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徐玉玉案告破后，哪些问题更值得反思？

徐玉玉电信诈骗案6名嫌疑人中，3人来自福建安溪县，公开报道显示，安溪系电信诈骗案高发地。

电信诈骗90年代在台湾兴起，在岛内行骗，岛内群众防骗意识提高之后，2000年前后进入中国大陆，向大陆群众行骗。

台湾诈骗团伙在大陆行骗多年后，一些大陆人意识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于是大陆的诈骗村出现了。

据安溪一县委领导介绍，诈骗者集中在该县魁斗镇和长坑乡。

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全亚洲最繁忙基站”，安溪移动公司数次扩容，仍难以满足需求。短信诈骗高峰，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

这些整村犯罪行为触目惊心，危害深重，呈现出产业化、公开化、集体化的犯罪态势。

出现“整村犯罪”首先在于经济落后，在极端的生存条件面前，出于生存需要和改善生活的正当需求，人们不惜铤而走险进行诈骗。同时，村庄里少数人“一夜暴富”的神话，不断刺激村民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

其次，在一个“以财富论英雄”的时代里，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捉襟见肘，还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甚至会让贫困者在婚恋市场的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位置，遭遇“娶不起”的尴尬。

当“金钱主宰一切”成了信仰，为了钱，可以不惜代价，即使违法犯罪也在所不惜。

云南某村40多人涉“盲井式杀人”，更让人震惊的是图财害命这种最极端的暴力犯罪竟然是见怪不怪的“营生”手段。

和其他人一样，贫困户也有获得金钱、权利和尊重的需要，渴望迅速摆脱贫苦带来的自卑、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

”整村犯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法律意识缺失。

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统治工具，也是必须遵守的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国家基本要求。

迅速补上法律课，强化法律的权威性，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是整治农村整村犯罪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