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5年2月5日周三（第3267期）

今天是2025年2月5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初八，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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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万象更新，好运正浓！ 祝福您 在新的一年，事业如同春芽破土，节节高升； 财富似那源源不断的活水，八方来财。 日子满是温馨，家人常伴左右，情谊愈发醇厚。 蛇年一路顺遂，好事连连，每天都被幸福紧紧包围 ！ 周三，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267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中国服务贸易规模首破万亿美元展现较大潜力。 商务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服务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8.2%、11.8%。“这是中国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所长李俊表示，2024年，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浪潮推动下，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展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数字化建设为服务贸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服务贸易企业能够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数字化还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创新，拓展了服务领域和模式。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将进一步加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话题关注：数字化建设驱动服务贸易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2、壮大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平台经济是数字时代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代表。其中，消费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对容易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过去十多年，电商平台、共享经济、电子支付、直播平台等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 而面向中间生产者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由于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面临行业间和企业间生产方式差异大、对相关基础设施要求高等挑战，发展难度相对较大。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工业互联网平台迎来发展机遇。工业互联网带动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但也要看到，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尤其是在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领域，我国的技术积累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其次，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分散，行业需求差异大，标准化和规模化推广难度较高。为推动工业互联网健康发展，需从技术、市场、生态、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发力。通过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培育市场需求、优化产业生态、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培养复合型人才，工业互联网有望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现状和发展路径研究

3、统筹施策激发文旅产业潜能。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文化旅游业是服务消费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扩大就业、拉动内需、活跃市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的九大重点任务，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明确提出“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凸显文旅产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然而，当前文旅融合存在深度融合理念不够、文旅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加快国家层面文旅融合政策的制定。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兼顾文化和旅游各自特征，提高旅游在文旅融合政策中的 话语权 ，充分发挥旅游作为载体的功能。另一方面，注重政策工具的平衡性。政府需要增强对人才培养、金融扶持、税费优惠、消费补贴等环境型政策工具的 支持力度 。

话题关注：文旅融合政策结构体系、演进规律及话语生成机制

4、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新产业新业态打破传统农业生产边界，有利于拓展乡村产业空间。传统农业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不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足，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与全环节增值，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乡村经济结构日益丰富 ， 乡村产业附加值和吸引力明显提高。2024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8.7万亿元。通过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展，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119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3%。（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促进了农民增收；新产业新业态的绿色转型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推动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其发展带来机遇。然而，当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仍存在短板。为促进其不断发展壮大，需以科技赋能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链深度融合，利用新技术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善用乡村文化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挖掘乡村文化价值，创新文旅产品和服务。

话题关注：乡村生态振兴与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研究

5、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近年来，各地乡村文化活动丰富活跃，展现出繁荣发展的蓬勃气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对“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作出部署，围绕增强乡村文化影响力，强调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提升乡村旅游质量效益等。强化文化赋能效应，更好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活力，还应在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进一步下功夫做好相关工作。（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新时代下，乡村振兴已然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目前 还存在 着文化基础建设不足与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整合和提升现有文化活动场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文化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文化人才回流乡村，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

话题关注：新时代下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6、规范电商运营开拓平台经济新增量。 电商领域近期出现了诸多现象，如强制运费险、先用后付、平台罚款等平台规则引发的卖家利益受损以及催生“羊毛党”等问题，再加上长期存在的刷单炒信、销售侵权商品、大数据杀熟等现象，对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较大影响，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些乱象问题集中出现，直接原因是平台规则及治理手段的不完善，规则存在漏洞以及平台流量分配机制的导向出现了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平台和商家对于存量市场的激烈竞争。（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电商行业面临的挑战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深度反思和调整。规则的完善、低价竞争的合理引导以及供需两端的精准对接，将是电商平台未来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下，平台应更加注重创新和品牌服务，助力产业升级，创造更多增量市场。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电商平台生态体系构建与规制策略研究

