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成为了自上而下都在关注的热点话题。
2025
年
2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在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态环境部已于
2022
年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
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于
2012
年修订发布、
2016
年全面实施。这些年，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与
2015
年相比，
2024
年全国
GDP
上升
63%
，汽车保有量增长
111%
，
PM2.5
浓度却下降了
36%
。
2024
年，中国近
3/4
城市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35
微克
/
立方米的国家二级标准，其中近半数达标城市已优于
25
微克
/
立方米。
但李天威坦言，“空气质量改善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PM2.5仍然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大气污染物，PM2.5年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非意外全因死亡率，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和下呼吸道疾病等，将上升8%。从国际比较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是5微克/立方米，美国是9微克/立方米、欧盟是微克/立方米、日本是微克/立方米，中国的二级标准“只比印度和埃及要严”。
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可以怎么做？经济账、社会账、健康账，怎么算？《知识分子》邀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世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能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刘欣共同探讨。以下为对话实录。
知识分子：
回顾过去的2024以及2025开年，一些地方的空气质量又开始被网友们拿来调侃。我们先拿困难的问题拷问郝老师，您怎么看近来的空气质量？
郝吉明：
大家担心空气质量会不会退回到十年前的水平，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目前空气质量不仅没有回到十年前，而且还在持续改善。当然，空气质量有时会有波动，仅凭一年的数据无法判断整体趋势。
从2024年数据来看，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降到30.5微克/立方米，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善；全国范围，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降到了29.3微克/立方米，比2023年下降2.7%，优良天数的比例达到87.2%，同比上升1.7%。而十年前北京和全国的优良天数还不到50%，这说明空气质量有了显著提升，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天数也在迅速减少。
2023年1月，北京曾出现持续近一个月的重污染，PM2.5测量系统甚至爆表。但2024年，北京的重污染天数已经降至个位数，占比不到1%。从全国范围来看，严重污染天数的比例也小于1%，基本实现了消除重污染天数的目标。
这些数据表明空气质量确实在持续改善，但为什么大家还会觉得污染又回来了呢？这其实是一种“水涨船高”的效应。人们对空气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重污染和轻污染的数据是一回事，而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对空气质量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的期望是合理的，这种期望也为大气污染控制提供了动力。大气污染控制的重要目的就是保护公众健康，保护公众健康是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的主要动力。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2024年冬季，武汉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出现污染，这主要是由于当年特殊的气候和天气条件。气候变化导致天气条件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异常天气增多。
2024年12月，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只有19微克/立方米，是近年来最好的水平。这是因为北风强度不大，但能把污染往南吹，而南边的暖湿气流也不强，导致污染在中部地区滞留，像河南、湖北等地，以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处污染较为严重。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气流相对稳定，也是经济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冬季不冷，寒流不至，暖湿气流又上不来，导致北京空气质量较好，而中游地区则出现积累。
大家说长三角地区污染反弹，也是要相对来讲。从2024年来看，长三角31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是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0.9%。长三角2024年上半年反弹稍微严重一些，下半年有显著改善，这与当地经济复苏有关系。另外，2024年江苏一带春夏之交气温上升较快，用电高峰频繁。江苏省统计2024年全年用电高峰有八次，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所以能源需求攀升也导致了污染排放增大。
另外异常特殊的气象条件也会使那些地区臭氧浓度升高，臭氧浓度和外界天气形势的依赖性相关性更强，也导致了所谓优良天数的减少。长三角从全年来看空气质量还是改善的趋势，重污染天数也比京津冀还少，重污染天数的比例是0.4%。
知识分子：
在有所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张老师有没有过类似“十年空气质量改善的黄金时期要结束了”或是“小幅反弹可能会是持续改善终止信号”的担忧？
张世秋：
