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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二
雄安，这个小县城今天继续霸屏！
4月4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放话了，对如何建设雄安新区给出重大方向。
4月4日，河北省部级高官密集调研雄安新区，河北省委书记及新任副书记等赴雄安调研。
4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雄安新区不是迁都，也非再建首都副中心》，新华社发文《选址功能开发：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热点三问》。这些问答对象可都是"权威人士"，核心操盘手啊！
4月3日，大批外地公司商会等纷纷进驻雄安新区，想要洽谈业务。据北京某国家部委工作人员介绍，容城房地产开发或不再采取传统模式。
4月4日，记者发现，雄县“冻结”的并不止房产交易，国有土地和农村宅基地审批也早已被冻结。
4月4日，雄安新区建设快速落地推进，相关县将派工作组进村。上证报援引消息人士透露，驻村工作是为加强土地管理，着力规范建设行为。
如果说4月2日还仅仅是投资客躁动炒房客疯狂，那么4月3日和4日这两天，国家发改委、河北省政府、当地政府、开发商、企业、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方均大张旗鼓开始行动，今天核心操盘手纷纷发话！
当然，4月1日开始的房产热还在持续：
有媒体报道，4月1日开始的雄县房地产热还在持续。当地居民已经开始高价抛售房产，原本3150元的开盘价被卖到了3.1万元。雄安新区多名房产中介被公安人员追赶并控制，3人被送至警车上带走。一位在售楼中心门前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称，4月1日起，全城的公安人员出动，被派往各售楼处附近维持秩序。公安人员已经带走了一批炒房团，并查处了一家五证不全预售房产的开发商。
还有港股的疯狂，4月3日港股开盘，一场A股股市雄安概念股的预演精彩上演。
但做投资不能捕风捉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看清楚政策导向，看清楚这个雄安究竟要干什么，可能会有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
今天，雄安新区 终于亮底牌了！
“雄安新区”到底是准备干什么用的？“千年大计”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个“清明节”，全国人民一直在猜谜。民间有多种猜测，有迁都说，有副都说，有“两京说”。一言以蔽之：设立新区的通稿里使用的“千年大计”之类的超高规格词汇，让大家不相信这仅仅是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那么简单。
4月3日晚，认证为"《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微信号"人民日报评论"发表了题为《别让炒房矮化了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透露了真相：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雄安新区既不是一些人一厢情愿认定的“声东击西的迁都”，也不是在通州北京副中心之外再建一个“首都副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两天的连续重击，终于让我们能看清楚雄安新区到底准备怎么搞：
4月3日的人民日报 就雄安新区发表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的专访，4月4日 发表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的专访，再加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文章，雄安的底牌终于亮相了！
徐匡迪的看法不可小觑。央视新闻中，陪同领导考察雄安新区，戴墨镜的这位就是徐匡迪。
徐匡迪（戴墨镜者）陪同领导考察雄安新区
徐匡迪今年80岁，是钢铁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做过上海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徐匡迪透露的主要信息有：
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
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设立新区的首要任务...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专访里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
雄安新区的建设目标雄伟、前景美好，但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当年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所处的区域和历史条件不同。雄安新区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任务艰巨，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
“组长”和“副组长”在人民日报上的表态，向我们传达了以下重要信息：
1、雄安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没有迁都、副都的意思。
2、科创中心，是雄安新区的首要定位。或者说，它首先是中国北方的硅谷。但注意，北京的定位里有“科创中心”。
3、官方对建成雄安新区的难度是“头脑清醒”的，强调了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也就是说，需要几届政府的心无旁骛的共同努力，否则很难成功。
4、官方对雄安的定位是"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这是一种历史高度。雄安新区承担着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创新使命。“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也有一种可能性，如果雄安模式成功的话，不排除向全国范围推广该模式，以解决其他热点城市的大城市病，就和上海自贸区类似，成功后向全国推广。
既然首要任务是，承担北京非首都功能纾解，直白理解就是有一些东西必须要搬到雄安去。会是什么呢？人民日报的文章非常直白！
人民日报那篇“公众号评论”，则更为直白：其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2014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提出，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那么，非首都功能就是指与四个中心不相符的城市功能。
近年来，在北京的疏解清单中，已经按照“几个一批”对核心区和中心城区进行疏解，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
不过，目前北京聚集的诸多非首都功能，其实有很多属于中央调配的资源。比如，大量的央企总部都在北京，大量的部属高校和中央科研院所也都在北京。另外，北京也还部分承担着金融中心的功能。注意，这些都与北京的四个中心并不直接相关。
