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2018

如何框定眼前的这个世界？在国际新闻的视野里，危机往往会形成热点，对热点的聚焦会创造化解危机的条件——前提是，同时期热点不集中涌现，否则就算安理会加上领导型国家，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在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颗坚韧而勇敢的心。

——谢奕秋《2018，树立更宽广的世界眼光》

2018年第1期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自负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开放是为了见识更多，而改革是缘于自知不足，中国与世界共舞，其合力所能抵达的边界还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没有理由抛弃谦和。

——李少威《以谦和姿态续航改革开放》

2018年第9期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在发展中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既有法治约束，又有政策上的“引导”去解决。但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求解显然不可能通过哪个阶层“退场”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所需要的闯将肯定得包括民营企业家。

——赵义《重温邓小平的一篇讲话》

2018年第21期

陈行甲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越来越认为，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苹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

——陈莉莉《民意之下，基层工作者何为？》

2018年第1期 

除了低俗等价值观问题，我关注的是，快手和今日头条等其实是一个个“奶头”，让大众像刘阿斗同学一样“此间乐，不思蜀”。越是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欲望并锁定了他们心智的人，越有机会爬到上流社会。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因为锁定了用户的心智，成为阶层锁定的推手。

——石勇《“低智商-高欲望”社会的算法》

2018年第9期

人生永远都有“更好选择”，但人生却很短暂，不要在等待中虚度，它必须有一个“最佳停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选择那位和你最有化学反应以及足以灵魂共振的人，便是幸福。很多时候，要荷尔蒙，要多巴胺，不要太理性，因为理性终归无法预测未来。

——谭保罗《婚姻，并非阶层的终极审判》

2018年第26期

从安倍开始，日本开始进入政治人物代际更替的阶段。也就是说，活跃在日本政坛上的，大多数都是二战后出生的政治人物。某些具有历史责任感的老一辈政治人物即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更关注如何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新生代，正在主导日本未来的方向。一个更加“正常”的日本，给中日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要比确定性更大。

——雷墨《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之年》

2018年第4期 

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功能，是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祸首。当原来的制度、权力核心已经失效，再也无法成为替罪羊，那么找出一个“敌人”就是民族主义的“快捷键”。在经历了人类历史变动最快的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总是痛苦、委屈、不安，不知未来方向，这些全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非我族类”。

——荣智慧《世界杯：民族主义回魂？》

2018年第14期

阎学通：与20世纪90年代初有点类似，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开放的时期。在90年代初，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快速扭转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今天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扩大开放，中国的崛起会迅速上升一个台阶。

——郑嘉璐《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2018年第20期

利用乡贤资源里的人情关系有两个方向，向下是说服村民接受“两委”的工作安排，向上则是撬动上级党政机关中本村干部的影响力，在这些人的联络推动下，更顺畅地解决村里的各项难题。

——董可馨《“乡贤”归来？》

2018年第20期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社会组织所做的事恰恰是政府不擅长做的，对此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方面，野火般生长的社会组织又迫切需要政府的规范才能健康的运转下去。这对政府就是个不小的考验了，放任不管和过度干涉都很糟糕。重要的是，政府要搞清楚社会组织到底需要什么，用正确的方法把事情做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才能有效。这也是今天“枫桥经验”所要进一步回答的时代之问。

——郑嘉璐《“枫桥经验”再出发》

2018年第25期

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自负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开放是为了见识更多，而改革是缘于自知不足，中国与世界共舞，其合力所能抵达的边界还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没有理由抛弃谦和。

——李少威《以谦和姿态续航改革开放》

2018年第9期

想到2008年购买第一套房子时，规规矩矩、诚惶诚恐凑现金付30万元的首付，现在只有60万就敢买需要首付300万元价值900多万的房子，王建栋觉得世界变化得真快，互联网以及金融工具给了他便捷，也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赌博的心理。他认为他并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陈莉莉《住在工资永远买不起的楼里》

2018年第15期

“城头变换大王旗”，对专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鲁迅的重要行动，但他始终坚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里的污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任务。

他说，中国社会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去什么东西，结果都变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国没有希望。“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李少威《鲁迅简史：这副又硬又韧的骨头》

2018年第18期

孙正聿：改革开放前，那时候吃粗粮、穿布衣、住平房、骑自行车、做广播体操，现在是吃细粮、穿时尚、住洋房、开私家车、跳广场舞。这个变化，我觉得就是最直观的、最朴素的，但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这也是最深刻的。