我有过担心，这既是人的正常反应和本能使然，也是基于专业直觉。疫情结束后，社会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常态，而疫情三年对经济活动正常进行造成了诸多影响，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增长。管理者在面对生存需求和生活保障与更好的环境质量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决策，会不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所退缩呢？也正是因为这种关注和担心，让我们可以正视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做出权衡取舍选择的困境，正视真实世界里面存在的真问题和各种可能的风险，尽早提前识别和发现这些可能的风险和需要克服的挑战，并在了解公共决策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目标考量的基础上，尽早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和行动。
尽管关注和担心，但同时，我也保持足够的乐观。乐观的理由有很多，我只强调两个：第一，公众对蓝天白云的向往和对更好的空气质量的需求，这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民意基础。尽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曾经的污染情况和长期重污染天气是
什么样子，但那种如同生活在
“
粥
”
里面的感受，如果再现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无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的。
换言之，人们对包括良好空气质量在内的生活质量的需求是不断提升的。
第二，历经长期的空气污染治理历程，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为持续改进空气质量的政治意愿和各类政策与行动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努力会出现退转。
再者，从长期战略和现实选择的角度来看，环境政策放松且出现大的退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来讲，全球更清洁、更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因应对大气污染、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中国能源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进程，不仅有效遏制了空气污染，同时，也已经使得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企业具有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如果中国希望自己是未来绿色发展的引领者或者是贡献者，还是希望维系甚至极大提升国际竞争力，都不可能放松环境保护、包括控制空气污染的要求。
需要提及的是，2023年，国务院发布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这是对前面提到的引发社会关切的问题的一个回应和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也是中国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政府意愿的表达。
知识分子：
回顾空气污染治理之路，可以说，我们通过过去十年的艰苦努力，以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速度削减了主要空气污染物，改善了空气质量；但也有人说，这一切是以付出了很大经济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实现的。付出了多少，又得到了什么，这其实是所有公共决策都需要回应的问题，郝老师能否从政策议程推进和成本效益的角度，为我们回顾一下来路。
郝吉明：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以我国能源体系为例，通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十条”）
推动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要求，推动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清洁燃煤发电体系。电力行业的发展曾引发长期争论，2003年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电力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严遇到了较大阻力。但随着从新型工业化道路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推进，我国燃煤发电体系实现了大跨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产业发展方面，空气污染治理也给汽车行业带来了赶超机会。我国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但城市高度密集、机动车高频使用，使得机动车污染备受关注。“大气十条”推动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从国一国二提升至国六，甚至讨论到国七标准。在发展模式上，除了燃油车，我国将电动车使用放在突出地位，强调电动化。燃油车是工业发达国家先发展起来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上海牌汽车虽属较好，但后来机动车引进多是国外汽车公司到中国生产。我总开玩笑说，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寄生”在国外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过，电动车在全球基本处于同一发展起跑线，我国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而且，这与我国国情相关，当时对电动车的讨论较多，是否下决心发展是个问题。当时我和原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做相关研究，周大地研究电动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我国能源安全主要面临油气对外依存度大的问题，汽油车的发展又加大了对外依存度，而电动车有可能减轻我国对石油的依赖度，增强能源安全性。我负责研究电动车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作用，显然城市污染排放减少了。即使使用燃煤电力，由于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总排放也减少了，从环境友好性也做了研究。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健康受益之外，空气污染治理还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
