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名受害人自述性骚扰行为分析，米兔是否大鸣大放

编者按：今年七月，“Metoo”（米兔）运动的燎原之火终于烧到了中国的各行业。从4月份开始，原北大教授沈阳性侵事件使得一批学术界的性骚扰、性侵案得以曝光。7月份以雷闯、章文性骚扰事件为导火索，网络上迅速曝光出一批公益界、媒体界、文化界中涉嫌性骚扰的名人。借着这场浩浩荡荡的“米兔”运动之势，种种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事件不断被揭露，人们开始认识到性骚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引发了对于女性社会生存环境的思考。

但随着爆出越来越多案例，也引发了一些争议。7月28日，一篇疑似学者刘瑜写的文章《关于Metoo》在微信朋友圈流传。该文质疑“米兔”运动在中国发展过度，认为“诉诸网络鸣放”不如“诉诸法律”，并提出这种依靠社交媒体进行申诉的途径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一时间，驳斥和支持刘瑜的声音充斥于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争议的焦点总结如下：

1. 性骚扰案带偏了疫苗事件的热度，使人不再关注疫苗事件。

2. 通过互联网举报性骚扰会导致过度举报，造成冤假错案。

3. 不同骚扰情节的人应得到不同的量刑。而通过互联网举报的方式，会导致情节严重性不同的人，被网友放在一起进行等量“道德审判”。这样对那些情节不太严重的人有失公平。

4. 如果被性骚扰者被骚扰时不拒绝，却在事后来告发，这是否也对骚扰者不公平？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公共讨论的基础应该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想象。米兔运动有没有在七月份带偏舆论？哪些被指控人的行为更严重，哪些不太严重？哪些人在被骚扰时拒绝了，哪些人没拒绝？如果我们对上述事实性问题都含混不清，则无法更准确地判断这场中国的米兔运动有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

所以这一期核真录就来为您厘清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尽可能收集了从今年7月1日至28日通过互联网、媒体发布的所有可获得的性骚扰、性侵案例。一共有18人在此期间被人举报，涉及50名受害人。我们为这50个案例建立了完整的数据库。希望以此帮助大家对争议点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当然，由于搜索的时间和渠道有限，不排除出现遗漏的情况。

（没耐心的可以跳过这部分，拉到下面看结果）

【六大变量编码】

我们将每个案例分成六大类变量进行编码。分别是：1.受害人信源是否可定位。2. 事发时受害人与被举报者的关系。3. 举报的途径。4. 受害人自己报告的遭遇的性骚扰行为。5. 在被骚扰过程中是否有反抗、拒绝过。6. 遭拒后，被举报者是否中止了侵害行为。下面，我们来介绍其中几个重点变量编码的标准。

【信源是否可定位】

在这里我们不以是否“实名”来判断信源，而是以是否“可定位”（identifiable）进行编码。这是因为有的当事人虽然没有告知公众自己的姓名，但在向有关单位举报时是告知了姓名的。另有一些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告知其个人身份，但并未向公众公开。因此在编码时，除了明确实名举报的案例之外，对那些虽未告知其真实姓名，但可以追溯其工作单位、学校名称，或者是有其他人实名为其背书的，都编码为“可定位”信源。而对于无法通过其他任何信息来判断其身份信息的，编码为“不可定位”信源。

【五个层级的骚扰行为】

鉴于不同骚扰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对每个案例涉及的行为进行编码。在参考多个国际上对性骚扰行为区分的标准之后，我们将性骚扰行为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编码。具体编码标准如下：

注意，我们只对受害人在举报文本中明确报告的行为进行编码。对于他们未明确报告，但有暗示的行为，我们不做编码。例如，有的举报人在文中说：“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这种不做编码。因此大家在看结果的时候要注意，打勾的都是当事人明确在举报中提及的行为。但是没有打勾的不代表一定没有。

网络上之前有舆论批评7月份的MeToo运动声势过于浩大，将本该被更细致讨论的疫苗话题给带偏。所以我们在微信和微博平台查阅了7月份几个热点话题的指数趋势。搜索关键词包括：性骚扰、疫苗、周立波、汤兰兰。

我们发现关键词“性骚扰”的热度主要集中在7月23日至7月28日这段时间。7月28日之后迅速回落 （图一）。

而在7月21日到7月30日里，无论是在微博平台，还是在微信平台上，关键词“疫苗”的话题指数总体上都是高于性骚扰的。在以话题周立波、汤兰兰、疫苗以及性骚扰为关键词的指数比较图里（图二、三、四），可以发现，疫苗的热度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的热度。“周立波”关键词的热度指数在其中的几天也高于“性骚扰”的指数。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参与举报性骚扰的受害人信源。在50名受害人中，有一名受害人信息非常模糊，无法判定其是否可定位。在剩下的49名中，有36名是可定位信源，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其透露的姓名、工作单位、学校名称、社交媒体账号等多重信息来追溯这个人，占全部人数的72%。另有13人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关于她（他）自己的身份信息，占全部人数的26%。

在我们所统计的50起举报案例里，通过社交媒体途径来举报的有38起，占比76%。向所在学校举报性骚扰的有7例，占14%。通过媒体采访提供相关信息的有4起，占8%。而只有一例是向所在的机构（非学校）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在七月发生的这50起性骚扰举报案例中，社交媒体是最主要的举报途径，举报性骚扰的文章和图片主要来自微博平台和微信朋友圈的转发。

接下来我们还统计了这些被举报的性骚扰主要发生的关系渠道。结果显示，受害人与被举报者之间的关系以熟人关系为主，完全是陌生人之间产生的性骚扰很少。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工作关系进行的性骚扰。在50起案例里，有24例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包括在采访过程中，在谈公事过程中等。这里的工作关系还不包括同事之间。发生在同事之间的案例有5起。另有11起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骚扰。只有2起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骚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