7、医养结合绘就夕阳红。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让老年人享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医30多年，我对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不易感同身受。”郸城县人民医院院长于健说，如果这些老人能离医院近一点，他们的生活将会有明显改善。早在七八年前，郸城县人民医院筹划建设新城院区时，于健就积极推动建设医养结合中心。最终，新城院区实现了医疗与养老同址建设、一体化运营，而养老区域的面积占到了整个新城院区的一半。（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医养结合强调医疗与养老的紧密融合，通过整合医、康、养等资源，为老年人提供连续且全面的服务。为了 更好地 实现医养结合，一方面，构建三维协同智治机制，优化医养结合服务利用路径。建立全面协同的整体智能治理体系，实现层级间的顺畅沟通、部门间的紧密合作与事权的高效整合。另一方面，借力数字化改革，塑造养老机构自身建设的新优势。通过更加精准和智能的数字化手段，推进机构医养结合项目快引、快落、快建、快用。

话题关注：人工智能背景下我国医养结合政策演进及其优化研究

8、广东：家电数码产品掀起“换新”热潮。 从广东省商务厅获悉，自1月20日本轮以旧换新上线至2月1日24时，全省家电类产品交易量已达120万台，销售额超36亿元，预计享受“国补”优惠约6.8亿元；数码产品销售62.5万件，销售额超20亿元，预计享受“国补”优惠约2.4亿元。春节期间，广东各大商圈张灯结彩、年味浓郁，消费市场热闹非凡。随着2025年广东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新春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点燃，家电和3C电子市场掀起“换新”热潮。（中经网）

蔡子微评： 广东省在春节期间掀起了一波家电数码产品的“换新”热潮，得益于省政府积极实施的以旧换新政策。这项政策不仅促进了消费升级，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助推了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大商圈的热闹氛围中，新旧产品的交替更为显著。然而，如何确保以旧换新的环保效应、如何提升消费者的参与度，以及如何应对因政策引发的市场波动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话题关注：家电数码产品换新潮流中的消费心理与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9、年轻人春节偏爱“悦己”，上海抢占Z世代“情绪消费”高地。 春节走亲访友带来的传统年货消费爆发之外，“悦己消费”正在成为新春消费的新增量。从各平台的消费数据来看，今年春节，鲜花、香薰、旅行、 运动 。这些在过往“吃穿住行”消费中显得非必需，但给消费者带来个人情感满足的产品正呈现出趋势性增长。除此之外，黄金、零食等传统行业的商家也越来越将“情绪价值”放入春节产品的设计、推广中。比起 冲动消费 、感性消费，一届届的年轻人推动“悦己消费”走向硬需求。（第一财经）

蔡子微评： Z世代作为消费新势力，更注重个人情感满足与个性化体验，“悦己”消费成为新风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凭借其时尚前卫的消费环境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自然成为引领这一潮流的前沿阵地。通过精准定位年轻消费群体的情感需求，上海成功抢占“情绪消费”高地，不仅促进了消费市场的创新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潮流消费引领者的地位。

话题关注：悦己消费：基于消费偏好的场景化创新及营销策略研究

10、吉林长春探寻冰雪经济发展新模式。 随着第二十八届长春冰雪节开幕，吉林省长春市冰雪新天地开园迎客。为配合春节，园内40余座冰雕雪塑讲述《白蛇传》的经典故事。不远处，伴着烟花表演，几名青年登上舞台，扭着喜庆的秧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强对冰雪生态资源保护，探寻冰雪经济发展新模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2023—2024年雪季，长春全市接待游客590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3.97%、133.24%。（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近年来，冰雪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然而，冰雪经济新模式目前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与模式创新性不足。对此，一方面要引导地方创新冰雪消费模式，推出联票、季卡、滑雪住宿套餐等多样化产品，举办冰雪消费季等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另一方面要加强冰雪场地设施建设，利用公共用地建设冰雪场地，推动冬奥场馆赛后利用，鼓励公共冰雪场馆低收费开放。