清华和北大是邻居，以前晚上两校经常停电，清华有个“土电厂”，还能稍微调剂一下用电，而北大没有土电厂，一停电，很多北大同学就骑车来清华上晚自习。当时高峰期拉闸是个基本规律。现在，我们保障了安全供电，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对于如何评价大气污染治理带来的效益，我觉得抓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很重要。
我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推进大气污染控制的，总有人说大气污染治理会妨碍产业发展，但实际上，我国持续控制空气污染，各行各业都在发展。
大家可能注意到唐山是钢铁之城，唐山2024年成为全国第27个“万亿GDP”城市。能在大气污染控制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总量的上升，这是很好的典型。“大气十条”曾公布空气质量倒数十的城市，当时河北省占了一大半，与河北是钢铁大省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城市都退出了倒数十名，河北省的经济在改善空气质量过程得到发展。所以，经济社会与环境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态势。
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先后开展了三次实施效果评估，每次评估都做了经济效益和投入产出的评价，各种评价结果都显示投入小于收益，是正的，无论怎么算都是正的。
张世秋：
在现代社会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时，除了考虑长期战略、长期可持续发展、政治意愿、民意以及各主体诉求等因素外，首先需要回答或者论证的是，值不值得，应不应该或者该不该做的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论证该不该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或者依据，就是从环境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这个政策或者决策的所得是否大于所失，也就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如果预期效益小于成本，也就是失大于得，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就是这个决策是不恰当的或者是错误的。如果预期效益大于成本，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决策从得失选择的角度是可行的，是值得采取的行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成本和效益分析，尽管因不同研究所覆盖的范围和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截至目前，针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和成本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远高于成本，相关结果的差异在于：效益高于成本是几倍还是几十倍。从这个意义上，目前已有的研究，无论是保守的估计还是相对更激进和范围更广的分析，都表明，空气污染治理的预期效益远大于实际发生的成本，那就说明，从全社会的角度，治理空气污染、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是值得采取的行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从开始研究空气污染到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经历了50多年的长期艰苦历程，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努力，使得中国总体空气质量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而当下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城市中四分之三已达标，那还要不要继续达标或继续改善空气质量？若要改善，方向和标准又该如何确定？
目前中国大气污染形势下，健康影响依然十分突出，虽然不同的研究，针对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数据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即使是100万左右，那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此外，中国强调实现要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并实现绿色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长期战略虽已制定，需要关注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政策去驱动这些目标或战略的达成，而标准就是一个非常好且重要的抓手。
各国包括中国的经验都表明，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和修订都在空气质量管理系统中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可以说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基石，而标准的不断升级则是空气质量改善的持续推动力。通过标准修订能够发挥标准的带动全局的作用，这既体现在空气质量改善上面，也体现在对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推动方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强调要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标准是产业和结构调整以及绿色转型包括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的政策抓手。在中国已经四分之三的城市已经达标的时间段，通过提标不仅可以提供持续的空气质量改善的信号，也是借助提标在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同时，驱动中国向绿色发展的持续转型，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回到具体问题，空气污染治理包括标准修订值不值得，即成本效益分析比较。从国际经验来看，以美国不同阶段《清洁空气法》的实施为例，所有相关后评估的结果都明确表明，其效益远远大于实施清洁空气法案所带来的成本，不同阶段给出的效益评估结果都是成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其他国家情况也基本类似。
再从总效益成本比数据来看，能让大家更清楚了解中国的情况。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成本比是3.2比1，即每投入一块钱会产生3.2块钱的综合效益，效益大于成本的结论也是很显然的。
