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08-2 拉斯基 | 卡尔·马克思：一篇短论（下）

分析马克思的个性并非易事。在他的遗传特征中，我们找不到丝毫的反叛迹象。与其说早年的教育使他承担了这一事业，不如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成为欧洲破坏性的力量的领袖和中心，那也是他出生于反动政体之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他无疑也会通过坚持“破坏是重建的基础”来反对这样的表述。他努力探寻革命的永恒动力的历史基础，以及解放血肉之躯免受奴役的唯一武器——像他意识到的那样——就是暴力。这一观点使他成为与达尔文这位经济演化的普遍法则的揭示者并驾齐驱的人，其中暗含不少真理；但是如果将他与卢梭和卡莱尔这些人类的伟大先知放在一起，这一论断就没有那样准确了。

因为实质上，马克思得以出类拔萃正是由于他具有先知的特性。除了他自己，马克思对其他预言无动于衷。他不能容忍差异，就像对待普鲁东和巴枯宁一样；他对所有和他的思考方式不同的人予以轻视，就像他在与恩格斯的信中表现出的那样——他从来不懂得同事之间相处必不可少的艺术。马克思太轻易将与自己敌对的观点当作他人道德罪行的证据。他十分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发现，没有丝毫的热情去对之加以优先的考虑。同时，他也很少大方地赞誉那些对他有启发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参与一项运动就意味着要占据领导权；他不太能够甘居第二。马志尼这样描述他：“憎恶，在他心目中超过了爱。即使憎恶有它的事实基础，这也是不合适的。”这一评论说明了一个一针见血的事实。马克思深陷那些非继承性的错误的泥沼，这无疑遮蔽了他对人性的整体性了解。他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如何匡正它们，以致他不能很好地评估其他替代性道路的价值。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依据他自己的结论得出的观点是多么偏颇、多么不完整；他所着手做的研究太过庞大亟须耐心，以至于他并不总能精确地衡量他所运用的证据。

事实上，马克思是一位高尚的但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友人们可以证明马克思本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然而公共生活中的马克思并非这样。马克思攻击其早期的朋友如布鲁诺·鲍威尔，或如他一样热忱追逐光明的探索者普鲁东，这其中带有一些不健康的怨恨。他对普鲁东的指责——即便被提及到他具有某种破坏的欲望——仍是非常狭隘的。虽然学识广博、充满胆识、心怀对普罗大众深厚的同情，马克思却从未能掌握和个人相处的奥秘。毫无疑问，对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舒适的生活并且经常将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于危险境地的流放者来说，这大都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马志尼却能够从与马克思同样困苦的经历中体会到生活甜蜜的芬芳。马克思也不能适应政治生活中一些必要的妥协——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马克思将反省局限于对待他人，从来不去尝试对自身进行认真地审视，而这常常是政治智慧的开端。

以上对马克思个性分析的尝试毕竟是非常根本性的。对于一位思想家个性的未曾注明的假定是更为重要和急迫的，因为它们并不呈现在印刷的世界里。每一个伟大的哲学诠释说到底都是一部精神的自传；马克思不会想到他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人们能够从中了解其个人经历历史的原始手稿。他早年的激进主义应该被证明是他从事大学教育事业的障碍——这一点对他的著作意义重大。同样重要的是，他本应该了解被放逐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利。同样不无关系的是，在伦敦住了30年之后，他最终还是以一个德国陌生人的身份来体验事实，并且构建了一套语境与他周围环境迥异的理论。他的思想中那些不易被人理解的阴影部分从未引起他的足够重视——甚至当这些被他用于评判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时，也不过是其一块潜意识里的试金石罢了。因此，当他用超凡深刻的语言描绘出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时，他很少会洞察到人类内心生活的实质。因为他的学识对这些比较陌生，所以对有关这些经历的文章（例如宗教）他既不能同情也不能理解。他构建了一种——总体说来——对人类抱有强烈愿望的哲学；但这还不是如卢梭哲学那样直接从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中喷涌而出的体系——尽管具有它所有的缺陷。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观念中假定的逻辑具有欺骗性，这部分是因为他未能很好地测试自己的假设，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笼统看法正好和全部的事实完全相反。

