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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一个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女人（完整版）

大家-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美文 · 2017-04-27 18:07

正文

文 | 邵建

她就是被梁启超恭为“近世第一女杰”的罗兰夫人（1754-1793）。此夫人临终前的一句话比她本人更流传：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793年11月10日，寒风凛冽的冬天，巴黎杜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之间，有一大块空地，当时叫革命广场，现在是协和广场，广场中心有一架高高耸立的断头台。断头台有意架高，为的是让四面八方的人都能看得到。

1792年，断头台开始工作。不久它就成了巴黎人的兴奋点。每一次重要的行刑都是一次盛大节日，断头台像磁铁一样，把男人、女人、儿童、老人从城市各个角落吸附而来，密密匝匝，蚁簇在自己四周。

这一天是罗兰夫人的行刑日，从路旁到刑场，看客自然不少。当她走上断头台上凝视对面一座同样也是高大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VS断头台，如此吊诡，谁更能表征法国大革命），不禁叹息出警句般的感慨。

其实，罗兰夫人的感慨并不准确，只是当时她所面对的是自由女神之像，随机而已。罗兰夫人一生的追求，包括她所支持并成为其灵魂的吉伦特派的追求，甚或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追求，其核心都不是自由而是平等。自由，从来就有，专制才是后天。正如平等是后天的，不平等和自由如影随形一般却是天然的。甚至恰恰是自由导致了事实上的各种不平等（自由与平等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它们只能此消彼长，或有限调节）。

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兰西，自由（指私人生活）并未构成问题。尽管是专制制度，但传统专制是有限专制，一般不干预私人领域。同时，从路易十五到路易十六，几十年下来，基本上推行的是开明专制。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可以表征当时法兰西的自由状况。

不妨假设，罗兰夫人面对的不是一座自由雕像而是平等雕像，她是否会这样说：平等，平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会乎哉，未必也。

根据她一生的经历、行迹包括心志，她一般不会这样说。但，纵观法国大革命，它的致命之处，不在自由在平等。整个大革命的发生就原发于平等的冲动而非自由的冲动。

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是“第三等级”，称谓本身就昭示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第三等级承受了几乎整个国家的税赋，但在国家政治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当贵族和国王因税赋闹得不可开交因而只好召开全国三个等级会议时，第三等级等来了机会，它也抓住了机会。这时自由对他们来说不是他们一直享有的个人自由，而是始终未曾有过的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亦即政治权利（和权力）的获得，显然在当时是属于平等诉求的一部分。

罗兰夫人1754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珠宝雕刻匠的家庭（闺名玛侬）。这是一个典型第三等级家庭，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菲利普）则是一个满腹牢骚的无神论者。受当时启蒙运动的影响，父亲很是抱怨自己的女儿如此聪颖，但却注定要过等级卑微的生活。

那个时代的巴黎男子已经半数识字，因此纸媒作为一个行业蓬勃兴起。当然，巴黎市民读的一般不是启蒙思想家的专著，而是那些宣传性的文人小报和当街派送的各种小册子（正是它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煽动作用）。

面对贵族的无知傲慢，再加上这些小册子的宣传发酵，菲利普（们）对社会生活的不平等越发难以忍受。以至当他拉着小玛侬在街上行走，面对那些扬长而去的贵族马车和车上花团锦簇的女眷，菲利普先生愤恨如此：凭什么她们坐在舒适的车子里，而我们走在酷热的大街上，还得给她们让道。生在这样的家庭，可以想见，小玛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不止是影响。一次，小玛侬随同她祖母去拜访一位贵族。那位贵族夫人在接待她们时连座位都没站起，只是懒懒地抬起眼皮，客气但冷漠地打了一个招呼。仆人对主人的客人倒是毕恭毕敬，而主人自己对客人却如此冷淡：这一对比在自尊心极强的小玛侬的心里划上了深深的痕迹。玛侬有一次获得了在凡尔赛宫度过大约一星期的机会，王室的奢华，王后的高贵（王后安托玛丽特还比玛侬小一岁），权臣的谄媚，仆人的卑微，各种强烈的对比，使玛侬感到自己与这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这是母女间的对话：