话题关注：大数据时代下冰雪经济发展的模式创新与基础设施研究

11、青岛李沧：“冰雪热”带动文旅消费。 春节假期以来，青岛市李沧区“冰雪热”不断升温，带动文旅消费潜能不断提升。在青岛世博园戏雪嘉年华，冰雪元素格外醒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据了解，青岛世博园景区已连续四年举办戏雪嘉年华主题活动，逐渐成为景区冬季常态化的节庆品牌。本届戏雪嘉年华的主题为“魅力世园·尽享冰雪激情”，活动共计持续42天，通过丰富的冬季戏雪项目和互动表演，为游客打造独特的冬季旅游体验。（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近期，青岛市李沧区的“冰雪热”持续升温，成为冬季文旅消费的新亮点。青岛世博园的戏雪嘉年华吸引了大量游客，滑道、冰雪互动等丰富的活动项目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体验。这不仅提升了冬季旅游的吸引力，也为冰雪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种结合地方特色与市场需求的创新发展模式，不仅能提高消费水平，也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增长。

话题关注：冰雪经济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12、支付宝：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去年春节增长1.5倍。 支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假期前五天（1月28日至2月1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金额同比去年春节增长1.5倍；用支付宝做外国人生意的中国商家数量也增长了一倍。其中，来自240小时过境免签国以及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的外国游客，用支付宝消费金额同比去年春节增长近2倍。（财联社）

蔡子微评： 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大幅增长，不仅彰显了中国旅游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也反映了外国游客对中国移动支付的高度认可。支付宝作为领先的数字支付平台，通过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有效促进了入境旅游的消费增长。这一增长趋势不仅有利于中国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也为国际支付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话题关注：数字支付对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今日社科期刊佳作关注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与国有企业ESG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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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冬华,杨柳,赵玉洁. 来源：《现代财经》2024年第12期

导读

摘要： 高管薪酬乱象丛生的背景下，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否发挥治理作用是落实国有企业责任追究工作的关键。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否有效缓解所有者与高管团队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研究发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和抑制其短期主义行为两种机制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条款越详实、追索薪酬范围越广，越有利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发挥积极作用。此外，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责任履行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高管团队拥有专业背景成员较少、持股比例较低，CEO预期任期较短、未拥有学术经历，非重污染行业以及政府管制行业的企业组别。

关键词： ESG表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短视主义;风险意识;

引用格式： 周冬华,杨柳,赵玉洁.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与国有企业ESG表现[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12):87-104.

一、引言

近年来,“薪酬倒挂,逆势加薪”“亏了不追责,盈了拿高薪”等现象在国有企业屡见不鲜。2015年,东北电气净利润亏损高达9 949.37亿元,高管薪酬却从140.25万增至423.49万,反增两倍之多;2023年浪潮信息扣税后净利润同比大跌35.87%,董事长薪酬却翻倍增至782.6万,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薪酬也显著上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为解决上述薪酬乱象问题,国资委进一步强化高管责任追究体系,积极向国有企业推行薪酬追索扣回这一重大违规经营追责机制。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对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2016年8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则进一步明确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实施细则,包括责任追究范围、资产损失认定、薪酬追回比例等。随后,相继出台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和《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推动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向国有企业推广薪酬追索扣回机制。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出台,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数量逐年攀升,具体如图1所示。这表明国有企业愈来愈重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运用。

图1 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数量分布图

已有文献利用海外企业相关数据对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效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1-4] 、降低企业风险承担 [5-6] 以及抑制过度投资 [7] 等。上述文献基于其他国家制度背景验证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公司治理作用。然而,鲜有文献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国有企业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有效性。ESG作为新发展理念,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高度契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8] 。然而,国有企业实行的任期制和业绩考核制加剧高管短视主义倾向 [9] ,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ESG投资。理论上,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有效遏制高管短期机会主义行为 [10] ,促使其维护企业长期利益 [6] 。基于此,本文从高管短视主义行为视角,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ESG为切入点,研究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促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相应的制度基础。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从高管事后追责角度,研究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否有效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既拓展了ESG表现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丰富了对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效性的探讨。(2)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制度背景,以ESG表现为切入点,深入挖掘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发挥治理效用的作用路径,即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和抑制其短期主义行为,为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证据。(3)对国有企业实际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进一步从条款详实程度和追索薪酬范围两个维度探讨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差异化影响,为相关政府部门改进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提供经验借鉴。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资委高度重视国有企业高管责任追究工作,明确落实高管薪酬追索扣回机制。2013年2月,国务院同意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在此基础上,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因违反有关法律及规章制度,导致企业财务状况虚报、重大决策失误等,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追回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绩效年薪或任期激励收入。同时,2016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通过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规定了责任追究处理的具体内容,并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以及责任大小等对违规经营责任人进行相应比例的薪酬追索。2018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中进一步明确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在中央企业的实施条件及具体方案。