（马克思在伦敦的故居之一）

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部分，它们在其文章中被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并没有必然的相互依赖性。它们核心的经济学立场是价值理论，马克思尝试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被剥削的方式；作为一个推论，他从对未来的预言的重要结论中得出了资本日益集中的观点。从历史层面来看，这是一次完全用经济学术语来解释运动和制度发展的尝试。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坚持阶级之间的对抗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驱动力；也正是这种推动力作用于满足经济的需求——所有变化都应该追溯到它。从哲学层面来看，这一见解导致了一种完全将人性物质化的观点；应当注意的是，后一观点与功利主义学派通常的观念有十分明显并且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从政治层面来看，马克思的学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关为工人用以获取权力的方式——革命辩护的学说；另一部分是有关专政作为工人巩固政权的方式且并用以保证人类普遍自由状态的学说。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上。这一理论经受不了批判的检验；它与事实相违背，且远不能自圆其说。它本质上是对李嘉图某些不严密的语句进行狭隘的解释；后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商品的任何价值应该按照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来计算。然而，马克思忽视了这些限制条件；他用以支撑他理论的证据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李嘉图的。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不是商品所固有的单一特性，交换价值是一种具有和所有其他特性一样的能够被交换的特性。因为人的劳动是所有商品都具有的唯一特性，劳动就成为衡量交换价值的标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劳动是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是一种有关量的而非质的等量。它是一种只针对生产耗费时间而非针对最终耗费或最后产出的测量标准。劳动被有差别地支付仅仅与在一定的既有的商品生产中“凝结”有差别的劳动多少有关。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就是满足生产劳动者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此便可清楚得出，工资就是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如果我们假定工人每天工作6个小时就能生产出他的生活必需品，而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那么他所生产的价值用8小时算，比上6小时，也就是说有1/3富余——马克思将这种额外的生产叫做剩余价值，他认为资本家就是将这些从工人手中抢夺而来的剩余作为自己的利润。因此，通过按市场价格购买劳动力，资本家马上变得富裕并开始剥削他的工人。在任何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别是自由竞争的地方，情况一定是这样的；当然，这就必然得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才能停止对工人的剥削。

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花时间细想在这分析中暗含的谬论。逻辑上，除去其他的区别，马克思没有理由认定劳动的质量就是衡量的普遍依据。他也没有理由提出，除了劳动，所有的商品想要有价值都必须至少有一共同点，即满足某种需求——也就是说实用是价值的必要因素；我们不可能制造飞机，除非我们断定有人想要用它来飞翔。马克思同样没有理由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价值的计算标准。工资的差别不仅仅由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已经是经济学上的陈词滥调了。培育一位手艺差的木匠的花费不会比培养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少，但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生产出产品的质量具有一种与劳动耗费很不相同的价值：它具有一种经济学家叫作“准租金”的价值，这种“准租金”发生在产品的价值交换中。

这还不是全部。无论哪里存在一种产生地租现象的生产，价值的计算不是依据平均成本，而是依据边际成本。马克思没能注意到这一局限，这就导致他没能认识到地租的特性，并由此导致明显的矛盾。他也同样没能考虑到需求波动的影响。他似乎将需求看成处于完全的静止的状态，结果陷入所有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强调的难题中。更进一步说，对马克思而言，“购买劳动力的花费是社会最必要的花费”，也就是保证劳动力能够被生产出来的最低花费。这一理论被立即运用于对他的假说范围的测试中，而这一假说在之后的运用中彻底的失败了。因为如果工资代表了生活必需品的花费，而无产阶级他们的工资高于必需品的净花费，那么这一阶级的实际存在就明显使得整个进程失效了。事实上，工资水平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难题，在这里逻辑思考并不能扮演全部的角色。例如社会良知，就劳资协商会来说，可能坚持认为工资率应当历史性地高于“社会必要花费”，贸易联盟可以通过联合他们代表的力量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选择采取一项以最小限度文明生活为基础的政策——在其中工资标准是固定的，那么马克思从他的价值理论中推导出的工资铁律将会立即失效。

