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与Fa Mulan
——性别、国族与中国故事再阐释
摘 要：《木兰辞》所记述的木兰从军的传奇故事，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有重要地位，花木兰也常常成为倡导女性参与国家救亡或建设的新型女性气质的代表形象。这一故事在中国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同时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以不同方式被讲述，并被迪士尼改编成动画和真人电影。就传统中国故事被改编和重新讲述时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来看，邵氏兄弟出品的《花木兰》、马楚成执导的《花木兰》和迪士尼拍摄的动画电影《木兰》三部影片，都缺乏以中国女性为主体的视角，从而使得一般女性在学习像花木兰一样去工作和奋斗的时候，会面临公开话语未曾言说的具体性别难题。
关键词：性别；国家；民族；花木兰；改编
本文已发表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此为未编辑版，如需引用或转载，请参阅纸质版并注明出处！
与其说花木兰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不如说她“基本上是一些事件（conjunctures）支撑起来的一个传奇人物” 。乐府诗《木兰辞》以392个字记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木兰辞》的文字着重描写了花木兰从军前和得胜归来、卸甲归乡之后的场面，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同时，花木兰一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典范，与秦香莲这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一起，作为“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存在，是新式女性的代表。 也正因为文本所留下的模糊空间，以及花木兰形象在性别气质上的代表性，她的故事在被不断重述和改写。马楚成导演、赵薇主演的《花木兰》（2009）和邵氏兄弟公司出品的粤剧电影《花木兰》（1964）就是其中的代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木兰》（1998）和原计划2020年上映的、刘亦菲主演的真人版《木兰》则是花木兰故事被国外改编的代表。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花木兰的故事在被改编、重述的时候，再现的是什么样的性别和国族观念？故事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对于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有何影响和启示？
根据考证，花木兰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公元386—534年）。当时位于今蒙古草原地区的柔然国（北魏贬称其为蠕蠕，意为如同蠕虫），与北魏之间多有战事。柔然人是游牧民族，而建立北魏的拓跋珪，作为鲜卑人，也是游牧民族，《木兰辞》中也有“昨夜见军贴，可汗大点兵”的句子。其国家初创时在今天的内蒙地区，后首都南迁至洛阳。与北魏南北相对而治的南朝——刘宋——才是以汉族为主的王朝。一般认为，花木兰是北魏人，参与了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事。而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人，其女性也善骑射。 在描述北朝的乐府诗中 ，“女性被描述为健壮的，甚至到了坚韧不拔的程度”。这与我们所熟知的、汉族所称颂的文雅、瘦弱、持家、勤劳的女性气质是有差别的。
木兰的传奇故事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在与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外敌发生战争的时期发生的。然而，中国有英雄女性的历史。“在国家动荡时，做出罕见壮举，展现出卓越女性美德的，以‘木兰’为榜样的女性”并不少见，而且在晚清时期“在新式的教科书、报刊和期刊中得到赞颂”。花木兰的例子被用来支持放足，以允许女性更好地帮助男性。而法国的贞德，作为扮成男装的武装领导者，在当时的中国则会被认为奇怪、难以理解，没有市场。作为一名鲜卑女性，花木兰及其故事融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她变身成为中国人，从而有了熟知的替父从军、抵抗外敌的故事。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花木兰的不同版本也留下了当时的时代烙印：在16世纪徐渭（明朝书画家、文学家）的版本中，（鲜卑人）花木兰甚至是缠足的，去从军之前需要放足。
