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售 | 真实的曹操，与《三国演义》差得有多远？

孔夫子旧书网 · 公众号 · · 2020-01-12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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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姜鹏先生签名钤印《稽古至治： 司马光与》（一版一印）

《资治通鉴》被称为“皇帝教科书”，这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法则的史学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必读之书。那么一千年后的我们，应该如何读懂《资治通鉴》？著名历史学者姜鹏，倡导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钩沉隐性的史料价值，参悟个中三昧，发现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的哲思。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坛名师。师从经学史大家朱维铮，专研中国传统文化。从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曾承担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已出版《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帝王教科书》《德政之要——中的智慧》《齐家与治国：姜鹏解读》等书。

历史叙述无法避免历史学家的主观干预，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由于传统中国历史撰述的丰富，相关具体话题永远挖掘不尽。曹操形象的塑造，是这一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仍有讨论余地的话题。

裴松之《三国志》注被称为古代四大名注之首，魏晋时期不少珍贵史料中的记载由之保存了下来

裴松之引用大量史料以补《三国志》之简约，其中必然有不少陈寿当年弃而不用的素材。仔细阅读《三国志·武帝纪》的裴松之注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裴松之所引正面塑造曹操的材料，大多出自北方史学家之手；而诋毁曹操的材料，基本都出自南方文人，尤其是东吴文人之手。

试各举典型的例证。《曹瞒传》作者为谁久无定谳，然出自东吴士人之手则无疑问。《曹瞒传》中的曹操，纵非一无是处，但作者对于曹操的基本态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后世所传曹操为夏侯氏之子、年少之时游荡无度、怀奸挟诈、轻佻无威等多个故事，即出自这部书。其中最令读者触目惊心者，莫过于迫害伏皇后一节：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九年裴注所引）

这段记载令人难以采信。且不说华歆其人何至狂悖如此（华歆曾在孙策手下任职。孙权掌权后逐步显露出独立意向，同时北方逐渐稳定，中央权威也得以树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歆放弃孙氏，到许都任职。这可能是华歆成为东吴士人叙述敌人的原因之一），提及早已去世的伏完是明显的硬伤。

但从后人喜欢借此以为谈资来看，《曹瞒传》这一矛盾冲突剧烈的情节塑造，显然是成功的，曹操大逆不臣的形象跃然纸上。和《曹瞒传》同类性质的著述还有《吴书》、《吴录》、《江表传》等。其中有些著作迟至两晋之际才问世，但检核其背景，无一不与江南传统有关。

另有一类性质截然相反的史书，同为裴注称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署名作者为王沈的《魏书》。为方便与《曹瞒传》中的曹操形象形成对比，我们可以从王沈《魏书》中挑出这样一个例子：

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勋于庙，甲午，始春祠。令曰：“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裴注引）

这段文字叙述的背景，是建安二十一年春，身为魏公的曹操祭祀家庙。所谓“令曰”，指的是曹操的教令。按礼，祭祀祖庙当解履登殿。但曹操指出，自己蒙受汉献帝的恩宠，被允许上殿面君时佩剑不解履。如果参君不解履，祭祖反而解履，那是让自己的祖先尊贵于君王了，所以曹操最终决定祭祖时也不解履。

我们不讨论这件事可不可信，关键是这里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对汉室恭敬尊崇，不惜贬损祭祖礼节，与《曹瞒传》中大逆弑后的曹操形象恰成鲜明对比。《魏书》的署名作者王沈，虽然在魏晋之际扮演了投靠司马氏的急先锋，但就《魏书》本身而言，却是曹魏时期仅有的官修“国史”。除王沈之外，当时中原名士大夫荀顗、阮籍、应璩等都曾参与其事。对这部书的评价，唐代史学家说：

“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晋书·王沈传》）

与《魏书》倾向相近的，还有鱼豢的《魏略》，也是典型的北方史学家作品。所不同者，《魏书》乃官修，《魏略》为私作。

王沈《魏书》中的曹操形象不是实录，《曹瞒传》中的曹操就一定是实录吗？很难讲。这两个曹操，哪个是比较真实的曹操？持不同意见者，恐怕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而这种分歧，自从将曹操作为历史叙述对象以来，就一直存在。

再举一个不同立场的史家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诠释的例子。

中平六年（189年）曹操因躲避董卓而东归，路经吕伯奢家而酿成血案，此事虽不为《三国志》所取，却广为流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孙盛《杂记》都记载了这一事件，但诸家对该事件的解释又都不同。先看《魏书》怎么说：

“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

再看《世语》的记载，完全不同：

“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两种记载唯一的共同点是吕伯奢不在家，负责招待曹操的是吕伯奢的儿子。在《魏书》描绘的情景中，吕家子弟抢劫财物，曹操自卫反击。而郭颁《世语》借此事描绘的曹操，却是多疑而不惜人命的奸雄形象。

王沈《魏书》的立场已如前述。郭颁生平事迹隐晦，据现代学者考证，应该是两晋之际人。从担任过襄阳令这点来看，郭颁采择南方人的历史叙述以成《世语》的可能性很大。襄阳是刘备势力集团的大本营，东晋时期的襄阳籍史学家习凿齿正是尊蜀黜魏的第一人。地域差别，体现在王、郭二人对吕家血案的不同解释上。

▍《魏书》与《世语》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曹操形象

平心而论，这两种解释，都很难让人接受。《魏书》中的吕家子弟不知礼数到无可理喻，以至于劫夺父客。《世语》中的曹操自相矛盾，既如此多疑，又何必投宿吕家。正因为这两种说法的漏洞都太明显，所以有了第三种版本，即孙盛《杂记》所载的版本：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魏书》《世语》《杂记》对该事件的记载，皆见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平六年裴松之注）

孙盛通过制造曹操和吕氏家人之间的误会，来弥缝前两个版本的破绽，使得故事看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孙盛的记述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说是文学创作。其实对于孙盛的修史态度，裴松之也早有批评：

“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五年裴注）

很显然，孙盛所述，是后来《三国演义》相关回目的蓝本。只不过小说家笔下的曹操形象，比孙盛描绘得更腹黑。由于我们无法断定孙盛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所以也就很难批评小说家们是否在更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孙盛生活于东晋，对三足鼎立时期各政权的态度，也没有太明显的倾向性，故虽是折衷润色，却未刻意褒贬。而在孙盛之前的很多史家则不同，因离那个时代更近，南北史学各自受区域叙述传统的影响更大，所以呈现出极端相反的曹操形象。

可以想见，在第一批整理曹操以及相关史迹的历史学家中，政治立场强烈干预了他们对史料的采择与处理。随着时间的推延，史实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立场倾向在决定人们如何确定曹操形象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具有不同立场的人群间，明显存在“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现象。

接着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普通群众熟悉的曹操形象。应该认识到，戏台上的白脸曹操，并不是与历史认识毫无关系的单纯艺术形象。否则，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不会发生由郭沫若、翦伯赞等一线史学家亲自领队、一哄而上为曹操翻案的现象。以《三国演义》和大量戏曲剧目为代表的三国故事，其实是某种精英史观的延伸，并以故事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群的历史认识。

为戏曲舞台上白脸曹操开路的，是萌芽于东晋，成熟于北宋中期的黜魏尊蜀的“正统”史观。历来对曹魏政权的性质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曹魏政权来自汉的禅让，有合法来源，故在分裂鼎立之际代表正统。在史学著作中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作品是陈寿的《三国志》，而且这一观点在西晋时并没有遇到太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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