而且不能忘记的是，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以非工资形式出现的任何收益都被看成是不劳而获。对于租金和利息，这可能不是不公平的描述，但是如果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掌管生意，不是劳动并且不创造价值，这就是与事实不相符了。甚至当马克思对这件不可能的事渐渐产生怀疑时，他还是简单地认为管理收入是诈骗不屑一提，并且认为所有利润都包含了将企业家的利息、工资和报酬区分开来的剩余价值这一因素。但是如果利润不是工作的报酬，那么就应该紧接着认为：资本家也必然要拿走这些，否则就意味着他天生具有一种节制的品质——而通常情况下，马克思并未将这一品质赋予资本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从商业现实，还是从纯理论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了整个社会阶级的赞同、被奉为真理。因此，我们值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探究它拥有什么样的魔力，他的思想从何获得稳固的支撑。或许前面已经暗示过，这一魔力其实很简单。对专业的经济学家来说，利润和租金之间的区分是基础。李嘉图和纳索·西尼尔这些人从收入中看出两者之间的自然区分：布莱特这些制造商的收入，无论他的财富大小，其中既包括了辛勤工作的磨坊主的合法收入部分，以及作为一名土地所有者——公爵的非劳动所得的非法收入部分。当他们在为将自己的生意从敌对的地主阶级的控制下解救出来而斗争的时候——就像在马克思自身的成熟期一样，他们将看得更为清晰。但是对劳动者来言，就像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这样一种区分与实际目标无关。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划分为以工资为生的穷人和那些以非工资收入为生的富人。假设，就像马克思假定的那样，剩余价值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些不以工资为生的富人的存在是因为那些靠工资为生的穷人。工人清楚自己很贫穷，他们同样清楚他们生产了超过他能够消费的财富，只是过剩的产品被那些相对少数的富裕阶层——通常是无所事事的人瓜分了。诸如马克思这样的理论，作为对他们受压迫处境的自然解释通常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马克思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是利用逻辑判断的理论自洽性，而是因为它概括了马克思所知道的最能打动人的体验。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工资的定律得利于这一理论的本质特性，将会在每一个商业萧条期获得新的拥护者。任何时候，当有效的商品需求呈现衰退，或者当贸易联盟的抵制力量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对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的影响将会与马克思认为的那样非常相似，这就是他们通常的关系。因为很少有商人具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够意识到，除了通过降低工资的方式削减价格，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振兴市场。因此，工人的认同将不可避免地从剩余价值转移到马克思按照其物质状况建构的哲学上来。

资本日益集中这一规律是建立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复杂程度越高，管理生产设备的人数将会越少。人们所作的一切都会促进这一过程的加剧。新的交往方式已然建立，很多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小资本家的能力范围：重要机械的发明超出了他们的财政能力；领土统一摧毁了他们曾经享有特权的本土市场。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即刻的也不是直接的。资产阶级花了三个世纪来剥夺工匠，并且创造出无产阶级；然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过度的生产造成了一群新的预备工人；土地的使用方式由耕种代替了放牧，这一点使得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迫使一向独立的生产者们沦为工薪阶层；资本主义制度也由国家的成为国际的，整个世界都成为它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包括日益增强的集中化，直到对生产力的控制达到一个临界点，即它在私人手中不可能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财富积累发展而来的是工人阶级的壮大。工人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政权带来的苦难。他们成为受难者这一过程的原理使他们从训练中学习纪律变得十分必要。“资本家私有财产的丧钟随后敲响。剥削者被剥夺。”对大资本家来说，他们接替的政权被工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夺取了。资本主义的最后结果实际上就是它的自我毁灭。用黑格尔的范式解释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它的发展状态恰恰应当包含一些暗含着它必将毁灭的规律。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坚持这一论证过程中所包含的重要真理而接受它的结论。大规模企业之间竞争所带来的损耗是现代商业的常态。托拉斯或者卡特尔是工业发展的典型性症状。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些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简单性的重要局限。联合股份制公司增长的收益在更广泛的圈子中进行分配，惠泽了那些对收获利润感兴趣的人，即使它限制了那些实际掌控工业化进程的人。然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小产业，以摄影业和摩托车修理业为例，这些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增加小公司而不是发展那些规模大的。但是，和这一发展并行的是一场十分显著的信贷集中化，地区财政持续不断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当然，除了美国西部大规模的耕种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外，农业在特性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然而在调查权衡之后，否认出现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对工业的反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它毫无疑问地引发了那些具有某些所谓规范的工人们的需要，这些规范源自一种工商企业的条件被日益强调的状态。但这也不是全部。由于某些产业自身的特性，它们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不能将它们置于个人行为可能导致混乱之中，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剥夺者实际上没有被剥夺，那么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一种对某种国有化形式的需求（如煤矿和铁路那样）；或者就像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研究产生了《工厂法案》，由此可以合理地认为：1919年煤炭委员会和1920年码头工人的调查结论，很可能给私人企业继续存在设定了一个期限。实际上，资本主义为垄断作了准备，后者直接影响了迈向某种形式的国家管理的共同体。