海外流散（diaspora）华人也在重述花木兰的故事。Dong分析了Jeanne M. Lee出版的双语画书《木兰歌》（The Song of Mu Lan），认为她试图宣称该书遵循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在重述这一故事时，Jeanne M. Lee也加入了女性身份的新议程。这是流散华人写给流散华裔儿童的故事。与之相对的是Maxine Hong Kingston（汤亭亭）更有颠覆性的经典作品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女战士：鬼魂中的少女回忆录》）。汤亭亭所讲述的花木兰故事被批评为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在她的故事中，木兰的父母在她的背上纹上了刺青，来提醒她记得自己的身份和拯救村子的责任。而这一情节很像是岳母刺字的一个变体，并不属于原本的花木兰故事。对此，汤亭亭的解释是，她写的是一个美国神话（American myth），Fa Mulan背上的刺字是她的创造：她所写的花木兰故事是“她的中国文化传统结合（combination）她现在的美国生活对她作为女性的美籍华人身份，使得她写出了她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她自己的再现（representation）” 。而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木兰》（1998），就是基于汤亭亭所写的这一版花木兰故事。
Yin认为，迪士尼的《木兰》是个人主义的；它将中国呈现为与美国不一样的、性别歧视的他者，从而使得性别问题变成东方主义视角下他国的问题。Dong认为花木兰被呈现为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他者，但是有一颗追求个人主义自我的美国心。她也指出，迪士尼的《木兰》将中国式的孝道转变成了迪士尼意义上的家庭观念。Hsieh和Matoush认为，迪士尼版本的《木兰》中“寻找自我”的母题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Tanner, Haddock和Zimmerman分析认为，与其他迪士尼动画长片一样，《木兰》里再现的也是父亲主导、母亲边缘化的异性恋婚姻和爱情，但不同的是花木兰的爱情不是常见的一见钟情式发展，这或许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直到后来才暴露出来。而迪士尼新编他国故事来传达本国意识形态的做法非常常见。迪士尼拍摄的《金银岛》（1950）、《罗宾汉和他的快乐伙伴们》（1952）等影片都是改编自英国历史、文学或民间故事，但是其所呈现的都是美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1998年《木兰》在美国上映时缔造了超过1.5亿美元的票房纪录，超过《狮子王》和《玩具总动员》的票房。但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成绩不佳，仅达到预计值的五分之一强。虽然专家对《木兰》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成绩不佳提出了档期劣势等解释，但追根究底，这部影片通过改编，核心传达的是美国人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同时，虽然有华人参与制作，但其贡献较为边缘化。影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流于表面，在仪式、神祗和妆容等多方面都与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古代（汉族）中国的情形相异。木兰的动画形象也被批评是反映了美国对于亚裔的刻板印象：眼尾上挑、窄额头、深肤色等 。在真人版《木兰》放出由刘亦菲担任主演的新闻后，新浪微博上有不少网友表达了赞赏，因为（原以为） “外国人对中国姑娘的长相是有什么误解”，但“这次选刘亦菲，倒是跟国人的审美终于同步了一次” ，而且还热衷于转发美国人对真人版《木兰》的预告片表示赞赏和认可刘亦菲容貌的网上视频，因为这说明了中美两国人所认可的美人的样貌是具有相似性的，从而证明了“眯眯眼、大方脸”式的“东方美人”样貌反映了美国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而非审美认知。
因为新冠疫情原因，真人版《木兰》一再延期上映，并最终定在2020年9月4日在美国的劳动节假期期间开始在网上点映，然而改编的花木兰故事的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止于“是否采用了中国人来扮演中国人”这一层级。即使我们暂时搁置迪士尼从别国的民俗、童话故事中取材并改编成电影这一操作中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民俗和童话故事在被改编和重述时，这些版本的故事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反映了什么样的当代理解？具体来说，花木兰故事必然涉及对于性别和国族的理解，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版本中，这些意识形态又有何区别？通过重述中国故事中的性别故事，这些改编作品传达了什么样的女性主义榜样？
本文采用选取马楚成执导的《花木兰》（2009）、邵氏兄弟的《花木兰》（1964）和迪士尼动画电影《木兰》（Mulan, 1998）三部影片，以文本分析法，解读各个版本影片中性别、家国的意识形态关系。本文的分析方法参考了王越对《白蛇传》故事不同的现代改编版本之间进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比较的方法。笔者选择的三部影片的制作方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制作和上映时香港还是英属殖民地）和美国。迪士尼的《木兰》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以外的文化（美国）对这一故事的改编。马楚成的《花木兰》是本世纪在中国大陆地区流传较广的代表性花木兰电影。而邵氏兄弟的《花木兰》是在香港回归前制作、上映的粤剧电影，反映了另一种对中国故事的传承和改编方式。三部影片具有代表性，而且互相之间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助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木兰从军的故事分为为何从军、从军期间和得胜还乡三个部分，进行跨文本的分析。这三个部分是《木兰辞》的架构中就已经存在的三个时间段，同时，在三部影片中都有这三个部分，并提供了为何从军、如何从军、归乡去处的解释，勾连了性别与国族之间的关系。
