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
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吗？互联网使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重要维度。通常来讲，它被认为在社会不平等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可能促进平等，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和结构；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会受到当前社会关系、资源和结构的制约，从而带来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尽管我国的数字鸿沟受到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互联网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不仅收集了个人互联网使用行为的信息，还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和家庭动态等诸多主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追踪调查，CFPS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检视互联网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本文将基于CFPS2010和CFPS2014两期数据，主要介绍我国互联网不平等的最新状态及其变化趋势。
1. 互联网使用的总体情况
互联网不平等的首要表现是“有”和“没有”之间的差异。互联网普及率是最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发达程度的指标。根据CFPS 2014数据，2014年我国10岁及以上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是31.2%。在CFPS的5个独立抽样省中，上海的互联网普及率最高，是43.3%；其次是广东、河南和辽宁；互联网普及率最低的是甘肃，仅有24.5%。互联网使用的地区差异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城镇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不同。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18岁及以上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南非相近，是美国和瑞典的三分之一。可见，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了明显的信息和知识优势。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互联网不平等表现得十分明显。
►图1 18岁及以上人口互联网普及率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的数据是CFPS 2014；其余4国的数据来自The World Internet Project International Report 2013（fifth edition）。
互联网的接入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程度，以及人们是怎样利用互联网来改变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状况。CFPS提问了上网时长、上网频率和上网重要性。具体而言，上网时长是网民在业余时间的平均每周上网小时数；上网频率是网民上网进行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和商业活动的频繁程度；上网重要性是网民主观认定的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有多重要，以及不同上网活动的重要性。
主要研究发现是：
(1) 2014年，全国10岁及以上的网民每周在业余时间平均上网时长为11.3小时。
(2) 社交和娱乐是人们最主要的两项上网活动。在业余时间频繁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和商业活动的比例依次是50.2%、33.0%、72.7%、73.8%和14.5%。
(3) 相对于电视、报纸与期刊杂志、广播、手机短信等，互联网被认为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信息渠道。
(4) 区域性因素在上网时长、上网活动和上网重要性的认知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互联网使用的不平等
互联网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还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我国，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存在社会群体差异？我们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家庭收入水平来讨论互联网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总的来讲，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更有可能接触到互联网，上网时间更长；而受教育水平低、低收入阶层、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更有可能被排斥在互联网之外。同时，教育、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有效地促进互联网使用者进行信息搜索、教育培训等所谓的“资本提高型”（capital-enhancing）活动。在图2中，小学及以下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仅有9.7%，初中和高中依次增加，分别是37.3%和57.1%，大学及以上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已高达85.9%，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逐渐增加。在进行回归调整后，控制了其他互联网影响因素，得到的趋势与样本数据中观测到的趋势基本一致。
►图2 10岁及以上人口分教育程度的互联网普及率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比较结果发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差距主要体现在高年龄组、低学历群体中，而低年龄组、高学历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十分接近发达国家。比如，在小学及以下人口中，瑞典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57%，中国仅有10%，是瑞典的六分之一。
3. 互联网使用的不平等趋势：2010-201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国的互联网不平等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们利用CFPS 2010和CFPS 2014两期调查数据尝试给出回答。2010年全国10岁及以上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是19.8%，2014年是31.2%，从2010年到2014年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近60%。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发展需求和空间非常大。
►图3 2010—2014年分教育程度的互联网普及率
注：2010年和2014年的互联网普及率均是回归估计值。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互联网使用的不平等变化趋势如何？Rogers（1962）提出，创新的扩散呈现出S状曲线，一开始比较慢，当采用者的数量达到临界值后，扩散过程突然加快，直至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达到饱和，扩散速度又逐渐放慢。根据创新扩散模型，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愿意、更早接受变革，只有当技术变革在这一人群逐渐饱和后，才扩散到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并且在这一阶段技术变革以相对快速的方式被采用。通过分析不同社会群体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可知，从2010年到2014年，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在各个地区和群体间显著提高，但是互联网在女性、农村、高年龄组、低教育、低收入群体中的普及率上升的更高一些，其变化趋势正是遵循了创新扩散S曲线的发展轨迹。如图3所示，尽管每个教育阶段上的互联网普及率都有显著增加，但高学历群体的增长比率是最低的。
结语
基于CFPS 2010和CFPS 2014 两期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我国互联网使用存在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即互联网使用的社会不平等。在过去几年间，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其变化趋势基本上遵循了创新扩散S曲线的发展轨迹。
2016年11月，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国际社会应关注互联网建设和普及，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普惠数字红利。随着信息世界的蓬勃发展，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情况予以追踪并作出衡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期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和讨论互联网与社会不平等这一主题。
（本系列报告完结）
制版编辑：邓志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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