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刘太刚：经济发展与雾霾治理的囚徒困境

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主要存在着四重囚徒困境。我国最高决策者能否摆脱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是另外三重囚徒困境能否得以脱困的枢机所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在于让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学发展观走下国家治理的神坛，而让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观——在需求正义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回归国家治理的正位。

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主要存在着四重囚徒困境。第一，经济主体之间在是否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第二，地方政府之间在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第三，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第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囚徒困境。

（一）经济主体之间在是否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实际上是愿意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与不愿意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囚徒困境，也可以说是经济主体想要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心理与不想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心理之间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中，许多经济主体原本很愿意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但由于不相信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其他经济主体也会像自己一样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因而最后也选择不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结果导致市场上的经济主体都以选择不严格遵守环保法规为最佳竞争战略，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都选择认罪并揭发对方一样。显然，不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无疑比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竞争对手拥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而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会面临对手不公平竞争的伤害。

（二）地方政府之间在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实际上是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与不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心理与不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心理之间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中，许多地方政府本来愿意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但由于不相信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其他地方政府也会像自己一样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因而最后也选择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结果导致我国的地方政府大多都以选择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为最佳竞争战略，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都选择认罪并揭发对方一样。显然，不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无疑比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拥有明显的经济发展优势和政绩优势，而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会面临不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规的其他地方政府的不公平竞争的伤害。

（三）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在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实际上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追求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也可以说是决策者在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囚徒困境：虽然二者都认同最优选择是经济发展与环保执法在高水平上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这相当于两个囚徒都拒不认罪的策略选择；但由于二者都对高水平的环保执法之下是否还能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怀有疑虑，因而二者都选择边污染边治理的次优选择，即在高经济增长高排污的同时加大治理污染的投入而不是严格环保执法杜绝污染——这相当于两个囚徒各自认罪并揭发对方从而均被判刑8年。

（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已从前述国内层面的囚徒困境上升为国际层面的囚徒困境，具体表现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知在不牺牲环境的基础上开展经济竞争最符合各方利益，但考虑到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可能会为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从而使所有在经济发展方面不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选择牺牲环境保发展的国家战略。因此，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恶性竞争——不惜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拼发展。

囚徒困境的成因在于彼此缺乏对最优策略的互信和共识，因而打破囚徒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对最优策略的互信和共识。如果两个囚徒都能有抵赖到底的互信和共识，就能够采用抵赖到底的最优策略。

就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囚徒困境而言，其脱困之道亦同此理——关键在于建立对最优策略（经济与环保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兼容互促）的互信和共识。不过，对于不同的囚徒困境，其建立互信和共识的关键点亦有所不同。

（一）经济主体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政府严格环保执法

就经济主体之间在是否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而言，要想让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对方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互信，关键在于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决心、力度及由此形成的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公信力。只要政府下决心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经济主体就会因违法成本的高昂而相互间形成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互信和共识，进而就会摆脱深陷其中的囚徒困境。

（二）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中央政府严格督察环保执法

就地方政府之间在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而言，要想让地方之间形成对方会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互信，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决心、力度及由此形成的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公信力。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严格督察环保法规的执行，对不严格执法的地方政府主要党政领导坚决追究其法律及行政责任，地方政府相互间就会形成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互信和共识，就会摆脱深陷其中的囚徒困境。

（三）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决策者对最优策略的坚信不疑

就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而言，要想让这两种政策形成对最优策略的互信，关键在于决策者尤其是国家最高决策者对最优策略的坚信不疑。只有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下定不惜短期内牺牲经济也要保护环境的决心，经济政策和环保政策才能形成对最优策略的互信，从而使我国摆脱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个目标之间首鼠两端的囚徒困境。

（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中国率先转变竞争战略

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囚徒困境中，中国的脱困之道只有一条：退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拼环境求发展的博弈，率先转变竞争战略。

第一，中国的环境容量及环境资源已经难以支撑拼环境的发展战略。经过三十多年的拼环境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以水、空气和土壤为主要指标的环境容量已近乎见底，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未污染的土壤已成为稀缺品，在此情形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拼环境已经力不从心、难以为继。总而言之，对于拼环境求发展的战略，中国已经拼不起。