如此看来，这一观点当然不包含被马克思看成是资本主义日益集中下不可避免的论断——革命理论。的确，它完全没有必要包含有关社会主义政权转变这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看来意味的是：要将一些对社会福利十分重要的产业从被个人利益剥削的危险中解除出来。有关资本集中必然会导致斗争这一逻辑是马克思从其他材料中获得的。它是马克思历史解释的推论——泛泛而言，这可以用“所有历史现象都是经济环境的结果”来概括。而对于这些，法律和社会的制度与每一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一样都能做到有迹可循。生产体系是一个最终的因素，简言之，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写道，新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所以同样在封建时代，我们会预见立法反映的不是普遍的权利，而是那些与维持封建制度相共存的权利观念。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观念变了，那么变化的原因就要到经济制度之间的变革中去找——一个新的外部世界带来新的内在观念。让妇女大量地参加工业生产，就像伯兰特·罗素先生指出的那样，甚至是一些柏拉图和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也不能阐释清楚的观念，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200年以前，贵族应该去城市居住是不可想象的；今天，金钱将政治生活纳入它的范围，以致直到贵族阶层在城市有他们的代理人时，公司的开张计划书才完整。

没人怀疑这一见解很大程度上的真实性。没人能写出英国清教主义的历史、争取信仰自由的历史、或者美国革命的历史，除非他们能为作为其历史解释基础的经济动机作辩护。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坚持将经济背景作为全部解释的方法也是根本错误的。经济环境不能够解释巴尔干半岛自杀性的民族主义。1914年的世界大战可能很大程度上出于商业帝国主义的争斗，但是那里也存在着国家观念的竞争，这和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从历史上看，宗教在决定社会观念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在《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订之前，与物质条件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重要的。路德代表的不仅仅是对罗马教廷经济勒索的抗议。事实上，人们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单个的原因产生冲动。爱的力量、群体心理、竞争和炫耀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和用来解释物质环境力量的占有欲几乎同样重要。恩格斯看来确实意识到这一正统观念的狭隘，因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将社会发展的主导角色归因于经济动机，主要是因为其对手对此的忽略，“而且不是总有时间、空闲和机会来公平地对待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订）

但对马克思而言，经济动机不仅是决定者，它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麦迪逊说，“派别产生的唯一永久性根源就是财产”，马克思也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就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开始。紧接着，社会将被划分为拥有和不拥有私有财产的两种人——一种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力量被揭示出来。至于那些有产阶级则根据他们自身的喜好塑造这个社会的文明：他们控制政府，他们制定法律，他们构建与他们想法一致的联邦社会制度。奴隶和自由人，主人和仆人，这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永久对照。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斗争立即被简化，然而也更加激烈。从这以后，开始了阶级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问的斗争。恰恰就像每一个过去的社会秩序里都秘密蕴含着它继任者的萌芽一样，就像封建主义孕育出资本主义，所以后者也在自己体内蕴含着它的继任者——社会主义的萌芽。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在他看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苦难，而胜利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不能继续当权，因为它不能保证它的奴隶的最基本的生存。”反抗的思想在工人们中不断蔓延，最后他们通过革命获得统治的权力。