基于上述政策,理论上,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中可操作和可追溯的追责程序能够增加高管团队违规的私人成本,促使其强化风险意识和抑制短视主义,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目前已有国有企业向高管团队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此外,已有多家上市银行向员工反向讨薪,根据招商银行年报披露,2022年该行对2 876名员工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约占员工总量的2.55%,其总金额为5 824万元;渤海银行年报显示,2022年该行共追索扣回370人绩效薪酬,总金额高达1 760万元;江西银行则主要对不良资产责任人,按不良责任本金大小进行认定,同时追回相应绩效薪酬。由此可见,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已在我国企业中加以运用。

(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经济后果研究

责任追究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违规行为,从而促使其规范化运作以及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9] 。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作为责任追究制度中的重要追责手段,能否对高管行为决策发挥治理作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海外企业相关数据分析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薪酬业绩敏感度 [11-12] 、财务报告质量 [1-4] 、风险承担及投资效率 [5-7] 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尚缺乏利用国内企业相关数据研究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效性的文献。

就薪酬业绩敏感度而言,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Iskandar-Datta和Jia(2013) [11] 提出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通过追回高管因虚增利润而获得的超额薪酬来提高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的关联度。更进一步地,Kroos等(2018) [12] 认为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显著提高CFO薪酬业绩敏感性。

就财务报告质量而言,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助于降低财务重述、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财务报告质量。Chan等(2012) [1] 基于财务重述视角,提出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企业会发生更少的财务重述和更好的盈余反应。Mburu和Tang(2018) [2] 则从盈余管理角度,研究发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此外,Chan等(2013) [3] 、DeHaan等(2013) [4] 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显著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从而降低融资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确定性。

就企业风险及投资而言,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助于降低公司风险承担和过度投资。从企业风险角度,Fung等(2015) [5] 发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明显降低企业欺诈风险,但在内幕交易的情形下,其抑制作用会被大幅削弱。进一步地,Liu等(2020) [6] 通过对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和未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发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显著降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且在规模较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过度投资角度,Chen和Vann(2014) [7] 研究发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过度投资,有助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三)ESG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ESG理念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系统性、可量化的操作依据。随着我国鼓励企业履行ESG责任的政策不断出台,ESG表现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迄今为止,现有关于ESG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ESG的外部驱动因素方面 [13-17] ,而对于如何提升企业ESG表现的内部驱动因素探讨较少。

现有文献从企业内外部视角研究ESG表现的影响因素。从内部角度看,Welch和Yoon(2022) [18] 基于管理者特征视角,发现管理者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决策者,其能力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影响。从外部角度看,王禹等(2022) [13] 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王珮等(2021) [14] 依据手工收集的环保税数据,发现税制绿色化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张曾莲和邓文悦扬(2022) [15] 从地方政府角度,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ESG责任履行。陈晓珊和刘洪铎(2023) [16] 则基于投资者视角,提出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责任追究制度对微观企业的整体影响,鲜少进一步考察其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手段。大部分国外文献主要利用海外企业相关数据研究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财务报告质量、风险承担及投资效率等方面关系,而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发挥治理作用的影响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同时,关于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环境及利益相关者方面,鲜有文献深入探讨企业内部治理特征与ESG表现之间的关系。

