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很难理解一个美国人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疯狂巴萨球迷的。他的思维，连同他的家世，充满精英主义色彩，成长过程却也没有太出奇之处，尤其和万里之外的巴塞罗那，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弗兰克林·福尔，在他的自我讲述中，在1994年皈依巴萨。用“皈依”这么重的词汇，确实和他当时经历相关。福尔生长在一个美国东海岸犹太律师家庭，两个兄弟分别是作家和调查记者。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长期编辑《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知识分子。
那一年的欧洲游历，他去到巴塞罗那，观看了不少巴萨比赛，参观了巴萨俱乐部博物馆，在走访和这个俱乐部各种文化存遗的过程中，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宗教皈依般的明悟：
“我看到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为这样一个俱乐部，而倾注了自己的所有热情，同悲共喜，息息相关……他们对巴萨的信仰，感动了我，也让我生出了对巴萨的信仰……”
一个成年人如是顿悟，有些不可思议，但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又有些雅皮的人，其实很容易在足球世界里找到迷失的信仰。在欧洲大陆，很多足球俱乐部在过去百年人世变迁中，多少都有过一些和法西斯的关联，或者和种族主义关联的排外往事，这是向往开明、多少有些道德洁癖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
这些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会反对主流意识——--西蒙·库珀几年前和我说，皇马球迷里，真心出于信仰而身穿切格瓦拉T恤的不会太多。只是作为球迷的本质上，自以为雅皮、反感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和那些坐在包厢里的大佬们一样，都崇拜胜利、都渴盼荣光。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巴萨文化中，那种非主流而主流的特质、那种偏离一隅、对抗着首都，却又从未离开公众视线的形象，填补了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看似遗世而独立、实际上始终占领着优越感高地的空白。
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两位朋友：一位是我的世交兄长张晓舟先生，一个写乐评、玩摇滚比上班兴趣大得多的洒脱才子，一个足球评论集子，会用《生于午夜》作为书名的妙人，一个约他吃饭写稿不应点、却总能在第一时间指摘体坛和网易之巴萨报道“不严谨”的批评者。
另一位是过从不多的美女何华老师。第一次见到何华老师，是在2011年温布利的欧冠决赛，当时是巴萨vs曼联，她赛前居然能跑到加泰罗尼亚球迷群中，参加大合唱。何华老师和倜傥到不靠谱的晓舟不同，她任职于公关公司，处理商业关系是工作，不过那种略带反叛而潇洒的气质，我觉得和巴萨无比契合。
时隔经年，晓舟兄神龙不见首尾，何大美女也是偶现灵光。不变的，肯定是他们对巴萨的爱，日久深沉，却随时能喷发而出。
这样的成年人，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万里之外的巴萨似乎就为他们而存在。在毕加索、达利、米罗和高迪们，撕裂而又重新架构的空间和色块里，那股创造性的热情在涌动。
我去巴塞罗那开会多次，进入诺坎普，总觉得红蓝主色搭配得并不好看，有当地的传说，认为这二色和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相关，只是缺乏证实。这种“不好看”，是否也如那几位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一样，不是为满足我这种俗人的悦目浅层需求而来，内里更有生命的诉说、思想的呐喊？福尔如是认知，即便他也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论如何，这颜色、这球场、这球队、这民族，奇妙地组合成了“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mas que un club）的巴萨。这里是对弗朗哥法西斯统治进行和平抗争的所在，是以足球的方式，表达人性尊严和独立的圣殿，是蒙塔尔班在《越位》一书中归纳的：“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于是每次巴萨对皇马的胜利，都会被巴萨球迷们比喻为雅典对斯巴达的胜利，文明战胜了暴力，自由克服了强权。
俱乐部管理层，通过选举完成，权力属于巴萨会员；巴萨不可能回避商业化，但也不可能将一切进行无底限地销售；这个球队和这个城市，包容所有的外来者，因为俱乐部本身就是外来者创立的。而这些外来者，以及巴萨对外来者的包容和接纳，基点都在于对加泰罗尼亚文化血脉拥抱。这是他们的根。
矛盾却又协调统一的独特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