针对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北京大学团队在能源基金会支持下于2022年完成了一项成本效益分析，回应公众和决策者关注，比如预期效益是否会大于成本，早达标还是晚达标是否有差异，标准宽严程度对效益和成本的影响，以及提标对不同区域的
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剧烈的区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研究发现，提高或加严空气质量标准带来的健康效益明显，当时我们的研究仅是基于的过早死亡风险而不包括患病及相关风险。从总效益角度，即便用最保守方式估计，我们的研究表明，因规避过早死亡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4%之间；同时，也明显发现早行动或早达标比晚行动和晚达标带来的效益更大；从区域和空间的角度，无论是重污染区还是轻污染区或者相对清洁的地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健康效益都非常巨大，加严标准都会给各区域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
从人群分布看，生命早期儿童和老年人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标准修订所带来的健康效益中约60%的效益与占总人口15%的65岁以上人群有关。伴随中国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剧，实际的空气质量改善效益会比我们目前估算的结果还会更高。
由于空气污染治理不仅使相对发达地区受益，相对落后地区也会因治理获得更大的健康风险规避效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伴随空气质量改善，健康损失或健康效益的区域差距在不断缩小，站在全社会角度，这是好事，环境政策公平性程度虽未足够改善，但至少在缩小更没有进一步恶化。
还有一个研究结果会与我们每个人直接相关，据北京大学环境健康团队另一项研究，针对2013到2017年空气质量改善，中国居民医疗支出是否变化，结果发现每年可节省医疗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
所以，针对空气质量标准修订这样的重要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持续进行深度交流、讨论乃至辩论，以便在明晰科学研究基础、证据与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的多重目标，进而做出恰当的决策。
知识分子：
张老师此前对于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意义上的污染行业有过深入访谈，这些一线的社会经济主体是如何理解提标的成本和收益的，整体经济形势变动下有没有什么“倒退”？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原因是什么？
张世秋：
空气污染治理和双碳战略实施本质上是相互促进且具有协同效应的。2013年中国开始加速且高强度的空气污染治理以及双碳战略提出之后，我们想了解主要的污染行业是否发生了变化。2021年和2022年，我们对钢铁、化工和水泥等污染行业做了一些调研和访谈。
最直观的感受是，和十几年前对同类企业进行访谈的情况有所不同。早些年，去企业和行业调研时，听到最多的是很多企业和行业都会抱怨环保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负担，导致它们成本上升、经济困难等等问题。然而，在2021年、2022年的访谈中，很少会听到此前的压倒一切的抱怨，当然，这并不是说企业压力不大，而是尽管压力很大，但会更多地思考如何改进技术、控制污染，也更多地会讨论到，如果空气质量标准持续提高，企业应如何加大研发投入，在哪些方面还需进行技术更新改造等。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燃煤电厂为例，由于实行超低排放等措施，中国很多燃煤电厂的能源效率其实与全球最好国家的燃煤电厂的能源效率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可以说，是站在了世界前列的水平，其他行业也是类似情况。这说明经过过去这些年加速且加严的行动，这表明，行业和企业对“降低排放、控制污染”以及“提标”等的认知已从早期的抱怨和被动应付转向了主动适应甚至是提前行动的过程，这种趋势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企业的技术发生变革、认知发生改变，就意味着企业已经走上了更加环保或更加绿色的路径。当然，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经济波动等因素仍可能引发一些短期行为的反复或者反弹。
这些企业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当下环境政策加严或环境标准加严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考量。调研中，很多企业直接回应说不改不行，必须面向未来。因为未来的中国包括全球市场，污染企业、污染行业、污染产品和污染工艺一定是没有市场、且不具备竞争力的。所以，社会和企业的长期预期对整个行业和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和改变非常重要。
这对我们而言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保护好企业和社会对长期绿色发展的稳定预期？最关键的是政府需要不断强调污染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决心，并持续释放稳定且一致的政策信号。
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和低速增长肯定会对污染治理带来一定的短期压力，甚至会带来一些反弹风险。但2023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向企业和社
会表明，未来总体的绿色发展方向和战略是不会变的。这种长期绿色发展信号的释放，稳定了预期，相关企业即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会出现大规模退转。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社会和企业的长期预期对于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和改变至关重要，那么怎么样保护好对长期的稳定预期？
最关键的就是政府需要不断强调污染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决心并持续释放这种稳定的一致性的政策信号，引导和激励企业制定长期环境保护战略，注重长期投入，推动污染治理从
“
被动达标
”
迈向
“
主动创造价值
”
的转变，使得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口号，而是切实的行动最终实现环境与发展的深层兼容和共赢局面。
PM2.5的全生命周期威胁：
从身体健康到多巴胺分泌
知识分子：
