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并非与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而是在世界体系中维持旧有的国际关系模式，制造和加剧严重的不平等，为美国带来优势、利益和特权。
“我们掌握着世界上50%的财富，但人口却仅占全球的6.3%……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人羡慕和怨恨的对象。”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如是说，他是战后美国“遏制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
“在未来，我们真正的任务是构建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能够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凯南表示，“我们不应再谈论提高生活水平、人权和民主化。我们用更直接的权力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到那时，我们越少受到理想主义口号的阻碍就越好。”
这种不平等的地位确保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财富和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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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与国际体系的运作和美国的盟伴网络的成功密切相关。美国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通过北约以及美韩、美日、美澳等双边安全伙伴关系，为相关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军事援助，扮演着“霸权稳定器”的角色。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捍卫战后全球财富和力量分配悬殊的结构，就等同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维护这一结构需要一套规则、规范和制度，这些规则、规范和制度被他们统称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任何不遵守这种“秩序”或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都会被自动视为“安全威胁”或“制度性对手”。
随着冷战的终结，西方媒体和政客欢呼“民主战胜了独裁”“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从当时全球的主流叙事上看，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似乎迎来了康德所预言的“永久和平”时代。自由民主的胜利被看作是“历史的终结”，它成为了单极世界崛起的思想基石。在这个世界中，美国单方面定义了“基于规则的秩序”，并把这一秩序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北约的安全理念聚焦于军事力量、控制和威慑，以防止任何势力挑战由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
这种过度强调安全措施而忽视建立和平机制的做法，导致了“恐惧-压迫-抵抗”的恶性循环。长远来看，这最终削弱了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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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费开支处于历史高位，但局部冲突依然持续，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人们必须认识到，一味依靠增加武力的安全措施并不能创造和平，也不能保障现有国际秩序的安全——如果能的话，世界早就实现和平了。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审视对和平与安全的理解，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和平议题被优先考虑时，人们的关注重点就会转向通过外交、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譬如不公正、不平等和相互理解的缺失。
解决了这些深层问题，冲突或不稳定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于是人们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安全。
通过这种方式，和平就会成为构建持久安全的基础。
如今，和平与安全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和防御范畴，而是涵盖了诸如网络战、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数字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所谓“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是一些新型的威胁，可能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其经济、公共卫生和社会结构等。当今世界在传统和非传统和平与安全领域面临着多重挑战和冲突。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美国试图打压中国以维持其主导地位而引发的大国紧张关系，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美国主导的安全政策正在加剧全球混乱。
正确的做法是优先考虑和平，然后确保和平，而不是迷信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安全能够带来和平。
北约的安全政策和实践体现的是一种过时的“进攻性威慑”思维，而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是“防御性威慑”。在“进攻性威慑”思维指导下，外交手段被搁置一旁，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都主要通过军事手段而非和平谈判来处理。遗憾的是，美国和北约拒绝外交途径，而是采取对抗、制裁、挑衅和威胁，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并错误地认为对话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当今世界各国花在军事上的开支比花在联合国上的开支高出三四百倍，还将核武器作为威慑甚至恐怖讹诈手段。尽管此举出于政治目的，但却隐含着毁灭数百万人的危险。中国也拥有核武器，但自1964年以来，中国一直坚持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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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为高效的安全策略是采纳“共同安全”的理念，即通过防御性措施来实现安全。