(四)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作为监督国有企业高管行为决策的重要事后追责机制,试图通过优化薪酬制度设计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和遏制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缓解所有者与高管团队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增加高管团队决策失误或不当的私人成本,倒逼高管团队在经营活动中强化风险意识 [1] 。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政府放权使国有企业高管团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9] 。在缺乏可操作的约束监督机制下,高管团队因违规或决策失误给国有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如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的可能性较大 [19]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通过对违规经营责任人实施切实可行的追责程序和薪酬惩罚,给其带来实质性的财产及声誉损失,从而加强高管团队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意识 [11] 。作为企业内部环境的重要内容,高管风险意识加强能够为企业内部管理的有效运行提供有利条件 [20] ,促进风险管理系统中的重要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因此,在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约束下,高管团队考虑到决策失误或不当承担的私人成本,倾向于优化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系统以降低违规经营风险,进而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

另一方面,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有效遏制高管团队决策短期化 [10] ,促使其制定与国有企业长期利益相符的经营战略。国有企业高管任期内的考核结果是其职务任免和政治晋升的重要依据。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强烈动机在短期内获取高业绩,通常牺牲企业长期利益而投资期限短、收益高的项目 [21] ,但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此时相关负责人可能已调离或离任而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9]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规定经营责任人因财务状况虚报、重大决策失误、未尽职履责等,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或资产损失时,追回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薪酬绩效,进而形成可追溯的约束机制,抑制高管团队短视主义 [10] 。根据高层阶梯理论,高管团队短视主义倾向越弱,越可能坚持长期价值导向,选择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模式。而ESG作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的重要形式,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 [22] ,以及促进其实现盈余持续性 [8] 。基于此,高管团队有动机将ESG理念与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相融合,推动其履行ESG责任。

综上所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向违规高管成员提出可操作、可追溯的追责程序和惩罚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高管团队的风险意识和抑制其责任期内的短期投机行为,从而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主要从2010年开始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本文选取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公司以及ST和*ST公司;(2)剔除其他相关数据缺失样本。经过上述筛选程序后,最终得到1 302家国有企业的11 41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同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以消除极端值干扰。本文国有企业薪酬追索扣回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ESG评级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Wind),内部控制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DIB),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词频、绿色专利及部分ESG评级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通常根据是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23]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24] 以及第三方评级机构评级 [25] 衡量企业ESG表现。然而,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某一方面表现突出并不代表企业在其他方面表现优异 [26] ,因此前两种测量方式无法全面衡量企业ESG表现。而第三方评级机构的评级一般通过选取指标体系并通过加权汇总方式获得,能够综合评估企业ESG表现。目前学术界主要使用国际主流评级机构明晟(MSCI)、彭博(Bloomberg)、富时罗素等,以及国内华证、商道融绿等的ESG评级。由于制度环境、技术发展和ESG评价体系等不同,国内外ESG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8] 。同时,华证ESG评级已覆盖全部A股上市公司,且获得业界与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5] 。因此本文参考谢红军和吕雪(2022) [25] 等研究,采用更符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华证ESG评级作为度量国有企业ESG表现的核心指标,具体地,将华证ESG九档评级C-AAA分别赋值为1-9。同时,本文还考虑使用商道融绿机构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提供的ESG评级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从巨潮资讯网收集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所有公告,然后按照“追索”“扣回”“追回”等关键词进行初步筛选,利用爬虫技术获取相关公告,再对相关公告进行人工阅读整理,如剔除涉及“业绩补偿款”“债务追索”等不相关公告,最终获取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相关的数据并对国有企业是否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进行定义。本文参考Kroos等(2018) [12] 的做法,如果国有企业执行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则当年及以后年度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变量( Force )取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参考翟胜宝等(2022) [27] 的做法,采用企业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 )、盈利能力( Roa )、成长能力( Growth )、流动性水平( Liq )、董事会规模( Board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endent )、第一大股东持股( Top 1)、机构投资者持股( Invst )、两职合一( Dual )、上市板块( Yarket )作为控制变量,以降低企业相关特征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此外,为控制不同年份及行业带来的经济周期及行业环境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年份( Year )和行业( Ind )虚拟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采用基准回归式(1)进行实证检验。其中,被解释变量为ESG表现( ESG ),解释变量为薪酬追索扣回机制( Force ),若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则 β 2 应该显著为正。

