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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看的极简北宋史（二十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咱们提到，范仲淹这些改革派最终还是被赶走了，而大宋的朝堂上也恢复了平静。在仁宗剩下近二十年统治生涯中，西夏再无大规模战事，而他也终于能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了。
如果要咱们总结仁宗最后的执政业绩，可以概括为三件事：
一是兢兢业业的修黄河；二是平定了王则和侬智高之乱；三是无为而治，造就了一大批名臣出来。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那就促进了文化事业的极大发展，但主要还是这三件事。
先说修黄河这事。治理黄河在宋朝那会是个持续性工作，年年抓，代代抓，常抓不懈。通常这么抓的工程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怎么都抓不好。黄河的河水里夹杂了太多泥沙，流着流着河道就淤塞了，淤塞到一定程度就得改道，改一次道就把方圆几千里淹个生活不能自理。
仁宗以前对黄河的处理方案是积极治理，能治就治，实在治不了就拖一拖等上两年再治。反正大不了决堤的地方咱们不要了，再找别的地方开荒种田去。结果庆历八年，黄河大决口，直接从澶州的商胡埽冲出来一路狂奔，奔到大名府，然后北上出海了（出海口在天津附近）。
这次改道是黄河历史上八次大改道之一，一下子把仁宗君臣都吓毛了。
为什么？因为黄河除了是一条重要的河流以外，它还是防御辽国骑兵最重要的一条天然防线啊！现在你一下子改道改到天津，那离辽国的南京（北京市）有远？你这还防御个毛线啊！
而且这么一改道，宋朝辛辛苦苦修了好多年的塘泊工事也被冲垮了，加上河北地区大面积受灾，这是要动摇国本啊！
所以仁宗马上派人，一方面赈灾征兵，一方面找人做工程论证，看看有没有办法把改道的黄河再改回来。
赈灾征兵这事，比较好理解。宋朝的禁军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灾民里招募而来的，每当什么地方有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朝廷就会在灾民里挑年轻力壮的招到禁军里。这样剩下那些老弱病残们即使活不下去想造反，也没什么战斗力了。这也是为什么禁军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力却越来越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庆历八年的时候，宋朝总人口为一千零七十多万户，差不多相当于五六千万人，而军队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按比例算，相当于今天中国有三千万的解放军。
而工程论证却不太顺利。黄河改道，本身就是因为旧的河道已经淤塞，不得不顺着地势向北蜿蜒而去。你想强行把黄河再给改回来，这得多大的工作量？以宋朝的产生力，根本就不现实啊！
仁宗君臣从庆历八年商量这事一直商量到至和二年，最后依然决定要改，还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叫做回河东流，就是说咱们把决堤的口子堵上，把原来的京东河道清一清，让黄河回来。
而另一个叫六塔分水，是在回河东流基础上提出来的，意思是让黄河直接回流难度比较大，但是在附近有条小河叫六塔河，咱们可以把黄河水导到六塔河分流，这样黄河回流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这两个工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贵！以回河东流方案来说，这个方案至少需要动用宋朝六路一百余州军、三十万民夫——规模直追雍熙北伐。最关键的是你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还不一定能保证把活干好，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咱们能不能折腾，就静静的看着黄河北流？
说这话的人是欧阳修，他在被贬出京以后没几年又被重新召回了京城。他觉得你们这些非要把改道的黄河再改回来的人是不是有病？庆历八年决的堤，现在都已经至和二年了，黄河故道早就都堵死了你们还回什么河啊！再说这两年天下大旱，真搞大工程你人力物力跟得上么？对了，是不是还有人提出来要引黄河水入六塔河？六塔河是条宽不到五十步的小河，你引黄河水过去六塔河根本就受不了，不是上游决堤就是下游发大水——六塔河下游滨、棣、德、博、齐五个州向来富庶，是河北路主要财政来源，你们是准备把整个河北路都整垮么？
所以欧阳修最后提出的观点，就是干脆咱们也别折腾了，黄河想去哪就去哪吧，咱们搞好下游的水利建设，顺着他加固河堤就完了。
欧阳修的方案理所当然的被朝廷大佬们丢尽了垃圾桶里：照你说的咱们不管它，塘泊工事怎么办？辽国打过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绩怎么办？因此在宰相富弼和文彦博的支持下，六塔分流方案最终还是上马了。
嘉佑元年（1056年），宋朝史上最大的技术灾难发生了。当年四月，数十万民夫集体上阵，开始堵塞商胡决口，同时迫使黄河改道分流进入六塔河。结果工程竣工当天就出了事——又决堤了！
因为修堤大军此时还都在大堤上，因此这次决堤造成的损失之大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无数民夫物资都被冲跑，死者不计其数。而之后的日子里又一直阴雨不断，整个河北路几乎变成一片泽国，更给救灾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这次谁也不敢再提回河东流的事了，天要下雨黄河北流，想流你就流吧……
这次的事情给了大宋朝一个沉重的打击，极大的消耗了宋朝的国力。然而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关于是让黄河顺其自然还是回河东流的争论未来还会继续爆发，并且成为北宋党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类似的技术灾难则伴随着荒谬的决策一再发生，使得黄河一次又一次的在北方大地上横行肆虐。
说完了黄河，再来说说仁宗年间的几场叛乱。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一方面仁宗被认为是历史上风评最好的皇帝之一，另一方面他统治时期接二连三的爆发了许多叛乱。仁宗皇帝在位42年，史书有记载的叛乱就有60起，几乎是年年有叛乱，岁岁有反贼。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官兵叛乱的规模通常要大于灾民叛乱。
仁宗君臣是比较害怕兵变的，因此这个东西和灾民造反不一样——举个例子，河北路的灾民造反了，然而陕西路的人民群众就对此表示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陕西路风调雨顺，大家活得很好嘛。但是兵变这事就不一样了，你听说河北路有人因为上司克扣军饷造反了，你想的可能就是：哎呀，我上司也差不多要不我也反了得了……
最关键的是这些造反的士兵一般都是有组织的，有的还会假借宗教思想来武装自己。比如说庆历七年的贝州王则起义，就是假借弥勒佛教义搞起来的。不过这些叛乱虽然频频发生，但对于宋朝来说还算应付的来。不过皇佑四年（1052年）的侬智高之乱，则有点让仁宗疲于应对了。
侬智高是壮族人，他父辈在广西广源州（今天的广西南宁西南）一带颇有势力，也曾得到过宋朝的封赏。但是宋朝对他们的地盘并不是很感兴趣，也就始终没有实际上的管辖。
可问题是宋朝不感兴趣有人感兴趣啊，比如说旁边的交趾（也就是越南）就对他们很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侬智高的地盘上产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