——魏含聿《孙正聿：历史地看问题，才能看懂中国》

2018年第23期

《南风窗》记者问刘积仁对东北振兴的建议。他说，“有饥饿感是好事，现在正是东北变革的最好时机。我那个时候其实不想创业，想一心做科研，但做科研，你都没有钱买设备，怎么办？只能自己挣。如果像现在的大学教师那么有钱，我可能就不出来创业了。”

——谭保罗《东北出了个刘积仁》

2018年第23期

“也许我缺乏金融经验，也过于乐观判断自己的能力和形势，但我从没有过任何违法的想法或者越过道德底线去获取财富，相信法律会调查清楚。生意有成功有失败，但生活还会继续。”黄有龙表示。

“我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说什么或者解释！不爱我就不爱我了吧！”面对此次收购带来的流言纷争，赵薇在黄有龙微博底下回复说，“一生问心无愧”。

——杨露《“万家文化”暴跌，散户欲索赔赵薇》

2018年第1期

在某段时间内，电影艺术可能会被市场一股脑地推到观众面前。在市场的“调节”下，这些小镇青年在某些时候是幸运的，更多时候则是迷惘的。“尴尬电影”的裹挟，并不能提升观影者艺术品鉴的能力，也不能积累精神世界的厚度，它只是一种和钱有关的游戏。不过，“小镇青年”并不是这场游戏的主角，资本才是。

——何子维《“小镇青年”，中国电影票房新主力》

2018年第2期

出租车市场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手中的一块肥肉，地方政府发放特许经营的牌照，征收牌照费用和税收。滴滴的崛起，等于从地方政府嘴里叼走肥肉，但有意思的是，其遇到的阻力似乎没有想象的大。滴滴在全国主要城市的扩张，当地交管部门最初有反弹，但最后几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在滴滴的股权结构中，除了外资，还有中央国企背景的投资基金。

——谭保罗《滴滴事件：互联网巨头的膨胀与傲慢》

2018年第19期

加拿大还不得不依赖美国，必须跟随美国。正如社会信用党党首、加拿大议员罗伯特·汤普森所说：“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还拥有巨大的拉丁美洲作为宽大的腹地或者“后花园”——这也是美国梦之一，用“门罗主义”表述出来，而加拿大，东面大西洋，西面太平洋，北边北冰洋，南边只有一个美国，怎么办？因此，即使永远无法完全一体化，即使“阋于墙”打过架，或者不时龃龉摩擦，但兄弟还是兄弟，分家却永远无法完全分开。

——李欧，《美加关系：“哥俩好”与“阋于墙”》，2018年第5期

天主教毕竟主要身处言论出版自由的现代社会之中，包得再严实的罪行终究也被渐次披露。或许，天主教的问题在其脱离时代的体制本身，对儿童性侵的庇护不过是症状罢了。

——舒远《神父的圣袍下，儿童性侵何以泛滥成灾？》

2018年第19期

沙特高层对他的真正忌惮，来自他的第四重身份：政治活动家。还记得媒体上传卡舒吉第二次进入沙特领馆时，曾叮嘱土耳其籍的未婚妻简吉兹说，假如他不出来，就“给埃尔多安打电话”吗？这不是瞎编的，卡舒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私交，也和埃尔多安的多名政府顾问熟识。如果仅仅是“心系土耳其”，卡舒吉也可能成为土耳其、沙特战略和解的桥梁，问题是，卡舒吉没有停止“过问”沙特王室的内政。很可能就是这一点，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谢奕秋《沙特记者为何惨死领事馆？》

2018年第22期

王洛勇：我们心不静，急于成功，急于当“音乐剧之父”，急于当第一，忘了其实中国不缺第一，而缺高质量的作品

——魏含聿《脱下西装的王洛勇》

2018年第22期

在《DOTA回忆录》第四期中， 韩冬良曾写道：“主动发现并把握己方的优势，敢想敢做，敢于剑走偏锋，通过大胆的选择，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何止是游戏，人生不也是如此么？”

——胡万程《“剑雪封喉”的游戏人生》

2018年第24期

如果你看看英国或者法国，这些欧洲的大国力量，他们有巨大的优势，比如语言易学，大学系统可以扩展到世界各地。这也是美国的巨大优势。而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人不会颠覆任何国家和他们的制度。

——王大鹏 岳春颖 边彦歌 《中国崛起的优势在于不会颠覆任何国家和他们的制度——对话菲利普·施密特教授与泰莉·莱恩·卡尔教授》

2018年第3期

李永忠：反腐不能只查案件，还要查找案外的腐败的根源，根源就两个：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反腐成功，一靠找根源，二靠搞政改。

