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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肖全，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只用了十几年，就拍下了中国最牛B的人：崔健、窦唯、杨丽萍、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王安忆、刘震云、贾平凹、三毛、余华、格非、王朔……
对于别人，司马总觉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可他偏偏做到了。
那年年三十，
当他指着春晚上跳孔雀舞的杨丽萍，
对家人说，以后我会为她拍照片的，
家人全当他吹牛，
彼时，他仅仅是一个连名字都叫不上的业余摄影师，
但几年后，
杨丽萍就主动找上了他。
1991，北京，杨丽萍
长城烽火台上，杨丽萍脱掉棉袄，纵身跃起，北京干冷的大风力，年轻的身体被手里扬起的白布完全裹住，
肖全拿起相机，快速摁下了快门。那一刻，他全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
没有炫技，没有ps痕迹，不裁剪，但每一张都出奇地完整。剥离掉粉饰的部分，黑白质感的画面里，只剩下柔软而冷冽的真实感。
张艺谋，电影导演
“1995年，我为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剧照，他对我说：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
陈凯歌，电影导演
“1993年3月，北京友谊宾馆，陈凯歌说，我现在全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导演李少红看了这张照片说，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全扛在他肩上了。”
姜文，电影导演
“1995年，刚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姜文对我说：你到楼下去，我站在房檐边上。在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长焦看这小子，真是意气风发啊。”
窦唯，摇滚音乐家
“1993年的清晨，我和窦唯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他家门口的胡同里转悠，他穿着一件黑西装，太阳慢慢升起，把我们的身体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似乎那天的太阳是为我们而升起的。”
我一生中拍了太多人,
朋友开玩笑说，是两个女人成就了我，
一个是三毛，一个是杨丽萍。
1991年，我和杨丽萍在北京
我叫肖全，成都人，是一个摄影师。
但在1988年之前，我跟三毛杨丽萍一点关系没有，当然也对摄影毫无概念。
在部队呆了6年，在天上飞了4年之后，某天，从高空俯瞰地面，突然很想用相机记录下周围的一切。
不为什么，就是单纯地觉得有意思。
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
1980年，父亲给我寄了180元，
我用169元买了台海鸥205旁轴照相机。
我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权力，
退伍后，我回到成都，
开始拍摄身边的诗人和画家朋友。
诗人北岛。1986年12月，成都的《星星》诗刊评选出中国十大诗人，邀请北岛、顾城、舒婷来成都新声剧场演出。
顾城收到照片后，
从北京给我寄来他的他的诗集《黑眼睛》，
上面写着一句话：“那些花已经远去了，给肖全。”
当时顾城戴着一顶帽子，说是美国一个老太太送给他的。
1989年的某一天，我翻开《象罔》杂志，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拄个拐杖，走在一条石子铺的路上，下面写着：“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理解来得太迟了，我不想工作了。”
我仿佛被雷击中一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晚年在异国他乡一种深度的孤独。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照片。我想为他们拍出感动我自己也感动他人的照片。
第二天醒来，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傻，于是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摄影计划。
诗人柏桦鼓励我，你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肖全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因为你给谁拍照片一定是谁终身最好的照片。”
1991年9月21日，我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
第二天我把照片送到三毛面前，三毛凝视片刻，嘴里反复蹦出来“太好了太好了”三个字，他指着那张光脚席地而坐的照片，对我说：
“这张照片不仅是完整，而且是完美。我十几二十几岁就一个人梳着短发，背着包浪迹天涯，十几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你瞧，这是个多么倔强的女人。”
三毛知道，我读到了真实的她。
而看到我拍的三毛，
舞蹈艺术家杨丽萍主动找到我，
希望我能为她拍照。
后来这二十多年间，我不间断地一直在拍她，眼看着孔雀变老。
等我成老头，她成老太太了，再出一本书。到那时候，她可能早已经不跳舞了，没关系，哪怕她在大理晒太阳，老得不行了，她还是杨丽萍！
这是后来的他们。