今天，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的采访透露了更多细节：
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集聚。支持新区从创新载体、运行机制、发展环境等方面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团队，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
目前，众多民营高科技企业将总部设在北京，比如百度、京东、奇虎360、新浪等。当然，北京官方定位中有“科技创新中心”。
所以，各位可以对号入座，自行匹配。
更多细节还是要仔细读一读组长徐匡迪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的问答，搜搜《徐匡迪：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雄安新区在规划上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水平》，相信雄安的底牌你就会看清了。
最后，我们用上帝的视角鸟瞰"雄安新区"，看看它究竟有怎样的神奇魅力。
延伸阅读：
怎样的变革才能称为千年大计？
来源：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作者：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引发举国上下热议。通知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我的记忆中，把设立一个新区称为“千年大计”，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以来，只有三峡工程建设曾被称为“千年大计”。
不“迁都”，何谓千年大计？
根据中国古都学会的认定，中国有十大古都，分别为北京、开封、南京、洛阳、西安、杭州、安阳、郑州、大同和成都。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秦汉以来则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也是战国时期燕国、辽、金、元、明、清的国都。北京作为战国时期燕国国都时，称为蓟；辽代称为幽州，后称南京，当时是作为陪都；金的时候称中都；元朝时称大都；明朝永乐之前叫北平，即平定北方之意，永乐之后及清朝都叫北京。
北京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而且，这70年的发展速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辐射影响力，都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然而，北京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如城市的发展模式是摊大饼，目前已摊至六环，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汽车数量暴增带来的尾气大量排放进一步加重了空气污染，城市已不堪重负。
北京作为首都，按帝王时代的城市布局发展下去，要彻底治理顽疾几乎不可能，靠通州这样的副中心疏导，也只是缓解而已，标本都难治 。如作为经济金融中心的超大城市上海，有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而北京主要靠首都国际机场；到2016年底，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548万辆，为全国第一，上海为322万辆，比北京少226万辆，但人口数量却超过北京。北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和世界级大城市，单就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这两个问题而言，已是亟待解决。交通拥堵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出行和办事效率，污染问题则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尽管规划建设雄安新提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中并未隐含“迁都”的意思，且认为这是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讨。但如果目标仅限于此，则与通州模式类似，雄安成为北京或首都的副中心，那就称不上千年大计了，甚至还比不上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力和历史意义。
从深圳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看，建成并取得国内外举足轻重地位的时间仅需20-30年，所以，按深圳和浦东的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最多也只能称为“百年大计”，所以，称之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应该是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当然，考虑到迁都并非易事，也容易造成预期变化而引发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故当前提迁都时机并不成熟。
有人认为，雄安新区同样存在缺水和空气污染等问题，故迁都雄安的可能性不大。对于这样浅显的问题，高层不可能没有考虑，正如建设雄安新区的七大重点任务中所提到的那样，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也就是说，要用新的理念来治理和改变雄安新区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
从现实看，北京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都还留有近千年来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子，即以紫禁城为中心，往外层层围圈，权利过度集中，导致朝贡文化和跑步进京等习俗代代相传。而未来的雄安新区，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建设”，“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不打造成改革样板城，何以推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三年半了。尽管不少领域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上已有了雏形，但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改革会触及不同阶层的利益，而当前中国各阶层的利益已经逐步固化，这就给改革带来阻力。正如2014年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所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但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呢？有道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现实情况是部署多、落实少，文件多、执行少，使得不少改革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如个税改革、房产税、遗产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等都停留在原则和概念上，长期得不到落地。那么，是否可以模仿当年的深圳和浦东开发，通过建立特区或新区的方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在一张白纸上实践，这样就会减少阻力。当这些改革方案生根落地之后，再向全国推广？
