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原名姚念媛，父亲姚秋武留日学生，官至将军。

祖父姚晋圻是清末大儒，逝世后，总统黎元洪以其“学术精通，道德纯备”明令国史馆为之立传。

因为气质优雅、长相出众，尚在天津读书时，就曾4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名响一时的“风云人物”。

就连当年人人皆知的赵四小姐，也只登上过一次《北洋画报》。

美貌、家世与智慧卓绝一时的郑念求婚者众多，然而郑念却拒绝了那些男孩们，她不愿后半生都依靠一个男人活着。

从南开中学毕业后，郑念考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

当年的燕大与北大齐名。

后郑念乘船远赴英国留学，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

1935 年，郑念遇见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康祺。

一见钟情，一诺千金，二人成婚。

归国后郑康琪进入外交部，被派驻澳洲长达7年，郑念跟随丈夫一直漂泊在外。

1942 年，他们在澳洲迎来了女儿郑梅平的诞生。

6年后，1948年10月1 日，33 岁的郑念带着女儿随丈夫一起回到上海。

“我们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希望为新的中国做贡献。”

谁料自此开始她后来波诡云谲的一生。

郑康琪先是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后担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

战乱平息，凭借家底和优渥的工作，他们在上海过着童话般的生活：

独立的三层小洋楼，家里雇有仆人、厨师和园丁，据说那样的生活上海仅有10家。

然而命运的戏弄才刚刚开始。

02

1957 年，郑康琪突患癌症，很快便离世了。

痛失爱人的郑念不得不强忍悲痛，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

由于她的留学经历以及处事能力，她开始担任壳牌石油公司英籍总经理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

郑念凭借灵活的头脑、干练的作风和四通八达的人脉，在商场取得极大成功。

在人们流行穿中山装和列宁装的时代，郑念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依旧穿着旗袍，家里布置的精致温馨。

“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 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

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

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

有友人形容郑念的房子：“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

郑念自言：“我真是煞费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

郑念爱看书喝茶，时常坐在阳台上的柳条藤椅里，或晒着午后暖暖的阳光或仰头凝视布满星斗的苍穹。

女儿梅萍则常会和朋友到家里来听唱片，朋友们都感叹她家布置的温馨舒适。

这一切都是郑念靠自己挣来的，“我具备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

1966 年，壳牌结束了中国业务。

那年郑念51岁，本该安享晚年的岁月，暴风雨却猝不及防将她打入深渊。

8月的某一天，两个陌生人敲开郑念家门，通知她参加批判会。此后，隔三差五上门审讯她，她预感风暴将近。

而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佣人们：

“为了替我的佣人着想，在红卫兵对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决定把那六千从银行支出的钱分给他们。

开始，佣人坚决不肯收，要与她们患难与共，但郑念拒绝了佣人的好意，她不愿他们因自己受到牵连。

03

郑念本有一次机会逃离苦难，却还是没能挣开命运的罗网。

那时女儿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郑念本想带女儿一起去香港旅行一段时间，避避风头。

可女儿怎么也不肯离开，她真诚地相信并热爱着自己的国家。

暴风雨终究是来了，蓄谋已久，来势汹汹，不久，郑念被控为英国间谍。

抄家没收财产、乱砸一通，毁坏文物，也烧掉了她和丈夫研究多年的中西方文化资料：

“我听到楼道上下不停的脚步声，砸烂玻璃器皿的声响，还有猛击墙壁的声音。似乎他们不仅仅在查抄室内的财物，而是要把房子都拆了似的。”

家财郑念并不在意，可她心疼文物，一旦损坏，将再也无法弥补，她冒着被殴打的危险说：

“可以去香港拍卖为国家赚外汇”。

这才得以保存下了明代德化窑名家雕刻观音像、大青花瓷盆、顺德蓝白花瓶等数十件国之珍品。

她甚至还好心帮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镯的女红卫兵打掩护，让小姑娘免于被同伴批斗。

即使遭遇疯狂可怕的一夜，郑念不但不惊慌失措，反而十分镇定地对女儿说：

“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被带走前，她还宽慰家里老佣人不要担心，“陈妈，我会回来吃午饭的”。

只是这场暴风雨比她想得更可怕。

9 月，一场批斗后，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为代号1806的囚犯，开始一场近7年的牢狱之灾。

郑念生来并不知人间愁苦，初到监狱，她惊异于世上竟有如此简陋肮脏之处：

天花板布满蜘蛛网，墙壁满是黑色裂缝，坑坑洼洼的水泥板上遍是尘埃污垢，四处都是呛人的霉味……

纵然如此，郑念依旧不怨天尤人，她一点一点收拾着，让环境变干净，让自己住得舒适些。

04

纵然米饭不够吃，但郑念还是从每顿里留一些当浆糊用，小心翼翼地将手纸一张一张地贴在床周围的墙面上。

聪慧如她，在看守懒得打扫的情况下，她搬出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以此借得扫帚将屋内打扫干净。

她还借来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

恶劣的环境没有使她变得敷衍生活，反而愈发坚强美丽，如同一朵悬崖上的花。

被毒打后，她却赞美墙角开了一朵小花，是春天来了，生命还在继续。

在明媚的阳光下，那野花傲立在污泥和沙砾之间，在冰冷阴暗的监狱标上一个生命的象征。

在精神荒芜的监狱，郑念背诵唐诗，沉浸在古诗词中暂时忘却囚室的不见天日。

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

在狱中，郑念受到无数次的审讯和拷打，逼迫她承认自己是“间谍”。

为了强迫她认罪，郑念曾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脓血流淌。

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个女子，她从始至终不曾妥协。

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

而郑念却始终未曾掉过一滴眼泪，她想：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我也不愿意做任何表示求饶的事情。”

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无数人被迫认罪”、被迫“揭发”身边的人，她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那时候我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绝对不能做假供。”

甚至弟弟来看她，劝她认罪，她坚决不从，“弟弟应该对我很失望，因为我至死也学不来中国人逆来顺受的精明”。

林彪事件后，有人向郑念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

郑念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很气愤，她需要的不是宽大处理，而是道歉。

纵然身经百般折磨，她依然没有被磨去棱角与尊严。

于是，她拒绝释放决议，要求宣布她无罪，并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可在当时，道歉是不可能的。

05

1973年，一批女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大门走出。

她们神情麻木，衣衫褴褛，可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人却与众不同，她衣服朴素但很干净，双眼明亮，姿态优雅。

虽然精神的高贵上她永远一如当初，但现实的摧残也惊心动魄，她的体重从100斤降到70斤。

但更痛苦的是：她视若珍宝的女儿已经离世。

在狱中无论被如何折磨都没流过眼泪的郑念，知道女儿离世后，泪流满面：

“我竭尽全力，为了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去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己四周一片白白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

人人都以为郑念该被命运打垮了，她已年近花甲，中年丧夫，历经磨难，唯一的宝贝女儿也离开人世。

可她没有，她一生，从未向命运低头。

郑念不相信女儿会自杀，她积极接受治疗，重新布置住所，秘密调查女儿的死因。

1980 年 9 月，在阴雨的上海，郑念离开这座城市。

她的心中裂开了一个很深的创口，里面盛满了悲哀。

她只带了一个箱子和一个装着二十美元的手提包。

到香港后的第九天，她随手拿起一份《大公报》，心口一阵剧痛：

上海召开公审大会，有一个叫胡永年的工人，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就是郑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