　　女儿这趟玩得开心吗。

　　是的，当它结束时我很高兴。

　　难道你在那里受到了什么伤害。

　　不。那里的一切让我感到不公正：小玛侬很平静。

玛侬的父母非常注重对女儿的教育，从小就让她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特别是一年多修道院的生活，与世隔绝般的静谧，除了早晚的祈祷功课，不喜游戏玩耍和交往的玛侬，把时间悉数交给了阅读。于是，读书与冥想几乎构成了小玛侬少年生活的全部。

她的阅读相对集中在遥远的古代，那些希腊和罗马的共和英雄们，成了玛侬的精神仰慕。“她安静地独坐窗前，开始阅读《公正的阿里斯提得斯》，阅读提米斯托克利的《斯巴达人的美德》，阅读布鲁图，阅读《格拉古兄弟的母亲》。”[注1]当然，读的最多的是普鲁塔克，这位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作家。古代英雄们的业绩如此打动了玛侬，她经常忘记自己是个女子，而渴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经常长时间地沉浸在自己的缅想中，以至自我感动。

20世纪初法国历史学家、法国革命研究者路易·马德林（又译马德楞）曾经把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放在一起作传。谈及罗兰夫人时，马德林指出：“她疯狂地喜爱阅读，什么样的书都看。对普鲁塔克的研究启发她马上就成为一个具有英雄气概和共和思想的人。”[注2]普鲁塔克的写作是传记文学。他的《比较列传》（又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对法国大革命中包括罗兰夫人在内的吉伦特派产生过重要影响。

马德林转引过罗兰夫人在牢狱中的自述：“‘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青春情怀首次喷薄而出，曾经为我没有生为斯巴达或罗马的公民而哭泣。我原以为能在大革命中，看到养育我长大的那些原则得到应用。但至今都毫无希望。’” “后来，她又遇到了伟大的卢梭，日夜阅读他的作品——从《社会契约论》到《新爱洛伊斯》，全都通读过。卢梭立即对她在所有方面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她的头脑、心灵和情感。她借鉴了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这有朝一日使她在一场政治危机的高潮阶段，成为这场奇异戏剧的女主角。”（引同上）

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小玛侬已经成了罗兰夫人。她的丈夫罗兰出身贵族并大她20岁，曾为当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撰过稿。虽为人妻，但罗兰夫人仍好读书，正如她写给密友的信：哪怕是在为夫君做饭时，手上还是离不开普鲁塔克。

1790年间罗兰夫妇从里昂来到巴黎，因为罗兰本人被里昂选为国民制宪会议的代表。此时巴黎已经成为法国政治漩涡的中心，令人眼花缭乱的事变与斗争像潮涌一样使罗兰夫人身不由己裹挟其中。她从小就感叹自己没有生在希腊罗马那样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英雄辈出。不意这样一个时代千年以后辉煌重现，就在眼前。

巴黎的制宪会议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罗兰夫人当然没有放过。在她看来，那些右翼的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王党，贵族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在议会中的表现总是那么风度儒雅，显得极有教养。相反，那些出身卑微的第三等级代表发言时有的还略带羞涩，呢呢喃喃。这样的反差让罗兰夫人深感羞辱。因为她自己养成的品味和习惯都是贵族式的，但原则上她却站在第三等级一边。

这是一种撕裂。罗兰夫人是女性，那个时代的女性还没有政治权利。她无法像男人那样在议会里抛头露面，议会不是她的舞台。

好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主要指已婚的贵族女性和知识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舞台，那就是她们自己的家。不，是家里的“沙龙”。沙龙原为意大利语，即家中的客厅。这样的客厅只有当时的上流社会才有。以前只是家庭里迎来送往的一个空间；但从17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开始，它就从私人空间逐渐转化为一个具有社交性质的公共空间了。

出入这个空间的大抵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他们谈论的话题大抵是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政治、时事等。主持这个沙龙的往往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人都是出入各种沙龙的常客，他们不少著作文章的灵感就来自于沙龙。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沙龙数量锐减，沙龙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可是随着罗兰夫妇来到巴黎，一座著名的沙龙诞生了，它和当时一个著名的政治流派“吉伦特派”联系在一起。主持这个沙龙的当然就是魅力四射的罗兰夫人。

