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美国在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带领下，内政外交之路均走得踉跄，显得焦虑不安，以至于美国的多个盟国开始把它视为一个“心不在焉的大国”，转而探寻适应“脱美新常态”之道。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革，国际社会依然需要引领者，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之变并置身于当今世界，备受各方关注。

一、政府的缠斗

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国家权力运转的中枢，行使最高行政权力的白宫则是联邦政府的“神经中枢”，本应是带领美国前行的“领头雁”。然而，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言行不羁，施政始终处于“碰壁——调整——碰壁”的循环，政府内部充满缠斗。连特朗普的“精神教父”、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也感慨：“从未有一届美国新政府像特朗普政府这样在执政头一年生出如此多的变数。”

短短八个月内，特朗普的主要幕僚如走马灯般更换，暴露出白宫领导力不足的困境。大体来看，核心决策圈形成了以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为代表的亲信派、以总统高级政策顾问米勒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派、以副总统彭斯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派、以国务卿蒂勒森为代表的全球主义派、以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为代表的华尔街派，以及由白宫幕僚长凯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组成的退役军人派。各派之间除了路线之争，还在关键的人事安排上互相否决，造成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要职至今仍有大批空缺。官僚体系领导层的“内斗”、“人荒”及“断档”之弊并存，政治内耗严重，导致内外政策评估迟迟难以完结，决策的不确定性突出。

截至9月底，特朗普已签署60项法案，但他主动发起的立法倡议均未有重大突破。医改替代法案铩羽而归，旅行禁令三度改版，修建美墨边境墙经费无着，税改方案仍在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及移民改革立法尚未启动。这一方面是由于特朗普所依托的共和党在奥巴马时期笃行“为反对而反对”，并没有发展出可行的政策主张，缺乏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处于分裂边缘、队伍青黄不接的民主党主要依靠反对共和党来维持团结，政治上更趋僵化。两党恶斗不休，严格按党派划线投票，行事效率低下。

目前，虽然特朗普在核心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80%以上，执政基础相对稳定；但他的普遍支持率已跌至36%的历史同期最低水平。此外，他还面临“通俄”、利益冲突、亲信干政、收受外国政府钱财等调查和指控。执政路上“地雷”密布，哪一颗被引爆都可能演化为特朗普的生存之战。

二、国家的分裂

2016年底《时代》周刊把特朗普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并称之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这其实混淆了“时势”与“个人”之间的因果关系。特朗普并非美国分裂的制造者，他只是捕捉到选民对生活现状的愤怒情绪，顺势摘下美国对待全球化的虚伪面纱，并直接把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深层伤疤展示于人。美国本身的问题很多，遇到时代冲击和挑战，特朗普的作用是加速了这些问题的释放。

一是政治分裂从政治精英阶层向全社会蔓延，民粹主义成势。信息化浪潮中，选民不再纯粹地基于党派归属站队，而是因具体议题而异。他可能对医保问题趋左，同时在枪支问题上转向右。他若投票给某一个党，可能并非出于热爱，而是对另一个党派的担忧和厌恶。他如果不满于某项政策，未必是基于对政策优劣的评估，而是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希望推动的移民、医保、减税等各项改革都非常棘手，不仅难以有效缓和矛盾，反而容易激化社会情绪。

二是经济分裂阻断社会的上向流动通道，“美国梦”破碎。伴随中产阶级缩水、就业结构失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危及白人的主导地位等趋势，低教育程度的白人工人阶级成为最悲观的群体。据统计，这部分人中只有44%的人预期子女会比他们自己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超过半数的黑人、拉丁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抱有同样期望。特朗普试图取消奥巴马医保、对富人大幅减税等，已经从情感上伤及了蓝领阶层。

三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大规模移民流动带来资源分配和就业竞争压力，激化了美国人的本土主义和反精英情绪，对全球化产生反弹，“白人至上主义”尤其引起白人的强烈共鸣。8月12日弗吉尼亚州暴力冲突事件后，特朗普连续三次表态，不顾引起政治风暴，把责任均摊给冲突双方，有为“白人至上主义”壮胆的作用，这固然暴露出特朗普政权与美国“另类右翼”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背后更深层面上是全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