ESG = β 1 + β 2 Force + β 3 Size + β 4 Lev + β 5 Roa + β 6 Growth + β 7 Liq + β 8 Board + β 9 Independent + β 10 Top 1+ β 11 Invst + β 12 Dual + β 13 Yarket +∑ Year +∑ Ind + ε

(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ESG评级( ESG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4.23和1.09,波动幅度较大,表明国有企业ESG表现整体偏低,企业间ESG表现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与已有文献的指标统计保持一致。薪酬追索扣回机制( Force )的均值为0.08,说明大约7.57%的样本企业已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共有864个观测值实行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以往文献基本保持一致,均不存在异常极端值,说明变量选取整体较为合理。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在模型式(1)中逐步引入控制变量以及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检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和国有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且未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Force 的系数为0.49,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相比于未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国有企业,其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后,ESG表现显著提升;列(2)(3)中分别加入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 Force 的系数仍为正,分别在5%、1%水平上显著;列(4)中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年度以及行业固定效应后,其估计系数为0.19,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 Force 的标准差每增加1%,国有企业ESG表现相对于其平均值增加约1.20%。这与本文假设预测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1) 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示,备索。

1.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如果处理组未受到政策干扰,其发展趋势应与控制组相同,即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因此,本文设置动态检验以检验平行趋势假定,结果表明,企业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ESG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2.变更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度量

(1)剔除未详细说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样本。部分公告仅提及国有企业建立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未对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执行内容进行具体说明,如“健全与激励机制配套的财务审计、延期支付,追索扣回机制”等。此类样本可能因缺乏可操作性描述而较难得到具体落实,因此本文剔除对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进行简单披露的样本数据后,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2)重新度量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实施年。考虑到国有企业发布公告时间与实际执行时间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对本文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重新定义国有企业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开始年份。具体而言,如果国有企业在第 t 年发布公告,公告月为6月之后的月份,将执行年前置一期,否则为公告年。本文据此重新设定 Force 进行回归,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文将 Force 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变更ESG表现的度量

(1)改变ESG评级的赋值方式。考虑到 ESG 变量赋值方式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本文参考谢红军和吕雪(2022) [25] 的做法,将C-CCC、B-BBB和A-AAA分别赋值为1、2、3,重新进行回归后发现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2)采用其他机构的ESG评级数据。为避免评级机构因ESG披露质量较差误判ESG表现水平,进一步分别采用商道融绿机构、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的ESG评级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地,分别将商道融绿ESG七档评级C-A分别赋值为1-7、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的ESG总评分取自然对数衡量ESG表现。更换其他机构的ESG评级数据后,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4.内生性检验

(1)事前检验。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与薪酬追索扣回相关的政策不具备强制性,该政策发布并非完全外生,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是否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存在一定的自选择问题。即相比于未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国有企业,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国有企业可能在执行前ESG表现相对较好。为了排除此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事前检验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与始终未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国有企业相比,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国有企业在执行前,其ESG表现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2)倾向得分匹配检验。为缓解可观测变量的系统性差异,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进行检验。具体地,首先将全部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通过Logit模型计算倾向匹配得分值,然后根据倾向匹配得分值按照最近邻匹配(1∶1)的原则进行配对,最后将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熵平衡。由于PSM匹配不能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样本特征上完全平衡,并且匹配后自动剔除未成功匹配的样本量较多,损失一定的信息量。因此,本文同时采用Hainmueller(2012) [28] 构建的熵平衡法(Entry Balancing)进行检验。采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依然支持上文研究结论。