罗兰夫人魅力何在，是长相，还是气质。这里且看她对自己的描述：“14岁的时候，我大概五尺高，已经完全发育，有漂亮的大腿，娇俏的双臀，高耸的胸部，窄薄的双肩，身姿优雅，步伐轻盈……”这种描述看来很自恋。但也有自省：“我的脸倒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肌肤幼嫩柔软，表情丰富生动。如果只是评价我的五官，那么你恐怕会怀疑这哪有什么美感可言，……嘴巴太大，……眼睛正相反，……我有时会比较顾虑自己的鼻子，对我来说它还是显得大了些。”

但，且慢，如果真的相信这样的文字，那正落入夫人的窠臼。将欲扬之，必先抑之：岂止古代老子。嘴巴大吗，不。“比这更漂亮的双唇一定不计其数，不过却很难见到这样甜美迷人的笑容。”眼睛小吗，是的，“有些嫌小却引人注目。灰栗色的瞳孔摄人心魄。它们释放着开放、活跃而热情的力量，时时映射出内心的波澜起伏。精心修剪的赤褐色眉毛和发色浑然一体，让这幅图画变得更加完整。这张骄傲而认真的面孔，有时会引起惊讶，不过更多时候却能启发信心和兴趣。”[注3]

这不是一般女人的自恋，而是一个文学女人的自恋，自恋得如此文学。不过去掉这里的文学性，客观地说，她只是身材翘楚而容貌一般。但，容貌只是形，比形更重要的是神。神采的魅力，哪怕惊鸿一瞥，哪怕回眸一笑，都比自然的漂亮更吸引人。只是这神采不是得自先天而是后天。自小就浸泡在古典阅读中她，从书中耳濡目染，自然形就了她那华而不俗的气质与神采。

如果她的谈吐举止、待人接物和贵族一样彬彬有礼，身上没有第三等级的一丝痕迹；那么比贵夫人精彩的是，她们中有许多的附庸风雅、浅尝辄止、矫揉造作，这些玛侬一概无有。更兼她还有超越那个时代一般男性的特点：头脑清楚，思路开阔，看问题锐敏，尤其是语言表达远胜常人。

因此，不管来什么人，她总是自己沙龙中的主角，她的气场总能辐射到沙龙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已经习惯或自觉环绕在她身边，一边倾听她的见解，一边注意她的风采。只是来此沙龙的人亦非平庸，马拉来过，丹东来过，罗伯斯庇尔来过，吉伦特派中的布里索、韦尼奥、蒲佐、佩蒂翁等一干人都来过。他们都是那场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甚至是领袖。

罗兰夫人生就是文学中人，只是这种文学才华没有用在文学上，而是用在政治上，这是致命的倒错。文学与政治，是两种不同规则的游戏。文学上的长处，可能是政治上的短处。良好的文学素养让她对人对事对历史对政治都有良好的直觉。直觉可贵，只是在判断上并不保证对错。

直觉上，她很不喜欢粗鄙而缺乏绅士气的丹东，也不喜欢有时显得阴郁的罗伯斯庇尔，更无论只会喧嚣的马拉。不喜欢就排斥，就很敌对，这种任性，政治上就很可怕。这是她对雅各宾三巨头的评价：“丹东才是运筹帷幄之人，罗伯斯庇尔不过是他的玩偶，而马拉的作用则是煽风点火。”[注4]因此，最后在她沙龙里留下来的就是声息相通的吉伦特派。而离开这个沙龙的罗伯斯庇尔、马拉等，后来把吉伦特派连同她送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中有三个著名的政治流派，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原先这三派都属于广义的雅各宾派。1789年10月上旬，制宪会议从凡尔赛宫迁至巴黎，来自各地的议员习惯在议会附近的雅各宾修道院聚会，彼此交通消息，讨论议题。这就是广义的雅各宾派。但随着1791年6月路易十六出逃事件的发生，下一步法兰西往何处去，广义的雅各宾派产生了内部分裂。后来被称为斐扬派的一群，如拉法耶特、巴纳夫、拉梅特等，维护王权，坚持走英伦君主立宪的道路，因而与后两派不合。他们于1791年7月16日自动退出雅各宾，改在街对面的斐扬修道院集会，故称为“斐扬派”。