巩俐，表演艺术家，摄于1994年11月苏州
唐朝乐队，摇滚音乐家(左起)：刘义君、张炬，丁武，赵年，摄于1993年9月新疆
刘震云，作家，摄于1993年9月北京
“我们这一代”拍了很多照片，
但只有这张让全中国的女孩发疯，
很多次在我的展览上，
女孩们会围着易知难的那张照片对我说，
“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这张照片是1990年的5月1日拍的。当时她拿起烟灰缸，倚靠着钢琴，说起自己的故事：她是个歌手，却要靠拍电视剧挣钱，养活在北京舞蹈学院进修的丈夫……渐渐的，她的眼眶含满泪水。平静的诉说里，流淌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我连忙举起相机，一口气狂拍了7个胶卷了，这中间我们没有说任何话。
因为《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说，肖全只会拍名人。这个评价，曾让我困惑。
马克·吕布对我说过一句话：“当内心世界无法被表达的时候，应该去冒险。”所以，在2007年，我背起相机，先后去了南美、巴西、尼泊尔、西藏。
在加德满都的孤儿院，这个小男孩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马克·吕布是法国著名摄影师。
认识他死在1993年夏天，我成为了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助手，追随他四年，拍遍了中国，纪录了中国长达二十年间的细节与变迁，也用相机留住了这个法国老头可爱的身影。
马克·吕布的相机从不离身。有一天晚上收工，我正准备把照相机装进摄影包里，他一脸严肃说：“如果在餐厅里碰上了邓小平，我看你拍不拍。”从此，我的相机再也不敢离身。
2009年，我去巴黎拜访了马克·吕布的家，时隔十三年未见面，我给他看当年拍的照片，他笑着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仿佛又回到当年。2016年8月30日，他因病去世，享年93岁。
旅行回来后，我剪去留了多年的长发，
身边的朋友都说，肖全不一样了。
我终于明白，我的镜头对准的，
其实一直都是人。
在我眼里，不再有名人与普通人的区别。
周迅素颜袒露在我的镜头面前，她的眼泪让我动容。
2012年，我接到联合国一个公益的拍摄项目
——《我们的未来2032》，
拍摄周迅和32个来自中国各地的普通百姓，
听他们讲述自己对20年后生活的憧憬。
后来这些图片被联合国传往所有成员国，那本画册也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收藏。
我开始重新关注普通中国人的脸，
并理解这些复杂的表情，
因为他们才是构成这个时代的肖像。
2015年，我在昆明拍摄了《时代的肖像》。
2013年到2016年，
我用三年的时间拍摄了一对姐妹：林妲和宛妲。
我大概为她们拍了几千张照片，在这两个小姑娘身上，我看到一种原发的创造力和灵性。
去金川拍老太太时，
我说：老太，你长得好乖啊。
她张开满口假牙，笑得特别开心。
前不久，我刚完成了在洪都的拍摄项目。
这对老人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结婚照，
那一刻像是领了奖状的孩子。
我喜欢给人拍肖像，
通过镜头，我理解了他们，也理解了我自己。
我曾经说，如果我有个儿子，我就叫他肖像。
现在我还是没儿子，
就把我拍的肖像，当成我的孩子吧。
1994年，我在家乡成都举办了个人肖像跨年展，第一次将《我们这一代》345张照片首次呈现。
一个捷克布拉格的画廊朋友，放弃和家人过圣诞节，来成都来看我的展览，他非常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肖全，你做了这么一个展览，非常了不起，而且有这么好的一部画册，其实你已经可以死了。
这是我收到的最特别的赞美。不过，我会像马克·吕布一样，一直拍到走不动为止。
2016年年底，我在浙江美术馆启动了我全新的肖像摄影作品展。这是我记录当下生活的一个全新开始，我希望进一步去思考“时代的肖像”这件事。
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做一个全球的巡展项目，让今天的西方人看到为何中国会突然变成现在的样子。
4月开始，我将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民生美术馆、官舍同期举办三个不同风格的展览，北京是全球巡展的首个城市，之后还会把展览带去布拉格、米兰等地方。
所以，我选择发起这次众筹。
明信片，签名版摄影作品，签名版《我们这一代》……或者你可以选择让我来为你拍摄你一生中最好的照片。众筹的所有金额，我将用于举办全球巡展……
总之，我想邀请你参与我的计划。
回想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四处为家，身边永远都放着一个随时可以背上就走的摄影包，
到底为什么要做摄影师呢？我也问自己。
东奔西突，脆弱的身体，粗糙的食物，黑暗的异乡……但《何奈•布里目击世界四十年》的结尾是这样说的：干这个职业的人都不会发财，不会成为巨富，只能是在付掉旅馆、交卷、冲洗照片、乘机票、电话、传真等等费用之后，用剩下的钱往破旧的大众牌汽车里加一点儿汽油……
但自己又是富有的，因为我在聚集在那些虽然微小却真实的力量。
现在再回头看这些照片，有些人依旧努力地工作着，有些人停滞甚至回到过去，还有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这本书里的每个人，都在一天天的老下去，然而改变才是最迷人的那个部分。
再小的力量也值得记录，
请和我一起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未来，我希望将他们的照片带向世界，
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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