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中运用档案进行研究成为“行规”，利用档案相比之前单纯依靠回忆录是一种进步，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对档案的误用、缺乏对档案信息的充分解读、缺乏对史料的深入分析。举一个例子，有一本研究莒南土改的著作（《革命与乡村》王友明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向我推荐的，这本书利用了很多档案，希望回答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政策有没有造成地权分散？传统的革命史认为抗日战争期间减租减息政策并不激烈，并没有造成地权分散。而美国学者像胡素珊的研究（参见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则认为由于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因素造成了地权分散。王著并没有突破美国学者的这个结论，而言是一种平面的扩展，但不是深入。它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档案，但没有挖掘出档案本身的信息。比如档内容案显示，负担过重导致地价下降，人们拼命去卖地，也是造成地权分散的重要原因。但他的研究根本没涉及这一问题，他只是用档案论证简单命题。
与王著相反，秦晖“关中模式”（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的提出与论证，对关中的地权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那么这个方面的研究又如何进行深入呢？山西大学胡英泽利用与秦晖一样的档案材料，并且使用了一些滩涂鱼鳞册等资料，采用了一些统计方法，发现秦晖在使用资料上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对“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等有待商榷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
研究者必须了解哪些研究是深入的，哪些是没有深入的，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研究。
下面我讲一下我做的这个安徽省无为县的研究。我研究的起点在哪里呢？首先看一下以往的研究，比如田锡全对唐河县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参见田锡全，《基层政治动员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年的河南唐河县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县的运作（1953—195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在我看来田锡全研究的问题就在于研究唐河的结论与我们传统上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认识是一致的:国家给农民留了足够的粮食，农民的生活是得到了保障。这样他的研究看似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实际上还是那种对政策的注脚。再如罗平汉的《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他研究的进步在于发掘地方档案，说明了1956年和1957年部分地区的农民因口粮不足而反抗，不足的地方在于对档案史料的解读有问题。他认为不是政策、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由于部分干部的违法乱纪造成农民口粮不足。这种解读遵循了书写档案人的调子，将问题归结在基层干部身上。
我研究安徽省无为县的统购统销，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口粮到底有多少？以往的相关论述都提到农民可以吃到40斤的口粮，这个数字可信吗？这个问题需要通过解读档案来解决。1956年10月份对当年产量的估产是五亿两千万斤，根据这个估产当时做了一个统购统销的计划。我们知道用总产量减去收购量再减去留用粮、种子粮和饲料粮，再除以农民人口数就是当时农民的口粮。当年的实际产量是四亿五千万，比估产少了七千万斤。当年的返销粮食恰恰是七千万斤，也就是说传统上我们认为返销的粮食就到了农民手中，而无为这一年的情况是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得到返销粮。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口粮是30斤。再来看一下1956年底的县委会议记录，出现了对饥荒的讨论。
这样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用档案考证出农民的口粮到底是多少，这个研究还是一个制度史的研究，使大家对这个制度有新的理解。这还是一个县级政治史的研究。这个研究是通过史料本身来提出问题。档案的不同种类是不同利用的，比如有的是工作计划，有的是工作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