斐扬派退出时，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还是一家。如果斐扬派可以称为英式的“立宪派”；那么吉伦特派则是美式的“共和派”，狭义的雅各宾派乃是地地道道带有本土色彩的“民主派”。共和与民主古代同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好的民主政治称为“共和制”，不好的共和政治才称为“民主制”。撇开它们原初的差异，当历史进入由英伦开启的政治现代化时，共和与民主大致可以视为同义。在政治学上，共和或民主主要与传统的君主相对应。因此，在国体选择上，非君主即民主（亦即共和），没有中间道路。在反对当时斐扬派的君主立宪这一点上，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无疑是一致的，它们是推进共和政治的盟友。直到共和成立之后，两者间的冲突才变得无可调和。其缘由是，吉伦特的共和是美式精英共和，雅各宾的民主是以“无套裤汉”为主体的大众民主。到了1792年10月10日，他们的冲突愈加激烈，以至布里索等被逐出雅各宾。这一派成员被后人称为“吉伦特派”。

吉伦特派，顾名思义，其成员都来自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吉伦特省，甚至他们更多来自该省省府波尔多，这是个盛产阳光和葡萄包括葡萄美酒的地方。但，该派更是一种理念的聚合，如共和理念，便是吉伦特派的集体诉求。因此，吉伦特派的核心成员如布里索、佩蒂翁、蒲佐、罗兰夫妇、孔多塞等俱非吉伦特省籍。它和斐扬派、雅各宾派不同，不是号称俱乐部，不是在俱乐部聚会，而是聚会在罗兰夫人的客厅。这是一个沙龙性质的政治社团。他们没有领袖，但有核心和灵魂。布里索往往被视为该派核心，罗兰夫人则是此一派的灵魂。所以吉伦特派当时被视为“布里索派”或“罗兰夫人派”。罗兰夫人作为沙龙主角，也被比喻性的称为该派的“无冕女王”和“伊吉利娅”。

吉伦特派和罗兰夫人走到一起是有缘由的。该派议员主要由年轻的文人和律师构成（雅各宾派也是）。他们没有从事过实际政治，也没出过风头，更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在纸上讨生活，以文字为生涯，帮别人打官司，是这个流派的特点。“因为对古罗马、基督教时代的罗马敌人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一切的强烈热爱，吉伦特派狂热地崇拜古代异教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笃信卢梭的理论，但在这一点上和他却不同，因为几乎他们都是无神论者，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普鲁塔克对他们的影响比卢梭更深，部分源自学习普鲁塔克著作取得的信念，使他们因过度的理想主义情感产生了共和思想。1791年秋，他们上台的时候，依然‘容忍’着君权，……但在根本上——即使只是出于文字效用产生的结果——他们的思想除了共和主义别无其他。”[注5]罗兰夫人九岁前就迷上了普鲁塔克，后来又自悔读卢梭读的太晚。在这一点上，吉伦特派和她委实是共一个精神谱系，都是古代普鲁塔克和当代卢梭的信徒。这两者构成了他们信奉共和主义的思想资源。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当布里索认识罗兰夫妇之后，陆续把佩蒂翁等人介绍给沙龙。他们本来走得就靠近；“但只有当一位中产阶级的娇小淑女从里昂来到巴黎后，这个党派才真正成形。这位女性最终成了这个党派的伊吉利娅，原因很简单，吉伦特党人发现她激动的个性当中，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性情，而且他们的全部野心、思想、激情和幻想都得到了强化，她被视为能够给这些杂乱无章地投身政治的诗人们，注入他们极度缺乏的强烈意志和组织精神。”[注6]

