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 董建华刚上任时，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叮嘱了他什么？

吴小莉采访手记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香港回归是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人来说，香港回归使我在移居这璀璨东方明珠后，继续茁壮成长。我带着新闻人的使命，见证和参与了这个城市回归后的二十年。二十年来我先后采访了几任特首，与他们的对话，也是我亲历香港这二十年来变化的关键时刻。

董建华，香港首任特首，“一国两制”的第一位实践者。对他的采访，前后经历了四次。问答的地点，更说明了香港回归前后的微妙时刻。

第一次见到董建华，是1996年的12月11日，回归倒计时六个多月。那一天，在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所兴建的湾仔会展中心首任特首选举现场，被媒体挤得水泻不通。“船王之子”董建华，九龙仓吴光正，大法官杨铁梁，三个人的名字陆续由点票官口中念出。最终，董建华以320票即八成的大比数，赢得推委会委员们的青睐，当选香港回归后的首任特首。

由于新闻直播的经验相对丰富，当天，我原本被安排在主播台做现场直播，但选举前一天有消息指，投票结束后，候任特首可能在现场举行临时记者会，于是公司临时转变策略：我以记者身份到现场，希望能“抢问”。

投票现场，在有节奏的唱票声结束后，在场的三百多位中外记者再次骚动起来，摄像机、脚架层层架起，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但现场仍弥漫着不确定，直到推委会委员们都散场了，董建华突然出现。他发表简短当选感言后，开放媒体提问，现场响起了连珠炮似的粤语提问。

问答声此起彼落，在问答的间歇，我大声发问：请董先生用普通话向全球华人观众回答他将如何兑现对于选民的承诺！这一声响亮的提问，提醒了董建华：香港是个两文三语的地方。于是，在用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之后，他主动说：“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英文媒体。”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董建华，他是怎么想的？香港媒体充满好奇，世界也充满期待。于是，当晚我和同事们连夜赶赴深圳，准备第二天清早七点，对刚刚成为候任特首的董建华进行专访。同时进行专访的只有香港的四家媒体：无线电视台、当时的亚洲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偌大的采访场地，四家媒体各据一方，布置好专访位置，董先生就像是转台一样，经过每一家电视台的专访位，每家媒体只有15分钟。这对以往很少抛头露面的董先生来说，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应答自如，配合程度极高。虽然经过竞选的劳碌和不停的赶路，董先生仍耐心回答每家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和凤凰的对答是他唯一转换语言频道，用着他类似母语般的普通话和我对话，在这第一次的专访中，他没有低估香港回归后所会面临的挑战。

当时的他，既踌躇满志，又感压力在肩。这位上海出生、香港长大，担任过港英政府时期的行政局议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内地、台湾、美国都有深厚渊源，背景履历完整的企业家，即将转身，在香港升起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时，成为带领600多万香港人，驶向一国两制彼岸的掌舵人。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97年香港就经历了H5N1禽流感的袭击，全城屠鸡；同年，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亚洲。在港府采取行动前，同年3月两会期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万一香港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国际炒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港府的行动中铩羽而归。这是香港在回归后，第一次感受到，背靠中国内地的强大后盾力。

第二次采访董建华，时值香港回归5周年，摄影队进入了在港英政府时期做为港督府，在回归后，董建华改名为礼宾府的特首接待外宾处。为了平抑香港房价，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不断上涨的房价，但遭逢金融风暴影响，楼价顺势下跌，买楼成为负资产，加上香港的经济转型，都困扰着特区政府。在第二次专访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压力在他身上的痕迹。

董建华对我说：“做一个政治人物，是高度透明的。每天在做的事，对市民要有交代，责任大了很多，不能做错事情，每一件事，都要深思熟虑，考虑周到，听很多人的意见。最后决定时，小莉，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

而当年董建华首次进入特区政府时，并没有带来自己的人马。他说：香港刚回归，需要稳定！所以他沿用了所有港英时期的政治精英。到了他即将展开第二届任期前，为了呼应香港市民对政务官的问责呼声以及管治的需要，董建华推出了司局官员问责制，当时虽不受政务体系欢迎，但却为他的继任者开辟了一条组建自己管治班底的新路，为特区政府管理机制留下了重要资产。

董建华在任内为香港留下的另一个资产，是他在2001年提出的“内地的自由贸易区概念”，也就是后来的CEPA。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CEPA，这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内地向香港敞开了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受董建华的委托北上提案，希望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在签署CEPA后一个月，香港自由行成行。这使得即使2003年3月，香港受到非典的袭击，全城萧条，但在下半年这两项措施的安排下，香港经济开始复苏。

2005年3月10日，在香港经济回暖重新步上正轨时，董建华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辞职，结束了他在担任特首时被称为是7-11的工作状态。一如他为人的敦厚，他说：“要在香港经济逐渐好转的时刻，交给后任者。”而在同一天，董建华以九成八的支持率，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深藏在他年轻岁月中，来自于父亲— 船王董浩云的教诲，浓重的家国情怀，再次激励了他成立了非政府非牟利团体：“中美交流基金会”，为促进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贡献自己的心力。

吴小莉：

当时整个香港有一个“九月风暴”，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

董建华：

那天真是很紧张的。你去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都要买光了，大家都抢着去买东西去。当时的香港政府很快地做了一件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联系汇率制度办了出来，将香港的货币同美元挂钩。因为当时港币跌得很厉害。所以它就借这个机会，慢慢慢慢开始稳定起来。

吴小莉：

一国两制史无前例，怎么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时就有人说，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和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融合在一起，相当之不容易。

您作为首任特首说：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一国两制”能够顺利实施，而且保证自由。怎么理解自由？

董建华：

就是维持现有的生活的习惯，对不对？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并不太难的。这个最大的理由就是：

第一点，中央政府很希望“一国两制”能够成功，再次三番地叮嘱我，这个现在是你的事情了，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你的事情，你自己要去努力去。

第二点，就是香港的老百姓也是很好的，他们大家都努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太难的。

吴小莉：

有人这样评价：说2003年开始中央政府就香港事务看得越来越多，管得越来越多了。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董建华：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一回事。SARS以后香港的经济萎缩得很厉害。从2008年开始，在打击海外来货币上的侵犯，一直带来的种种后果，到SARS带来的后果，令得我们在这个六年里面，经济通缩了13%，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值。那么你怎么样将它恢复起来呢？那么所以就去同中央去商量这些问题了。

吴小莉：

自由行和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香港基本法》

香港有史以來时间最长、規模最大的咨询。

吴小莉：

做咨询委员会的时候需要入区去了解情况，您当时去了吗？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董建华：

基本上整个社会，当然也有人兴奋，因为是终于回归了。也有人担心，到底怎么一回事，将来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同以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基本法》的设计，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你放心好了，没有事的，香港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