第二，庞大的人口数量使环境资源对中国而言更为珍贵。作为人口头号大国，中国人的需求必须要靠自己的环境资源来保障，不可能走某些小国集体移民或购买环境资源求生存的道路。为此，中国更应该加倍珍惜现有的环境资源，更不应该选择拼环境求发展的战略。

第三，文明古国守土有责。中国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广袤的土地空间是中华文明的故国家园，作为中华子孙我们守土有责。而如果破坏了这里的环境使这方水土不再宜居，中华文明也就失去了故国家园和生长的根基。

第四，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向国际上输出问题。环境资源是一国满足其国民需求的物质基础。如果一国的环境消耗殆尽，该国的国民需求就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从而势必要消耗他国的环境资源来满足其国民需求。这实际上也是向国际上输出问题，有悖于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责任。

基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中不仅要主动放弃拼环境的竞争战略，而且越早放弃这种竞争战略其未来的发展就越主动。这可以说是中国摆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囚徒困境的唯一出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前四重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存在着依次依赖的关系：经济主体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有赖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有赖于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而国际上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有赖于国内三重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换言之，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只有地方政府摆脱了囚徒困境，经济主体才能摆脱囚徒困境；只有决策者尤其是最高决策者摆脱了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地方政府才能摆脱囚徒困境；而只有国内层面的囚徒困境得以脱困，中国才能摆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层面的囚徒困境。一言以蔽之，我国最高决策者能否摆脱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是另外三重囚徒困境能否得以脱困的枢机所在。

也就是说，只有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对经济与环境最优策略的坚信不疑，我国才能形成对环保严格执法的国家共识，才能摆脱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四重囚徒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而把发展主要理解为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以经济增长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也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所秉持的发展观。

与上述经济学所秉持的发展观不同，笔者所提出的需求溢出理论主张，公共管理学应秉持一种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

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需求溢出理论把人的需求作为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并把人的需求依次分为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和奢侈需求三个层次——三层次需求的价值或正义性依次递减。需求溢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公共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决个人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的溢出问题（所谓个人的需求溢出，是指个人的需求超出了其本人和家庭的满足能力——就像水溢出于容器，而那些溢出的个人需求也就是其本人和家庭无法满足的需求）。按照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1]，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的使命，应当是防范和解决其国民在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方面的需求溢出问题，以此来保障其国民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由此，公共管理学所秉持的发展观，应当是建立在需求正义（需求价值）的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即寻求需求保障的发展观。

在需求溢出理论看来，公共管理学所应秉持的上述寻求需求保障的发展观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对国民的需求提供更坚实有力的保障；换言之，衡量是否发展的尺度，在于是否对国民的需求提供了更坚实有力的保障。第二，对国民需求的保障要遵循需求正义，也就是说，在国民的诸多需求及诸多国民的需求之中，正义性越强或需求价值越高的需求，越处于优先保障的地位；反之亦然。第三，需求的正义性或需求价值的衡量基准在于传宗人理性，即从身外理性尤其是身后理性这种利他理性的立场来考量各种需求的正义性或各种需求的不同价值。

“作为一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传宗人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照他人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外理性：公共生活只有靠个体的利他性（身外理性的体现）才能维系，而只有公共生活才能保障个体的长远需求——这种理性思维即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二是关照后代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后理性：后代利益是现世人利益的延续，而且后代人的利益高于前代人的利益。

总括而言，传宗人理性就是利他理性。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外理性，不过是“利”同世之“他”；而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后理性，则是“利”后世之“他”。而且，传宗人理性把“后世之他”置于比“同世之他”更为优先的地位。这样，传宗人理性就意味着每个现世人（即活着的人）的生存意义和最高使命就是努力帮助人类族群更好地传承延续、繁衍生息，进而要以是否有利于后代或族群的长远利益来作为价值评判的基准。简言之，传宗人理性就是后代人眼光或利益（而不是以现世人的眼光或利益）来进行价值评判。基于此，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族群的长远利益，就成为衡量个人需求价值的客观标准 [2] 。

尽管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是需求保障的重要手段或途径，但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与公共管理学所秉持的以保障国民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而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战略关系的选择。