马德林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对吉伦特派多有批评。不独把他们揶揄为“波尔多的罗马人”，而且把他们上台后所在的立法议会称为“罗马议会”。这拨来自葡萄酒乡的国会议员看起来是政客，本质上是具有酒神精神的诗人（罗兰夫人何尝不是）。他们共同把普鲁塔克笔下的罗马共和给诗化了。普鲁塔克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塑造笔下的人物，就其事迹而言，马德林称其为“伪”，其实是虚构。因此这样的作品不是历史作品而是就历史展开的文学性作品。波尔多人把文学当历史，并试图让这段被他们误读了的历史在自己手中实现。这除了是对古代历史的传奇化想象，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浪漫化追求。

追慕普鲁塔克的同时，波尔多人同样醉心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这是一本最为充分强调“人民主权”的小册子。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人民，没有君主，也没有贵族，大家政治地位平等，都是立约者。这种由无差别的全体立约者形成的国家无疑能够诠释共和的完美。但，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国家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无法按照卢梭的设计而形成，因为君主与贵族都是历史的存在，不可能一下子从现实政治中抹去。卢梭契约论中的国家乃是属于卢梭自己的理想国，它是纸上的模型，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这样的设计体现了哈耶克批评过的“建构理性”，它可以是逻辑的，但注定是反历史的。如果只是在政治沙盘上推演，无妨。但不宜付诸实践，更不能付诸像法国那样有着长期君主传统的国家；除非在推行这种契约理想时把国王贵族给消灭。然而我们看到，波尔多人正是这么做的。贵族逃亡了，国王也推上了断头台。法兰西天下大乱，乱自共和。这首先就是波尔多人的作业，当然雅各宾人更激化了它。文人握政，长于建构理性，更兼以政治浪漫主义的冲动，因而往往只顾“意图伦理”而鲜顾“责任伦理”。在意图伦理的层面上，波尔多人的共和政治是普鲁塔克+卢梭（一个为其提供历史依据，一个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但以责任伦理检视其作为，无论是共和的推进还是后果，都给法兰西带来贻害人类的灾难。

法国大革命和海峡那边的英伦革命尤其是“光荣革命”不同，它是把政治革命充分社会化，以发动民众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卷入本来应该只是在上层发生的政治革命。这种革命是要把文明社会兜底掀起，打破既有的一切秩序，重新建构。惟其如此，这种革命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可以构成一个时代最炫目的风景。但这种革命需要全员发动，一旦发起便难以收住。

本来革命已经在巴黎之外的凡尔赛宫进行，这是三个等级包括君主在内的博弈。但巴黎民众一旦卷入，局势变得就不可控。看起来民众帮助了革命，但，让民众走上街头易，让街头回归平静难。年轻孟浪的巴纳夫们其实也是激进主义的推手，后来终于意识到这一点。这拨拥戴君主立宪的斐扬派，在宪法将要问世时，急切地呼唤革命刹车。

1791年7月15日，巴纳夫（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席，后又被选为国民制宪会议议长）在演说中说：“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恶的行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注6]这是那个狂热时代中的理性，可惜他们的对立面却挽起袖子要继续革命，而民众又在他们那一边。

这个对立面首先就是吉伦特共和派。在革命的段次上，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到1791年9月30日制宪会议闭幕，可以把这两年多的时间视为革命的一个段落。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巴纳夫认为革命完成了。可是，还处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的布里索派不干，他们要在革命的道路上再走下去，把君主立宪变为共和。

这是共和主义的革命。和一百年前的英国“光荣革命”相比——英国人不堪英国革命后“共和”的困扰，几乎是用政变的方式（不惊扰社会）完成君主立宪的“复辟”，从而保证了英伦以后几个世纪的稳定——法国人在风雨飘摇中刚刚完成脆弱的君主立宪，却不思稳定局势；反而要推翻王权，把共和当作第二次革命。

共和，共和，多么抒情的字眼。没有君主，没有贵族，人人平等，人人都参与国家大事，共襄盛举。还是1789年7月，哪怕就是激进的雅各宾也没想到共和；但罗兰夫人在外省却祈祷共和的到临。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她发现自己没有看到她想看到的改变，于是从里昂写信到巴黎，批评那些政治人物：“你们让自己忙于克服市政问题……，而且正在允许那些会给你们带来新的可怕打击的人逃过一劫。你们都还是小孩子，你们的热情只是昙花一现，而如果议会还不能将两位头戴冠冕的人送去正式审判的话，你们就该去做这件事。”[注7]