我国治理空气污染，设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为了保护人群健康，尤其是对于以
PM2.5
为代表的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
2012
年，我国修订标准的时候，本土的科学证据相对较少，更多借鉴了国际上的研究。
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针对本土人群的科学证据也越来越丰富。
想要请教阚老师的是，污染物暴露与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近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结论？
阚海东：
2012年我国在修订标准时，本土的PM2.5健康证据还较为零散。前期在北京、上海等地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实验性流行病学人群调查，但并不系统。2013年“大气十条”推行后，在科技部门、基金委和科技部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大气污染和健康领域的大型研究计划。
过去十年高强度的政府资助，使我国用于本土空气质量修订的人群证据越来越充分。无论是长期暴露队列研究，将年均值与健康相联系，还是时间序列病例交叉研究，将日均值与健康相联系，一系列全国尺度的大规模人群调查都相继完成，为我国未来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提供了很好的本土健康证据。
近年来，一些有趣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关注。2024年1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以我国河南焦作市
（相对京津冀等地区污染较重）
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个学年的干预研究。研究不仅干预了80名孩子的学习场所——教室，还为每个孩子的家庭送去了空气净化器和在线PM2.5监测装置。
通过双盲的病例交叉设计，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后，孩子们的心肺功能、心血管功能、呼吸道功能均有了显著改善。更有趣的是，孩子们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在统计学上也有了显著提升，语文成绩虽有一定改善但统计学上不显著。
此外，通过类似模拟游戏的电脑平板测试，发现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和反应速度也有所提高。这表明，只要政府真正投入资金改善空气质量，祖国下一代在身体和心智上都将受益。
空气质量改善对儿童健康的长期意义也不容忽视。儿童期的肺功能是预测成年后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肿瘤死亡风险的很好指标。研究发现，改善空气质量可以提高儿童的肺功能，这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儿童健康研究结果相呼应，说明空气质量的改善能显著提升儿童的健康水平。
知识分子：
不仅仅是儿童，其实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直至暮年，都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在论证PM2.5对于健康的影响，能否展开讲讲？另外，关于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本土科学证据，业界形成了哪些共识？
阚海东：
重点的脆弱人群确实是“一头一尾”。我国目前面临人口挑战，一方面，出生人口数较十年前刚放开二胎政策时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两个问题都对国家未来发展构成了一定挑战。
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贯穿全生命周期。近年来，流行病学家发现空气质量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很大。例如，陆军军医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的团队发现，空气质量下降会影响男性精子质量，相关的人群队列研究和动物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我国不孕不育率上升较快，结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已超过15%。人工辅助生殖技术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全国统计数据显示，每100个孩子中约有三到四个是通过人工辅助生殖出生的。研究发现，这部分孩子对空气质量格外敏感。国外一项研究显示，在人工辅助生殖操作中，精子和卵子结合瞬间，房间内使用空气净化器可以提高人工辅助生殖的成功率，这说明空气质量在人生每个阶段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儿童来说，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提高可以降低早产的发生率。我国PM2.5与15%到20%的婴幼儿早产有关。儿童在四到五岁时，由于个子矮，呼吸带正好处于小汽车尾气排放的高度，更容易暴露于空气污染源。同时，儿童单位面积下的身体质量比成年人大，这意味着在相同PM2.5暴露水平下，儿童的健康风险更大。
对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和呼吸道都会老化，基础疾病的发病风险增加。同样的空气污染暴露，可能会使老年人的血压略微升高，虽然对青壮年人影响不大，但对老年人来说，血压的微小变化都可能突破其健康阈值，导致临床事件的发生。
此外，随着老年人寿命延长，认知衰退和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受到更多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PM2.5和臭氧与阿尔茨海默症发病风险增加有关。在青年期暴露于高浓度PM2.5和臭氧，会增加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老年人确实是空气污染的脆弱人群。
关于我国空气质量标准和本土科学证据的共识，国际上对PM2.5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非常热门。
几个重要共识，第一，因果关系：空气污染与健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句话听上去挺简单，把PM2.5这样的环境污染物与人的死亡风险增加建立因果关系，是科学界的重大进展。基于此，可以计算PM2.5在我国健康中的角色和定位。我国每年死亡人数中，PM2.5的归因死亡人数约占15%到20%，这一估计较为可靠。
第二，无阈值暴露反应关系：目前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健康调查没有发现低于某一阈值就安全的情况。因此，在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时，需要平衡科学性和实用性，既要保障老百姓健康，又要设定可及的目标。