这一解释的基本内容在很大意义上是准确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老生常谈；并且不妨补充一句：否认这一点的重要性就会陷入历史不可知论。马克思与其前辈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他从对阶级斗争意义的认识中得出的推论：对麦迪逊和基佐这些人来说，斗争的事实催生了一种对其意涵的恐惧感，以及对一种能够解除危险的方法的探求；而对马克思来说，斗争是根本的，无论是斗争的方式还是最终的结果对他而言都同样明显。麦迪逊对一场正义的胜利是否能避免遭受出卖，或者我们追求的是否是一个错误的目标一直存在某种不确定；而马克思认为整个过程都是决定好的，除了在1870年这一短暂的时期，他的思想中似乎没有闪过一丝动摇。

无产阶级用以获得政权的方法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学说中，或许已经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来源。这种方法就是革命。钢铁般严厉的独裁统治将会巩固这一新体系，直到过渡时期已经有效地缩小了与共产主义的差距。马克思并没有对所有这些暗示视而不见。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在每一阶段对所有权进行持续无情地捍卫的历史，它们是通过在任何时候排斥道德要求的方法来维持的。如果斗争和1848年6月那段日子一样极端，或是像巴黎公社那样从其反对者身上一丝不剩地榨取痛苦，那么资本主义或能得以保存。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可能导致社会改革的让步，但是这仅仅是欺骗。一旦工人的需求触及了一个真正重要的关键点，他们将会遭到武力的镇压。这当然就意味着，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武力介入，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必须抓住革命的有利时机；但是直到这一时机到来之前，工人阶级必须在他们权力范围内做一切努力来扰攘现存的政权。即使在具有自由思想的资本家帮助下获得了很小的胜利，“从胜利的第一时间起，工人们必须唤起他们的警惕来对抗他们之前的盟友”。他们必须创建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人委员会、地区工人会议，建立无产阶级制度并扩大他们的影响用以对抗那些中间阶级国家的影响。共产主义者必须武装工人阶级，并且尽全力削减资产阶级掌握的作为主要防御力量的国家军队。在有工人参加民兵组织的地方，他们必须在其中成立秘密组织来掌握领导权。同时必须建立起他们自己独立（如果能够隐蔽）的军事力量并且利用各种途径获得武器装备。对那些在工人阶级中有煽动力和影响力的民主主义者，必须提高警惕。实际上，必须对旧社会秩序的每一处进行打击。共产主义者只有两种职责：为革命做准备；或者当其已经准备好的时候进行成功地巩固。他们不能将这看成是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只能看成是将孕育于旧制度中的新社会的各个因素释放出来。

而且，巩固时期必定实行强硬的独裁统治。马克思从未有过在这一时期进行民主统治的幻想。除非这样征服的战地已经巩固，不然自由的理想是不可能维持的。革命常常引起反革命；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对反击保持警惕。革命，事实上需要革命的阶级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各种方法来确保达到目的。它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怜悯或者懊悔。革命的职责就是恐吓反对者使他们从敌对到默许。它必定要用死刑、监禁、强迫劳动和控制舆论等方式来解除对抗。因为它不能允许任何企图用暴力推翻它所建立的基础的努力，所以它必定要消除任何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攻击序幕的批判。革命是一场战争，一场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战争。必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灭亡资本主义，因为当资本主义已经将生活本身变成最便宜的商品，那么就没有任何必要对它的牺牲不满，而且无论怎样，这一结果都是值得付出的，因为它摧毁了未来被资本主义兜售的可能。马克思这样评价巴黎公社：奉行自由主义的传统形式将会成为对信任的恣意背叛。事实上，巴黎公社的终结太过伟大，以致不能很好地对待它采用的方式。我们不能期望出现一场和平的革命。尽管马克思对英国的情况持有某种怀疑，但总体来说，他还是认定一场暴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工人们可能在选票上占领国会，但是不管怎样，这种政治力量是虚无缥缈的，当这种力量被用于攻击所有权时，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武装反抗。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并且对民主公然持轻视态度：民主是与现实无关的资本主义的发明，只是被用来蒙蔽人们。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遭到背叛，马克思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一观念：信任必须建立在阶级意识强烈的少数派身上——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多数原则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地位。有关美国的记载就是坚定的少数派之间争夺权力席位的冲突。提出那些需要讨论征得一致同意的事情，踯躅于共产主义学说显著的正当性最终将说服人民接受它的信念，是完全忽视现实的。人民对于他们能够承受哪种解决方式常常持有勉强同意或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共产主义者必须按照如下的设想来行事：除了执行自己的信念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这场革命最终将会达到什么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将会采取哪些形式，这些马克思虽有论及但言之寥寥。显然，尽管他站在公正的一方，对历史长河中的遥远未来进行探索是一种最不划算的赌博。他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摧毁以及其后的那段过渡转变时期。一个新的富有成效的体系一定包括一些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新制度。当然，社会主义的一句格言所描绘的“从每个人按劳分配，变成由每一人按需分配”的社会将会成为现实，对此马克思深信不疑；他也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绩效将根据劳动时间（这可能是一种不一致的假说）来计算。但是马克思总是强调未来须由未来自己来决定。他坚持分配的标准在过渡时期必定是不平等的。像他认为的那样，诚然你可以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祸进行毁灭，但是重建却不是一个即刻或者自发完成的过程；所以他从来不对这段中间期的持续时问设定限制。我们有必要等到新的富有成效的体系产生的习惯创造出一种哲学——在其中平等的教义取代了资产阶级对个人权利的假说。而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消灭那些使得阶级差别存在并且奴役大多数人的政权。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秩序有信心——在这个秩序中整个社会劳动的力量将会谨慎地交由共同的福祉来支配使用。