君主立宪框架下，国王是虚君，但他同时也是不可侵犯的，遑论审判。国王只要走上审判席，即意味君主立宪的解体，甚至国王生命的丧失。后来历史正是如此，但此刻已见罗兰夫人的心志。两年后（1791年），路易·马德林指出：“虽然吉伦特派自己仍然充满激情，但就他们的政治观点来说，还有些犹豫不决，而尽管他们拥有共和主义的愿望，但还没有走到推翻君主制的地步。娇小的玛侬及时赶到，煽动激情的火焰，并且促使他们让自己的计划到达不可避免的结局。”[注8]

玛侬似乎成了法兰西共和精神的引领。除了对罗马共和的向往尤其是对共和理念的憧憬，吉伦特人并不知道一个有着长期君主传统的国家如果骤然共和会带来什么。文人出身的他们，只要理念无论其他，甚至正因为没有政治经历和经验，他们无法评估他们的行动将给这个民族包括他们自己带来的后果。

当他们有机会进入内阁时，一边狂热地向欧洲挑战，发动战争，输出革命；一边又转过身来高喊“祖国在危机中”，为以此为伏笔而到来的恐怖张目。他们或许也会想到王室的力量，但这不妨他们推进共和的计划，哪怕这个计划分裂法国。这是罗兰夫人的自述，当罗伯斯庇尔的认知还停留在共和的门外时，共和已成为吉伦特人的主题：“布里索的圈子是由罗兰夫人主导的。在她的会客室中，这个小集团变得更加野心勃勃。

▲ 罗伯斯庇尔

眼下，他们开始为法国至少一部分地区设计共和政体了。‘我们经常交流，’她说道：谈到关于南部卓越的精神，那些省所拥有的能量，如果王室可以制服北部和巴黎，那么南部将为建立共和国提供便利条件。我们拿出地图，绘制出边界。塞万尔（战争部长）研究了军队的位置，我们计算了可能调动的武装力量，探索了各种组织补充力量的方式。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想法，总结了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支援。”[注9]

一群不懂政治与军事的文人和女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把国家政治当沙盘，指点江山，舍我其谁：还有比这更荒唐但却充满诗意激情的场景吗。不幸这拨法兰西的乃至全欧洲的最早的“政治浪漫派”不但运筹沙龙之中，并且决胜议会之外：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法国大革命中的斯塔尔夫人是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先驱，她是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内克尔的女儿。当时她在巴黎也有一个沙龙，不过那是斐扬派人士常去的地方。斯塔尔夫人虽然是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但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她在政治观上却是一个很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她的立场倾向于君主立宪。针对激进派的共和主张，她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从历史出发予以评论，认为：“没什么比创造一个全新的制度更加困难了，所以将一个制度嫁接到另一个制度上是必须的、也是常有的。”[注10]

这里，前一个制度是共和制，后一个则是君主制，通过立宪的方式嫁接，而不是把君主制一举扫荡，这就是君主立宪的主张。该主张是改变传统而不割断传统。其实，君主立宪不过是共和的另一种形式，只是未以共和之名出现。

但，理念派同时就是名词派，每一个名词的所指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要在自己手上创造崭新的历史，正是要用新的名词割断历史残留的尾巴，怎么能接受冠以君主的立宪呢。何况除了普鲁塔克和卢梭，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共和不是提供了现实的例子吗。法兰西学远不学近，但却忘了法兰西的传统近于英吉利而远于美利坚。斯搭尔夫人进而指出：“制宪会议完全把法国当成了没有任何过去的殖民地来对待；但是只要过去还存在着，它的影响便无人可挡。法国人民已经厌倦了第二阶层贵族人士，但是不管在过去还是以后，他们对这些历史悠久的姓氏都是心怀敬意的。我们应该利用人民的这种心态去建立上议院，再逐渐废弃所有伯爵、侯爵之类的头衔。如果这些头衔和历史职位再无关系，它们听上去与其说是头衔，倒不如说是绰号。”（引同前199-200页）同理，立宪框架下的君主头衔也是先实后虚的，所谓虚君。这本是符合法兰西历史实际的现实主义策略。