第三，低浓度下单位浓度污染物的健康危害更大：我国空气质量水平正在从高浓度段向中低浓度段转变。在中低浓度下，降低一定浓度的污染物，老百姓获得的健康收益与高浓度时相比更大，减少的归因死亡和发病人数要更多。
知识分子：
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我们的读者也越来越关心心理健康。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请阚老师多分享一些研究？
阚海东：
心理健康与空气质量、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山西大学桑楠老师2024年底开展的一项毒理学研究显示，将老鼠暴露于山西太原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环境中，发现PM2.5暴露可以通过影响大脑神经中的多巴胺通路来增加小鼠的焦虑行为。多巴胺是人体快乐的来源，运动时人体通过一系列神经反射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从而让人感受到快乐。而PM2.5暴露会影响多巴胺相关的受体，进而影响小鼠的焦虑行为。这表明，PM2.5对心理的影响并非玄学，其背后有着坚实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基础，以及物理和化学基础。
知识分子：
2024
年，美国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清洁空气法》，其中提及，
“
健康是标准更新的唯一衡量
”
，《清洁空气法》
1970
年颁布，这是一个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治理过程。
郝吉明：
中国的空气污染控制历程也已走过半个世纪。1973年，我们制定了“三废”
（工业废水、废气、废渣）
排放标准，从那时到现在，健康影响一直是重要考量。
我和海东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2003年启动的亚洲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当时在北京和旧金山开会，研究亚洲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项目在中国选了上海、武汉和香港三个城市，这些城市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科研力量强大。从2003年开始的这项研究，为2012年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基于哈佛大学六城市研究的结果，明确了PM2.5是影响人体健康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
当时我们修订2012年空气质量标准时，就是以人体健康保护为主要目标来推动的，同时推动环境质量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经济有三步走的大策略，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空气质量标准要做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另外，与国际上比较，中国人口密度大，改善空气质量受益的人口比其他国家多得多，所以有时考虑空气质量时希望按人口加权平均，因为人口多的地方空气质量改善与人口稀少的地方改善权重应有所不同，从中国人口分布特点来看，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些人口集中的地方，首先推动空气质量改善，这既与当地的污染较严重有关，也与这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地带有关，同时也是抓住区域联防联控的好背景。
所以，环境健康研究为中国修订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大气污染控制过程也为环境健康学科提供了广阔舞台。
近年来，我们的空气质量有了历史性好转，这个好转是与自身相比而言的，但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指导值相比，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2012年颁布的环境质量标准，是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颁布的，在中国所有环境质量标准中，这是唯一一个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颁布的，可见我们把空气质量改善放在了特殊重要地位。
知识分子：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美国在制定和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方面的具体历程和流程？特别是标准制定过程中如何平衡科学依据、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公众健康保护之间的关系。
刘欣：
标准非常重要，社会各界的工作通常处于三个阶段：不达标、通过努力达到一定标准，以及制定或修订标准。制定行为准则或标准，是衡量和评估行为是否达到某种要求的重要手段，空气质量标准就是这样的角色。
标准体系包括标准、基准和评价三个概念。以美国为例，其标准修订基于一定时期的环境毒理学、流行病学证据以及环境风险判断等，对环境空气中的浓度做出限制性规定。在美国，空气质量标准与《清洁空气法》同等重要，是空气质量管理中最高级别的法规文件。
美国的标准修订进程始于1963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制定，当时提出要制定空气质量基准。此后，从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的基准入手，逐步提出相关标准，PM2.5标准于1997年首次提出，后又在2006年及最近一次修订中更新。整个过程是空气污染与健康暴露反应关系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
在美国，空气质量标准与基准在管理制度实施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基准主要从科学事实出发，依据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暴露响应关系，通过科学家共识找到最低风险阈值，以最大限度保障人身健康。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独立制定了或正在制定空气质量基准。美国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将标准与基准合二为一，同时也会进行经济项目评估。
标准修订的流程包括：第一步，综合科学评估报告，基于美国或北美的最新科学事实；第二步，风险评估报告，判断美国本土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及最新评价结论；第三步，政策评估，假设更新空气质量标准限值后，哪些地区达标或不达标，以及相关的政策分析，包括减排政策、标准实施对各行业及经济发展部门