——向治霖《反腐，应推动“第五个现代化”》

2018年第4期

吕德文：只要有社会，就一定会有边缘地带。政府要做的，就是要保证边缘地带的有序。

——郑嘉璐《避免失序是边缘地带最好的治理——专访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

2018年第7期

“到了我这个年纪，女生成熟了，没那么好骗了”，柳楚楚一脸严肃地说。她在年轻时，和现在年轻的厂妹一样“好骗”，谈恋爱只要男方帅，或者浪漫就可以了。但是年纪大了，才发现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说女人现实，但这其实取决于男人的实力。”她说。

——向治霖《东莞流水线群像》

2018年第4期

关于“读书无用”的观点仍然有其市场—过去是，现在也是。这些身陷其中的人，并非全都清晰了解和认知到这种想法，却因为特定的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难以和“知识”产生串联感，继而自知或不自知地对“读书”产生短视的看法，过早地结束了学业。不过该上的课不会缺席，社会还会在日后重拾教鞭，给他们上一堂残酷的教育课。

——黄靖芳《当年那些不读书的人现在怎样了？》

2018年第11期

那场公共事件中，一个被化名为“小希望”的女孩，先天无肛，很多疾病缠身，家人在天津救助无望后打算放弃，把“小希望”送到一家临终关怀机构。

当时，正处于哺乳期的陈岚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即从江西飞往北京，连夜赶往天津。当晚，陈岚冒充孩子的母亲抢走“小希望”。

从临终关怀前往北京途中，陈岚给这个孩子喂了3个小时的奶。 

一位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的观察者强烈谴责陈岚的这种行为，并称之为谋杀式喂奶。因为胀气增加，无肛女婴排泄受阻，将让孩子更加难受并加速孩子的死亡。

——韦星《双面陈岚》

2018年第13期

美国观众的中国印象并没有更新，李小龙的影子被投射在今日的吴京身上，而且民族主义式的英雄依然得到了最广大中国观众的拥护。当然，民族主义的情绪有时候常常显得缺乏思考，“东方本位”式的呈现又往往过于看重他者的眼光，虽然说这些东西在中国电影中并不是天然应该摒弃，但除此之外，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观众似乎多年来一直在这两个圈圈里打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城市”现象，提醒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和文化的倾斜天平之上。

——荣智慧《西方超级英雄杀到中国城市》

2018年第1期

久居都市的人，早已厌倦了烦嚣的闹市生活，忽遇一西关古巷，必定欢喜若狂，视之为珍贵去处。一幢幢建筑是冰冷的，但细腻和场景化的生活情趣和文化韵味，使这个地方开始变得有活力，有温度。在永庆坊内部小尺度的街巷空间及静谧亲切的氛围中，西关韵味和人情味正好抓住了城市人的心理需求。用微改造来回应这点细致的需求，体现的就是广州这座城市的温度。

——杨露《诗意重回老西关》

2018年第4期

刚来深圳的时候，张志豪还心存一点幻想。从小到大，学习方面没有落后过别人，信心满满的，总觉得自己肯定能在这个城市立足。后来才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经历过才知道。“在深圳，那些家里有房的朋友就像是有定海神针一般，能让他们更有勇气去放手一搏。”而张志豪，仿佛被束缚了起来，有一种压抑着的苦恼。

——杨露《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回家？》

2018年第7期

我们翻开一本杂志，它有时政栏目、思想栏目，也有文化栏目，一位读者可能因为杂志的时政栏目而订阅了杂志，但思想、文化等栏目的客观存在，可能会促使读者阅读这方面的信息，不知不觉间它就拓宽了读者的视域，读者不至于“偏食”或者“不知魏晋”。算法则不然，你喜欢娱乐新闻，那么它连篇累牍为你推荐的都是娱乐新闻，杨洋吴亦凡鹿晗郑爽的新闻里，不会突然弹出一条关于费孝通或西南联大的新闻；并且，算法所谓的“中立”也意味着它不避低俗、无需底线，它只管推送你感兴趣的，而不在乎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曾于里《信息越多，你为何越闭塞？》

2018年第2期

中国有最灿烂的武侠文化，又有最不适宜武侠精神生长的社会土壤，这是一对矛盾。历朝历代，人们在想象空间里都会对侠义精神着迷，但退回现实生活，他们又会非常自觉地防止侠义精神，在初级社群里滋长。

——李少威《对“任侠”的爱与怕》

2018年第4期

如果没有爱会怎样？生活早晚会被绝望吞噬。

——郑嘉璐，《爱在“寂静之地”放声歌唱》

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