罗兰夫人自小痛恨君主制，连带痛恨国王夫妇，以至要把他们送上审判席。君主没了，君位也就不存在了。她因为她的识见并不清楚君位存在的意义。君主可以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君位。当时立宪派甚至议论过放弃路易十六而扶持路易十七，但他们不肯放弃的就是君位。

从克洛维时代开始，君主制已经有一千年多年的历史了。对法兰西来说，君位即秩序。如果不事煽动，这是人人认可并愿意服从的秩序。但，巴士底陷落后，君位摇摇欲坠，整个法兰西已经脱序。一个脱序的社会比专制更可怕。因此斐扬派的用力就是恢复秩序，而且只能在君主的名义下。另外重构一个秩序比如共和不是不可以，但必然面临长期的乱局。君主立宪秩序下的君主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法律限制已经不能专制，二是作为秩序的化身它不可侵犯。就后者言，正如后来的本杰明·贡斯当指出：在关乎秩序和自由方面，受法律认可的虚构（不可侵犯性）是必须的：“你们关心的对象，你们怀疑的目标，永远不可以是他。他无俗念，无瑕疵，不纵容大臣，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居于风暴之上的一股冷漠中立的势力。”[注11]

▲ 攻陷巴士底狱

立宪君主就是这个不可侵犯的中立势力。它是超越不同党派之上的第三种势力，起着政治敌对之间的缓冲作用。没有这个缓冲，两党斗争狭路相逢，找不到退让空间，只能你死我活。尤其是在君主传统成为习惯的民族，骤然共和，人人都想当草头王，这无异把社会推向板荡与溃败。不幸法兰西正是如此，君主失位，吉伦特和雅各宾，陷入无法不陷入的死战。共和一年光景，他们就在断头台上见了分晓。只是上了断头台的罗兰夫人和吉伦特人还是不知道，他们厌恶的王权是可以保住他们性命的，使他们丧生的恰恰是他们求仁得仁的共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罗兰夫人等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后那天晚上，吉伦特派相聚在罗兰夫人家，欣喜欲狂地庆贺人民自由的诞生。……吉伦特派享有盛名的演说家韦尼奥……在晚宴结束时，他倒满酒杯，举杯提议为共和国的永垂不朽干一杯。罗兰夫人头脑中一直充满着对古典作品的回忆，她手中拿着一束花，在韦尼奥的酒杯中，撒下一些玫瑰花瓣。韦尼奥一饮而尽，然后声音低沉地说道：‘今晚我们应该喝下我们酒中的柏树叶，为一出生就沾满大屠杀鲜血的共和国干杯，谁知道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呢。什么都不管了，如果这酒是我自己的鲜血，我也宁愿对着自由与平等一饮而尽。’”[注12]这场面既悲情又浪漫，但更残忍和不负责任。什么都不管了，可是共和国一出生就沾满大屠杀的鲜血，是谁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吉伦特人自己可以死去，为他们的理念；但他们（包括雅各宾）没有权利把一个民族带到血污的地沟里。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9月22日又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共和主义胜利了，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也开始了。正如韦尼奥所言：它一出生就沾满大屠杀的鲜血。这便是法国大革命史上最邪恶的一页即1792年“九月大屠杀”（具体言是9月2日到9月7日）。短短数日，仅巴黎一地，被屠戮者最多达至1400人。这是笔者曾经摘引过九月大屠杀的记录，挂一漏万，不妨再次征引：

“1792年9月2日星期日下午，24名被送往圣日耳曼德佩监狱的神职人员遭到暴民袭击，最终被杀害。

当晚，经过非正规审判，教堂内其他122名囚犯也被宣判了死刑，他们被带至教堂外用长矛刺死。

关押在圣衣会修道院的包括阿尔勒大主教和桑特及博韦的主教在内的大约150名神职人员被杀害。

关押在夏特勒的200名小偷和债务人被残杀。

9月3日星期一，关押在拉福尔斯的王后的朋友徳·朗巴勒公主和其他囚犯惨遭屠杀。公主的头颅被挑在长矛上，在马亥区中世纪城堡坦普尔堡的窗前示众，王室一家此刻就被关在这座城堡里……