（如电力、交通、工业等）
的影响。
美国标准更新流程相对科学，其特点是每个环节，无论是综合科学评估、风险暴露评估还是政策评估，都有清洁空气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供科学支持，同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包括科学家、律师、企业
（污染企业或治理企业）
及政府代表等，公开评论标准更新或政策制修订过程中的各类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综合各方意见，以达成对全社会最公平、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美国的达标方案要求各州制定达标方案，即州实施计划。如果编制不合规或实施不佳，联邦政府会削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州内高速公路建设资金，这是从国家到地方实施空气质量达标管理的严格要求。
知识分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空气污染问题和挑战在不断出现；同时，环境经济、环境健康领域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和进展。我们的政策是如何回顾并相应调整的？
郝吉明：
在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中，不断评估和调整策略是必要的。例如，是否将居民用煤取暖炊事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曾经过深入研究。在多个城市研究了室内燃煤污染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发现室内燃煤污染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室外。从烧煤炉子到烧天然气的转变，不仅改善了空气质量，还提高了社会的便利性。从烧小煤炉过渡到煤气罐，再到天然气管道，这一过程是社会进步的缩影。
制定“大气十条”时，进行了预评估，明确了采取何种行动、投入多少资源以及如何确保空气质量改善。2013年6月，“大气十条”通过，9月国务院正式公布。
2015年底到2016年初，受环保部委托，中国工程院对“大气十条”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结果显示各行业在环境质量标准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北京如果不采取超常规措施，京60
（2017年北京PM2.5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
存在不达标的风险。京60是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诺，必须实现。因此，评估后加大了力度，包括改造燃煤锅炉和居民散烧煤，取得了显著进展。
2016年底到2017年初，北京再次出现长时间污染，北京市是否发布红色预警成为讨论焦点。有人说红色预警会可能给北京市抹黑。我当时说北京市的污染还不够黑吗？还用人抹吗？这个红色预警，说明我们正视矛盾、正视困难、有负责任的客观态度。最终，时任环保部长陈吉宁拍板发布红色预警。这一举措促使总理基金设立，推动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2017年，“大气十条”目标基本实现，北京的平均PM2.5浓度达到58微克/立方米，圆满完成了预定目标。
2018年到2020年实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进一步推动了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改进。行动计划从治本入手，重点包括能源结构调整、工业结构调整、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这是从能源、产业、交通和土地利用的角度全面推动大气污染的源头治理。同时，首次将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减排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20年，北京市的PM2.5浓度降至38微克/立方米，取得了历史性改善。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到2017年的微克/立方米，再到2020年的38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目前，四分之三城市已经达标，这些城市如何继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至关重要。例如，海南省提出将PM2.5浓度降至个位数，这是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理解提出的。自贸岛建设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都要求海南在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上领先。
为了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制定新的标准非常必要。几年前，我们启动了“环境空气质量评估与标准修订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项目，为实时推动环境质量标准做准备。项目包括多个课题，涵盖空气质量评价技术方法、标准实施评估技术方法等。这些研究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和标准修订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2035年希望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和四个现代化，根据这一目标，到2035年左右，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应能达到WHO第二过渡阶段的值
(25微克/立方米)
。因此，现在有必要将WHO第二过渡阶段的限值作为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达标城市提供新的推动力，同时鞭策未达标的城市加快步伐。
刘欣：
空气质量标准及其达标情况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空气污染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所有与人相关的事情都涉及空气污染排放，当然也包括天然源。因此，减污降碳和大气治理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达标管理是这一总抓手中最落地、最有效、最全面的手段，能够有效衔接国家层面的管理战略和保护老百姓健康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