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现场,在有节奏的唱票声结束后,在场的三百多位中外记者再次骚动起来,摄像机、脚架层层架起,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但现场仍弥漫着不确定,直到推委会委员们都散场了,董建华突然出现。他发表简短当选感言后,开放媒体提问,现场响起了连珠炮似的粤语提问。
问答声此起彼落,在问答的间歇,我大声发问:请董先生用普通话向全球华人观众回答他将如何兑现对于选民的承诺!这一声响亮的提问,提醒了董建华:香港是个两文三语的地方。于是,在用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之后,他主动说:“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英文媒体。”
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董建华,他是怎么想的?香港媒体充满好奇,世界也充满期待。于是,当晚我和同事们连夜赶赴深圳,准备第二天清早七点,对刚刚成为候任特首的董建华进行专访。同时进行专访的只有香港的四家媒体:无线电视台、当时的亚洲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偌大的采访场地,四家媒体各据一方,布置好专访位置,董先生就像是转台一样,经过每一家电视台的专访位,每家媒体只有15分钟。这对以往很少抛头露面的董先生来说,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应答自如,配合程度极高。虽然经过竞选的劳碌和不停的赶路,董先生仍耐心回答每家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和凤凰的对答是他唯一转换语言频道,用着他类似母语般的普通话和我对话,在这第一次的专访中,他没有低估香港回归后所会面临的挑战。
当时的他,既踌躇满志,又感压力在肩。这位上海出生、香港长大,担任过港英政府时期的行政局议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内地、台湾、美国都有深厚渊源,背景履历完整的企业家,即将转身,在香港升起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时,成为带领600多万香港人,驶向一国两制彼岸的掌舵人。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97年香港就经历了H5N1禽流感的袭击,全城屠鸡;同年,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亚洲。在港府采取行动前,同年3月两会期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万一香港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国际炒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港府的行动中铩羽而归。这是香港在回归后,第一次感受到,背靠中国内地的强大后盾力。
第二次采访董建华,时值香港回归5周年,摄影队进入了在港英政府时期做为港督府,在回归后,董建华改名为礼宾府的特首接待外宾处。为了平抑香港房价,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不断上涨的房价,但遭逢金融风暴影响,楼价顺势下跌,买楼成为负资产,加上香港的经济转型,都困扰着特区政府。在第二次专访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压力在他身上的痕迹。
董建华对我说:“做一个政治人物,是高度透明的。每天在做的事,对市民要有交代,责任大了很多,不能做错事情,每一件事,都要深思熟虑,考虑周到,听很多人的意见。最后决定时,小莉,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
而当年董建华首次进入特区政府时,并没有带来自己的人马。他说:香港刚回归,需要稳定!所以他沿用了所有港英时期的政治精英。到了他即将展开第二届任期前,为了呼应香港市民对政务官的问责呼声以及管治的需要,董建华推出了司局官员问责制,当时虽不受政务体系欢迎,但却为他的继任者开辟了一条组建自己管治班底的新路,为特区政府管理机制留下了重要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