（一）为何从军：是不得已还是内心所向？
迪士尼《木兰》（1998）的一个明显主题就是花木兰在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得已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使得她真正的自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她找寻真正自我的高潮时刻是《倒影》（Reflection）这首插曲的段落。木兰搞砸了家里给她安排的媒婆相见大会。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冒作（pass）完美的妻子和女儿的形象，而她期待自己的外表能够与内心真正的自己一致，让她无需伪装。在这里，“pass”在英语中还有性少数群体“冒充”作非性少数群体，以避免自身被要求改变性取向的行为。因为花木兰同时又是女扮男装的“变装者”，所以欧美学者常常从酷儿（queer）的角度来看待迪士尼的《木兰》文本。在这里，木兰的“真正自我”是一系列与传统完美女儿、完美妻子要求不相符合的性别气质，具体表现在穿着和行为上。然而，影片并没有解释木兰的这些想法和武功是从何而来的（即使她看起来武功并没有特别出色，她的生理是结合了机警、冒险精神和木须龙守护的结果）。和性少数群体为自身争取权力的一些运动话语一样，这里的花木兰想要追寻的自我，仿佛是一开始就存在，无需去摸索，只需要放手一搏即可寻得“真正的自我”。是一种无法被改变，只能被掩饰的“真正的自我”。这种“真正的自我”被自然化和本质化了。这使得更多的一般人在试图追寻木兰的这条道路时，会困惑于自己为什么没有与生俱来便知有的喜好和自我。对于被社会塑造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绝对的、与生俱来的“真正的自我”的存在，反而使得追寻自由、反抗压迫成为极少数坚定者的个人行为，难以产生连接人群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
赵薇、陈坤出演的《花木兰》（2009）（后文简称赵氏《木兰》）对花木兰的武功和谋略的来源做了一个解释。于荣光饰演的花父是老兵，花家是军户，花父和他的战友们都住在这个村子里。花父的老友们不顾他的意愿（“别再舞刀弄枪了，女孩子家嘛”），一直在教花木兰练武。而且木兰的谋略从日常小事便可以看出。她骗父亲喝药的计谋便来自于兵法。这都为花木兰之后从军、立功提供了解释。但是花木兰的武功和谋略仍然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她刚入营，就能以一敌十。入营后不久，碰上柔然偷袭大营，她武力过人，单枪匹马斩杀了对方主帅，因而很快获封为平北将军。之后她一直作为将军率军作战。在武功和谋略上来说，赵氏木兰在故事之初便是超人一般的存在，而具有超凡才能的人，即使在存在严重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作为特例获得工作、从军和晋升的机会，也是常见的。这种特例并不会真正挑战既有的性别结构，只会成为压制一般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借口。
在邵氏兄弟的《花木兰》中，花父年老且有喘疾，而且其家庭结构和《木兰辞》中所说的一样——“木兰无长兄”——花木兰除了姐妹之外只有一个幼弟。她“武艺还行”，于是主动请缨替父出战，但花父说：“你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了。”花母说：“没听过女子去当兵。”于是花木兰扮作男人跟父亲打了一架。花母说木兰太放肆了。但其实花家父女这一架未分胜负。通过与父亲的一战，花木兰达到了“谁说女子不如男”一样的武艺等级的确认，从而被花家允许女扮男装出征，花家期待她把荣誉带回来。当然，木兰的武艺水平其实非常令人迷惑。她后来在入营的武艺比拼中获得了头名（或许她在跟父亲打的时候没有使出全力）。同样是武功卓绝的超人设定，邵氏木兰要与父亲比拼，以得到替父从军的许可。她冒充男人参军，是全家族做出的决定。
但是邵氏《花木兰》的故事中，花家允许她去从军，却也同时派出了同样要去从军的花家大哥照应她。赵氏《木兰》中扮演类似角色的是同村参军，与木兰从小一起长大的费小虎。在迪士尼的木兰故事中，家中派出的是等级低的神祗木须龙。而赵氏木兰拥有超人的武功和谋略，但她仍然需要男性的引导。在第一次碰到柔然偷袭大营的时候，花木兰已经制服了对方主帅，但是因为她没有杀过人，下不去手杀死对方。这似乎也可以解释成为女性的“妇人之仁”，在战场上是一种弱点。最后是文泰（知道她身份的一位低级将领）让她砍，她才闭了眼，狠下杀手。后来，文泰又几次三番教育木兰不能只想着保护身边人的生死，而是要通过打赢战争来保护更多人的性命。文泰甚至在受伤后诈死，只为让花木兰剪断情感上的牵绊，真正强大起来。虽然花木兰在打仗这件事情上天赋异禀，但她在个人心智的成长上，仍然需要男性的引导。而且这一引导她的男性，同时和她有生死与共的恋爱关系。这样的情节，给木兰在武力和谋略上超人的特性增添了一个天花板，让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受到同一亲密关系中的男性的掌控，变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电影为保守的观众提供了按照他们的思路去理解木兰自身发展，以及木兰与文泰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通过情节设计上的这种模糊性，这部影片能够在意识形态上迎合更多的观众。同时，虽然花木兰适合这一工作，但是不管是去从军的契机还是在军队中为了止战而不得不完成的成长，都展现着她的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