一代人一旦见证了这个被机关枪和刺刀支持的主义，就不太可能再小觑它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的许多发展都没有偏离马克思的预测。任何了解美国科罗拉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工业斗争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而想要揭示资本主义并非一贯情愿试图去超越的非理性界限是很困难的。匈牙利和芬兰共产主义者的遭遇，也正在马克思的预见之中。像南威尔士的矿工这些孤立的团体不仅力量弱小而且常被雇主虐待，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代议制政府，至少在其经典形式上，看起来没有办法证明那些功利主义支持者的高期望的正当性。世界上每一个试验过普遍选举的国家都体验过理想破灭的感觉。甚至认为理性在政治斗争中只占很小的地位，或认为信仰只不过是寻求个人欲望满足的非理性冲动，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事。即使人类文明教化的普遍标准存在改进（例如对强加的不必要的痛苦的日益增长的抗拒），阶级斗争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相反，过去10年发生的事却直接揭示出了斗争的恶化；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根本上质疑所有权的时代。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得以存续的交易筹码就是作出这一代人以前看起来没必要、也不可想象的让步。

然而，马克思视野内总体氛围的大致情况很难证明他所依靠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的。本来，为革命做准备是与巴黎公社斗争本质上不同的一个问题。平民百姓以一种必胜的心态摧毁一个其陆军和海军都不再为其提供支持的政权是极有可能的，就像很早以前被克伦威尔证实过的那样，那些对统治者不满的武装力量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统治者的主人；但是对处于现代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政党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除非他们占据多数，由此军队对政府的敌意才是十分确定的，不然他们也不能获得任何大规模起义的必要装备。他们将不得不去控制全国的军工厂；这将意味着根据假定原本就较小的力量的（进一步）分散。他们将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至少保持默许的状态；他们将不得不保证食物的供应——在任何除了农业占主导的社会里，如果国际信用在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损害，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工业的条件下，即使我们将总罢工与革命等同起来，困难也是巨大的。一场总罢工很有可能胜利成为一场反战的抗争——因为战争的阴霾在将来可能唤起一种不可抗拒的坚定的情感；但是在其他任何不那么激烈的议题上，如果想要保证再次胜利，陆军和海军就必须掌握在罢工者手中，这似乎是非常确定的。因为现代军队能够提供所有与运输有关的服务；它能够保证食品的分配，而能源问题也变得与采矿业越来越不相关。马克思有关被秘密武装的少数人在一次行动中获取政权的看法，在现代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将意味着：不是现存的政府太过于虚弱以致它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作为一个政府而存在，或者可能就是有相当数量的群众积极地同情革命的少数人——现代文明社会的公开性资源使得像马克思那种秘密地准备庞大计划的假定成为不可能。