(4)工具变量法。2010年,我国(原)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引导银行对其高管及关键风险管理人员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并且根据人工统计2010—2021年金融行业上市企业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数据,发现金融行业约38.50%的上市企业实施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这为本文构建工具变量提供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本地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具备天然的地理、人文与政策优势,为其知识溢出提供有利条件 [29] ,因此同地区同期金融行业实施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情况一定程度上通过员工流动、管理层沟通等方式影响非金融企业对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构建,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金融企业内部治理情况通常不会直接对非金融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因此,本文首先计算与国有企业注册地同城市同期的金融行业实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企业的数量,再根据年样本中位数进行分组构建虚拟变量,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IV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 Force 与国有企业ESG表现( ESG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5)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为降低模型中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对ESG表现的影响,本文加入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即采用“个体+年度”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前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6)安慰剂检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所有者与高管团队之间代理问题的缓解作用可能受一些难以观测的随机因素干扰,进而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因此,本文使用安慰剂检验以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回归结果表明随机匹配后国有企业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与其ESG表现并不相关,由此可以降低随机因素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中切实可行的追责条款和薪酬惩罚能够增加高管成员在经营活动中的决策失误、不当或短期化的私人成本,从而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和抑制其短视主义。根据高层阶梯理论,高管团队的个人信念和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其行为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20] 。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加强能够促使其提高国有企业风险管理质量 [20] ,进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而高管团队短视倾向减弱能够促使其增加绿色投资而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环境及社会责任 [21] ,同时降低异常关联交易 [30] 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可能通过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和抑制其短视主义两条路径来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本文使用式(2)进行机制检验 [31] 。

Channel = β 1 + β 2 Force + β 3 Size + β 4 Lev + β 5 Roa + β 6 Growth + β 7 Liq + β 8 Board + β 9 Independent + β 10 Top 1+ β 11 Invst + β 12 Dual + β 13 Yarket +∑ Year +∑ Ind + ε

(2)

其中, Channel 为机制检验的代理变量。

1.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

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描述风险信息的详细程度体现了高管团队对风险披露准则及公司风险的重视程度 [32] ,因此本文参考王雄元和高曦(2018) [32] 的做法,使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信息文本词频数与全部词频数之比,并乘以100衡量高管团队风险意识( Risk )。进一步地,由于高管团队风险意识增强可以通过企业风险管控能力体现出来,因此,本文选择风险披露广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企业风险管控能力的代理变量,并使用年报披露的风险信息文本中涉及的风险披露类型数量衡量风险披露广度( Disclosure ) [33] ,以及DIB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数度量内部控制质量( Internal ) [34] 。

从表4列(1)可知, Force 的回归系数为0.11,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增强了高管团队风险意识;从表4列(2)(3)可知, Force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和0.15,且分别通过了1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后,国有企业风险管控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以上结果表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通过强化高管团队风险意识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

2.抑制高管团队短视主义

类似地,本文参考胡楠等(2021) [21] 使用年报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部分“短期视域”词汇占比,并乘以100衡量高管团队短视主义( Shortism )。此外,由于高管团队短视主义能够通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行为 [21] 和关联方交易 [30] 等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本文使用国有企业绿色创新( Green )作为长期投资的代理变量,并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等(2020) [35] 使用国有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对数进行衡量;参考Jiang等(2020) [30] 的计算方法,使用式(3)的回归残差衡量国有企业异常关联交易( Abrpt ),检验结果见表5。

RPT = β 0 + β 1 Size + β 2 Lev + β 3 MB + β 4 Ind + ε

(3)

其中, RPT 为国有企业以各种形式进行关联交易的总额,使用总资产去规模化计算所得; MB 为账面市值比,其余变量与本文控制变量定义一致。

从表5列(1)可知, Force 的回归系数为-0.01,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显著抑制了高管团队短视主义;从表5列(2)(3)可知, Force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0.05,且均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同时降低异常关联交易。以上结果表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能够通过遏制高管成员的短视主义行为影响国有企业ESG表现。

(二)异质性分析

1.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特征

理论上,严格执行是确保实现政策预期的关键。遗憾的是,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相关的政策虽对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内容条款予以具体说明,却未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必须执行此考核方法,仅在其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导致各国有企业实际执行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为进一步检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与国有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为相关政府部门改进政策内容提供证据支持,本文分别从条款详实程度和追索薪酬范围两个维度,考察执行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严厉程度能否对国有企业ESG表现提升产生差异性影响。具体地,如果国有企业执行的薪酬追索扣回条款包含具体的薪酬追回比例、犯错类型、是否适用于离职员工等,则条款详实程度较高, Content 取1,否则为0;如果国有企业追索薪酬的范围除年薪绩效外,还包括奖金、激励收入等,则追索薪酬范围较广, Range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列(2)(4)中 Force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而列(1)(3)中不显著,且组间系数均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条款制定越详实、追索薪酬范围越广,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2.高管特征