从习总书记提出的雄安新区七大重点任务的最后两大任务看，确实与改革有关：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从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后当地政府所采取的举措看，也确实有别于其他新区，如当地已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限制措施，冻结了全部房产过户，也严禁房地产中介进行房地产买卖交易。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设立了不少国家级新区，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江西赣江新区等，但带来的效应更多体现在当地房价上，至于新区能否起到集聚和辐射作用，就很难说了。
从上世纪80-9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下的全民经商，到如今的全民炒房，其本质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也导致了经济脱实向虚。当北京、上海、深圳等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来源中，炒房或持有房产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数倍于薪资总收入，有多少人会赞成推房产税呢？有多少人的利益已经固化在楼市上了？有多少人会拥戴改革呢？
对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必须阻止地产商、炒房客进入，防止新区建设的房地产化。唯有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区方能建设成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和对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产业项目和各类人才流入。从2016年中国人才的流动特征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已不再是人才流向的第一目标，因为房价高企、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要建造雄安新区，就应该植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理念。有消息称，中央在雄安可能主要建设廉租房和公共住宅，而并不是完全走房地产市场化的路子，即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样板，以此来打破全国城市因房地产化导致的利益固化藩篱。
因此，从寻求改革突围的角度来看，这个“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在推出时机的选择上确实有点像1992年的小平南巡，演绎着“春天的故事”，通过以点带面来推动改革，这也许是在为“千年大计”的实施找到突破口。
造就另一个深圳的概率有多大？
深圳和上海浦东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设立的时间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和经济高增长阶段，它们的发展壮大属于顺水推舟；二是这两地均享受了国家政策和税收优惠，具备虹吸效应，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内资的流入，也吸引了大量人才和廉价劳动力的流入，生产要素的配置对其发展极为有利；三是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商环境，引发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大地主”，可以利用土地财政来招商引资、做大盘子。
至于改革，窃以为浦东不如深圳。记得当初浦东开发时，提倡的是“小政府、大市场”，而如今浦东新区的行政架构与上海其他区的差异似乎不大。从两地产业结构的分布也可略见一斑，如深圳是科技与金融齐头并进，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接近2万亿元，与当地的GDP看齐，浦东与之相比相差甚远。
当前的雄安新区，从时机上看，是在中国经济已处于下行阶段时设立的，不是顺势而是逆势；从政策环境看，估计在税收优惠上很难有特殊政策了，因为这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冲突。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它属于“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可以倾举国之力予以支持；从地方政府的实力看，由于不允许搞房地产，故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有限，更多将依靠中央的行政性命令来获得外部资源。
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区域板块的成功案例看，成功的区域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现状低于当初提出的目标，更不用说那些甚至被称为鬼城的新区，它们大部分位于北方和西部地区。如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设立喀什经济特区，目标是五年后喀什的人均GDP将达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和全国一并达到小康水平。但截至去年，喀什的人均GDP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这是因为一个区域的发展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资金的流入和人才的流入，而中国的北方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在此方面优势不明显。如2016年全国人才净流入的前五大城市，分别为杭州、长沙、武汉、深圳和上海。在京津冀地区，河北一直是资金和人才的洼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策扶持，河北在市场配置资源上并无优势。
因此，雄安新区的发展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央将给予多大力度的支持，也将取决于资金与人才的流入情况，这同样需要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现在断言雄安新区的未来为时尚早，因为优势和劣势不能简单相抵，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故还需走一步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