但是，这不过是困难的开始。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由简单的国家构成的体系的假设，贯穿着他分析的始终：国家生活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每个国家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这些假设的每一条在现代世界都只能部分适用。像英格兰这样完全依靠国外贸易的国家，除非它的邻居极具善意地看待革命的结果，不然不可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以美国为例，这种态度是不太可能的，美英贸易关系的破裂将会对这个国家的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这还没完，我们十分清楚，革命带来的在操作方面的分歧，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例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必定至少有三种其他的重要因素。美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得不面对距离的问题，这一点可能在最早期的阶段使革命夭折。它也不像在法国一样，资本在国家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从美国的角度看，华盛顿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不那么大。想要控制整个大陆，意味着要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铁路系统。即便克服了这一难题，纷繁复杂的民族差异也有待平息。德国人、法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波兰人，这些人都有他们不同寻常的特征——美国的资本家已能够对之加以利用，造成对他们共同的不利因素；很难看到每个民族群体的共产主义少数派的呼吁怎样能够超越这些（民族的）差异。即使这样，宗教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拉丁人心灵中的对于教堂的信念，很难轻易地解开。对于只强调经济动因的马克思而言，容易忽略上述这些困难；但这实在是太过于狭隘的一种观念，以致他从一开始就没能认识到每一个微小的诉求都能够强烈地刺激到其他因素。即使辩称在我们的时代，可以允许马克思假设像民族和宗教引致偏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尽管这一点是可疑的），同时经济差异所造成的藩篱是唯一重要的，马克思的结论也不能遵循。因为在普选的时代，应该是有可能的通过选票来获取议席，并将反抗社会主义民主的污名抛给资本家。

不过，对于马克思未能充分考虑的问题有其他解决方法。第一，实行过暴力的社会所产生的普遍后果，特别是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实质已经印人人们头脑；第二，存在着一种产生于这类政权里的反对力量的代理人之间的特殊心理结果。马克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部分因为他认为，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因为他确信无论必须做出何种牺牲，最终都会被结果证明是值得的。当然，这种态度只不过是马克思在总体上未能充分认识到政治心理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实存疑，一点不具正当性的决定论的推论。因为如果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被任何让你碰巧深信不疑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那么显而易见就不用期待现代国家可以得到安全和秩序了。战争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残暴在和平时代被压抑的冲动一旦失控，将会彻底地摧毁现存的相当不错的基础。如果生活成为一种有组织并且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文明将很容易衰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些上了年纪的幸存者将会述说如传说一般的并不期望他们孙儿们能够理解的有组织的欧洲，就像存在于威尔斯先生想象中但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景象一样。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远不能被证明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林荫大道，它将成为一种在那里共产主义政权所需要的革命动力将不再被期望出现的存在——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正是抑制那些由暴力行为所释放的欲望，而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指示过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即便撇开这一问题，一个更深层的观点必将被提出。马克思曾设想夺取政权，并且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密控制，直到人们已经为共产主义做好准备。但是他并没有指出这段时问大概要多长，也没有指出我们有多大的把握认为那些扮演管理独裁者角色的人将会愿意在适当的时间交出他们的权力。历史上常见的是，权力会毒害腐蚀那些行使它的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者将会在这方面与其他人不同。同样根据推测，当他的政权已经排除了那些反对的可能性时，想要挫败他的恶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没有任何行使独裁者权力的集团能够保持民主责任的习惯。显而易见的是，像亨利·梅因爵士和菲茨詹姆斯·史蒂芬这些人在印度养成了专制管理的习惯回到英国之后，他们开始对民主的题中之意——缓慢的劝说程序感到不耐烦。长期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与那些被管理的人的思想与需求相脱离。因为统治阶级希望努力获得他们自身的利益，一种对永久地位的期盼，可能是～ 种希望保持属于他们职能的体面和自身不可替代的愿望，同样他们会付诸行动来保证这些。总之，这些不过是强调每一个政府体系都会养成一种积习的体系，并且我们进而可以推出，马克思主义的独裁也会产生一种积习，这些积习对马克思最后指望的政权的实现是致命的。每一套历史上著名的政府体系具有的特殊弊病，是一种将个人私利与公共福利等同起来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指出共产主义者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是承认了他们的人性罢了。可以补充的是，如果他们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交出了政权，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显然是出于他们非经济的本质，将会使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原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