第一，经济或财富的价值在于其对国民需求的保障意义，不能为国民需求提供保障的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没有任何价值。就此而言，经济或财富只是手段，而国民的需求保障才是目的。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实际上是把手段当作目的——本末倒置，从而在逻辑上使国家背离了其本应担负的使命——为国民的需求提供保障。

第二，如果经济或财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全方位地保障国民需求的话，在发展观上把手段当作目的（本末倒置）也无所谓，但在现实中经济或财富在保障国民需求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从而使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有时不仅不能为国民需求提供保障，反而削弱了国民需求保障的基础，因为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消耗或破坏了为国民需求提供保障的资源，尤其是环境及其他不可再生资源。

在现实中，经济或财富在保障国民需求方面存在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需求的保障有赖于特定种类和品质的资源配置，而经济或财富不一定能够转化成该需求所需要的特定种类或品质的资源配置。例如，当年犹太人拥有那么多财富也没能阻止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当年的科威特那么富裕也没有抵挡住伊拉克的吞并。

二是经济或财富要转化为保障需求所需的资源，通常要经过市场交换。但由于市场存在着诸多风险（如被封锁或匮乏等风险），导致经济或财富在保障需求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被被阻断。例如，一国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有外汇也买不到所需的战略物资。

三是保障国民需求所需的特定资源转化为财富之后，如果再从财富转化（或交换）为该种资源，其间的损耗有时极其巨大，尤其是环境生态及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更是如此。例如，一千多家小造纸厂只需要几年就把淮河彻底污染，但即便把这一千多家小造纸厂几年间全部产值的十倍甚至百倍投入于淮河治污，几十年间淮河水也不可能恢复到污染前的水质。

正因为现实中经济或财富在保障国民需求方面存在着诸多局限，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根本无法为国民的需求提供足够的保障，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尤其危险。

受上述经济学发展观的影响，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长期以来都偏重于保经济发展。其结果就形成了目前环境容量近乎枯竭的环境危机。在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面前，经济学发展观使最高决策者依旧在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纠结徘徊——从囚徒困境中难以自拔，并依次使地方政府和经济主体也无法摆脱囚徒困境。

只有树立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观，把保障国民需求而不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最高决策者才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最优策略坚信不疑，我国才能形成环保严格执法的国家共识，才能摆脱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进而才能摆脱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其他三重囚徒困境。

用更形象的说法，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学发展观可以被称作追求“金山银山”的发展观，而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公共管理学发展观可以称作追求“绿水青山”的发展观。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有了金山银山，可以买来绿水青山。但实际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再大的金山银山也买不来能够满足国民需求的绿水青山——要想为中国人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提供坚实的保障，还得靠自己的绿水青山。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有了绿水青山，不愁金山银山。尤其是当绿水青山成了稀缺品，绿水青山就是最大的金山银山。

为金山银山而牺牲绿水青山，是国家的发展观之殇，必然带来国家的灾难。因为牺牲绿水青山即便能换来金山银山，但这绿水青山换来的金山银山换不回原来大小的绿水青山。淮河的污染和治理的现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绿水青山能为国民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提供直接的保障，因为人可以喝绿水吃青山，但不能喝金水吃银山；而且，在特定的时候，金银及其所代表的货币换不来吃喝所需的资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之所以深陷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多重囚徒困境，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发展观。要摆脱深陷其中的囚徒困境，就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让追求金山银山的经济学发展观走下国家治理的神坛，让公共管理学发展观——在需求正义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回归国家治理的正位，让绿水青山成为国民需求的坚实保障。

所谓在需求正义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首先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发展的目标是保障国民的需求；其次，对国民需求的保障要遵循需求正义，即将国民各种需求按其正义性（需求价值）进行排序，以此确定各种需求保障的先后次序——把国民的人道需求放在最优先保障的地位，然后是发展需求的保障，最后才是奢侈需求的保障。再次，国民需求的保障归根结底需要依靠三种一级资源，即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空间资源，财力资源等二级资源只有能够转化为一级资源才对国民需求的保障有实际意义。②为此，这种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公共管理学发展观，就是要把一级资源的养护（增质增量）置于优先于保障二级资源（财力资源）增长的地位，即把绿水青山的养护置于优先于赚取金山银山的地位。这也正是需求溢出理论的公共管理学发展观与主流的经济学发展观的歧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