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妈上班的地方，叫废品收购站。还清楚记得墙上刷着八个大红字：“支援建设，变废为宝”。
门市里很宽敞，有一个长长的曲尺型的柜台，外面放着秤。
卖废品的人来交验了货，称了重、开了票，就可以找出纳领钱了，几块、几十块的都有。
那些“废品”里面，有一样是最不缺的，那就是书。
它们成捆成堆，连环画、小说、杂志，乃至马列书籍什么都有，简直是书的海洋。我妈只要看到品相好的，整洁可读的，经她鉴定属于无毒无害、健康向上的，就会抽出来，拿给我看。
当然，这是占了公家便宜，严格地说也是薅了社会主义羊毛，虽然不值几个钱。
我的书也因此源源不绝，根本看不过来。小朋友要和我拼书多，一般是拼不过的，他们拼的不是我，而是把书当“废品”卖掉的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争的。
当时，有些大人很看不惯我抱着大厚书的样子。他们觉得，一个上小学的瘦弱孩子天天啃大书，这是一种心机深沉的装B，对他们每天抠脚打麻将的生活是一种冒犯。
有一个阿姨上家里来，看见我在看《三国演义》，立刻有些鄙夷，说：“哟，你一个上学的人，还看小说啊。”她倒也居然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为了戳穿我的装B行为，她把书翻来翻去，精心挑了里面一个字，是檄文的“檄”字，问我认不认识。
操蛋的是，我还真不认识那个“檄”字！随即便被她一通羞辱，什么小孩子看不懂就不要看啊，看小说很影响学习啊，等等。
这件事，让年幼的我懊恼了很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偏不认识那个“檄”字呢！
二
能接触武侠小说，也亏了我妈。
她给我搞书的时候，“政治鉴定”非常粗糙，一般只看看标题，随便翻翻，没发现黄暴的就算审过了。被扣下来的书都是明显弱智型的，比如记得有一本老书，开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这样的她就扣了，说是神经病的书，“家里坛子上贴个 ‘福’字都要打掉，这样的大革命好什么好？”
其它的很多毒草，就都流到了我手上。
比如1988年出的《河殇论》，我就这样读到了。还有一些暗藏情色的小说，只要不是封面印着大波妹的，都可以过审。比如我的第一本两性启蒙书，《清宫十三朝》，就是我妈没细审就给了我的，大家感受一下：
“（杨）秀清一想，民女多是靠不住，只有天妹洪宣娇，素与交好，不如娶她过来……这时是个伏天，秀清饬制大凉床，穷工极巧，四面玻璃，就中注水，养大金鱼百数，荇藻交横，微风习习。秀清、宣娇裸体交欢，一对淫夫淫妇，只嫌夜短，不虑昼长……”
后来上历史课，就总想起杨秀清的豪华大凉床来。
还有一类能过审的，就是武侠小说。我读到了人生第一本武侠小说，叫《金麒麟》，1987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后来搞丢了，最近我又在旧书网上淘了一本，作为纪念。
还有一些金庸的连环画，《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之类，那是人生第一次接触金庸。我惊奇地发现，这些连环画的文字都特别精湛，很见功力。
后来才知道了原因：那特么都是金庸小说里的原话。能不精湛吗。
当时，很多孩子都有父母半开玩笑地给开的一个户，存上一点小钱的经历，我也有。家长有时候给存一百，有时候给存五十，说是我的钱，然并卵，最后这钱他们都取去用掉了。
但是我妈给我薅回来的书，读进了脑子里，谁也取不走，我感激她给开的这个户头。
三
到了中学，随心所欲看书的自由时代宣告结束，阅读的环境变得严峻。
家长开始意识到武侠小说害人了，看见我的盗版《神雕侠侣》，“侠侣”二字让他们很不安，封面还画着一男一女一禽兽，其乐融融，更加让他们胆战心惊，于是坚决禁绝。学校里，老师更是严厉打击武侠小说。
我把武侠小说东躲西藏。金庸老爷子被塞在褥子底下、家里的挂画背后，反正周游了家里所有阴暗的角落。这些书大都是租来的，一本押金20块，一旦被缴，我将损失惨重，直接面临资金链断裂、破产崩盘的危险。
一些同学为了读金庸，还付出了血的代价。楼上的3班，女老师缴到一批金庸小说，让肇事学生割破手指头，在保证书上按血手印，发誓和金庸划清界限。
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们金庸迷艰难地生存着。终于有一天，危机达到了顶点——
王朔、何满子相继在报纸上炮轰金庸，说金庸小说是“鸦片和妓女”。我们感觉遭到围剿，四面楚歌，世界眼看要崩塌了。
我坐不住了，我不敢惹班主任，我还不敢惹你们何满子吗？
登何满子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我搞了几张信纸，洋洋洒洒写文章骂了他一通，郑重贴上邮票，信封上写“投稿声援金庸”几个大字，寄到《光明日报》社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