9月4日星期二，关押在萨勒贝特里埃被指控为妓女的35位妇女被强奸并杀害。”[注13]

这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判的民间私刑，巴黎陷入无政府，成了一个杀人的魔窟。试问，即使路易十六专制，巴黎出现过这种非人伦的惨剧吗，但它就是法兰西共和的奠基礼。1793年是法兰西共和元年，但也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的年份（想想雨果的《九三年》）。这一年工作最辛苦的就是断头台。

▲ 九月大屠杀

断头台1792年4月最初使用，当时被刑的还是少量的刑事犯。但共和以后，人头滚滚而落，而且都是政治犯。所以，断头台才是法兰西共和的真正的标志。共和追求政治平等，法兰西共和的政治平等最典型地就体现在断头台上。路易十六夫妇死于斯，吉伦特派死于斯，罗兰夫人死于斯，丹东死于斯，罗伯斯庇尔亦死于斯……

共和不久，吉伦特派几乎很快就开始断崖式失势。吉伦特派的特点是出入沙龙里讲演议会中；但雅各宾人不然，他们的阵地是广场，因此民众都围聚在他们周围。种瓜得瓜，吉伦特派要的是以他们自己为主导的精英民主，雅各宾贯彻的则是包括底层普罗在内的大众民主。

既然共和是将政治权力委托给全体人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声张的也是大众参与的直接民主；那么，这样争斗的双方，哪一方才能刺激民众的权力意识从而把民众操控在自己手里呢。革命年代，谁抓住了民众，谁就抓住了历史。

1793年10月，雅各宾控制的国民公会和革命法庭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注14]

这是一个简短的叙述，其中多少血腥和壮烈的场面被省略了。革命本不需要法律，革命法庭不过是为杀人安排一个过场。因此吉伦特派连罪名都不明确就上了断头台。接着就是罗兰夫人，谁都知道她是吉伦特派的同党，又是精神核心。那个时代的女人无以从事政治，但罗兰夫人通过男人做到了这一点。罗兰先生是内务部长，他的才华远不及妻子，因此这个部长有一半是罗兰夫人充任。她同时还通过波尔多人掌控议会，议会中的议案有不少也是出自她的命意。

因此，吉伦特的命运就注定了她的命运。她并非不可以逃脱，如夫君罗兰一样；但她还是选择了面对。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她自己选择了断头台。1793年11月10日，离吉伦特派上断头台也就十天，带着各种好评和非议，罗兰夫人坦然地走了上去，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她的夫君罗兰已经逃亡外省，闻此噩耗，倚在树上，用一柄细长的剑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不应忽略这样一个细节。在押送刑场的马车上，罗兰夫人的身边是一老者，因为恐惧而浑身发抖。罗兰夫人一直用手臂撑着他，不让他倒下。当断头台上的头颅一个个掉进下面承接的篮子里时，血污满地。轮到罗兰夫人了。她主动把先死的权利让渡给这位老者，以免延长他生不如死和不忍目睹的恐惧。

PS：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的死，无疑是一幕悲剧。对此，路易·马德林的评价很中肯：“殉难者。是的，他们赢得了这个头衔，但他们也成为自己幻想和轻率行为的牺牲品。他们的死激发了我们的怜悯，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死在自己手里，或者毋宁说是死在自己的言论上。他们受到激进思想的雄辩，引起了风暴，而最狂烈的风暴席卷了他们。他们对流血感到悔恨，但正是他们在1792年危险的宣讲开启了闸门，使得血流成河。因为最终，他们自己和那位他们如此钟爱的女子的鲜血也流了出来，而且正因为到最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卑鄙或残忍的成分，我们会带着遗憾记住他们……”[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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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郭继兰译abbott《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注2：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1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3：转引张雅楠译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193页，商务印书馆2015

注4：转引姚历译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雅各宾》（Ⅲ）182页注3，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5

注5：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0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6：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1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6：马胜利等译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4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7：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1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8：冬初阳译路易·马德林《法国大革命人物传》11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注9：张雅楠译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240页，商务印书馆2015

注10：李筱希译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上）19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