(1)高管团队特征。一是专业背景( Major )。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的专业背景为高管理解风险管控、内部控制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促使该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的专业更加重视企业内部治理 [36] 。此外,背景影响高管的风险观,促使其考虑更多风险因素,决策更加谨慎 [20] 。因此,相比于拥有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高管团队,未拥有此背景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受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约束。本文参考池国华等(2014) [20] 的做法,构建专业背景虚拟变量,当高管团队拥有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比例超过年度、行业中位数时, Major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7列(1)(2)所示。二是持股比例( Share )。基于剩余索取权理论,高管持股给予高管成员分享企业剩余权益的权力,能够有效遏制高管成员的短视主义行为,促使其关注国有企业长期发展。因此,相比于持股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持股比例较低的高管团队受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约束效用更强。本文参考朱德胜和周晓珮(2016) [37] 的衡量方法,并构建持股比例虚拟变量,当高管团队持股比例之和超过年样本均值时, Share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7列(3)(4)所示。

表7报告了上述推论的回归结果,列(1)-(4)中 Force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其组间系数分别在1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高管团队拥有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成员较少、持股比例较低时,国有企业ESG表现受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2)CEO个人特征。一是预期任期( ETenure )。在国有企业任期制和业绩考核模式下,随着预期任期缩短,国有企业CEO考虑到任期即将结束,更倾向于在剩余任期内快速回收投资,通常以损失国有企业长期价值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回报 [38] 。因此,相较于预期任期较长的CEO,预期任期较短的CEO短视主义程度较高,更可能受到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影响。本文参考俞鸿琳(2022) [38] 的做法,并构建预期任期虚拟变量,当CEO预期任期超过年度、行业中位数时, ETenure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8列(1)(2)所示。二是学术经历( Academic )。CEO拥有学术经历代表其曾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任职,往往具备较高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感。此品质会促使CEO形成内在的自我监督机制,做出更为理性的经营决策 [39] 。因此,相比于拥有学术经历的CEO,未拥有学术经历的CEO道德意识较薄弱,更可能受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影响。本文参考周楷唐等(2017) [39] 对CEO学术经历的界定,当CEO拥有学术经历时, Academic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8列(3)(4)所示。

表8报告了上述推论的回归结果,列(1)-(3)中 Force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分别在1%、10%、1%水平上显著,而列(4)中不显著,且组间系数分别在1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CEO预期任期较短、未拥有学术经历时,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更可能促进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

3.行业特征

(1)重污染行业( Pollute )。国家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内,并将其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因此政府有动机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重点关注重污染行业 [40] 。此外,环境规制施加的外部压力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促使重污染行业企业进行绿色化转型 [41] 。基于此,相比于重污染行业,非重污染行业受政府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小,其ESG责任履行更可能受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影响。本文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 [35] 对重污染行业的界定,结合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标准,选择重污染行业代码,分别为B07-B12、C17-C19、C22、C25-C29、C31、C32、D44,并构建重污染行业虚拟变量,当国有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时, Pollute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9列(1)(2)所示。

(2)政府管制行业( Regulate )。由于政府管制行业通常受政府严格控制,政府的推行与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相关政策更可能在此行业得到有效落实,从而对高管团队经营决策行为产生更强的约束力。因此,相比于非政府管制行业,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对政府管制行业的高管团队影响更大。本文参考陈运森等(2022) [9] 对政府管制行业的界定,结合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标准,选择政府管制行业代码,分别为B、C25、C31、C32、D、G、K,并构建政府管制行业虚拟变量,当国有企业属于政府管制行业时, Regulate 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9列(3)(4)所示。

表9显示,列(1)(4)中 Force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3、0.29,在1%水平上显著,而列(2)(3)中不显著,且组间系数均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国有企业属于非重污染行业或政府管制行业时,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更可能促进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